凝聚改革共识　实现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2年年会2月13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是“2012的机遇与风险世界的动荡与中国的发展”。在年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后作了主题发言，全国人大财经委副 主任委员吴晓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汤敏、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等与会成员和特邀专家参与了讨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余永定：欧债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德国

　　今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构成了对世界经济的最大威胁，而欧债危机到底是否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或者以什么方式解决关键取决于德国的态度。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就是欧元区国家“差钱”。他说，现在“欧猪五国”方面，希腊的债务总额是3520亿欧元，爱尔兰为1750亿欧元，葡萄牙是1740亿欧元，西班牙7370亿欧元，意大利19110亿欧元，总计3万多亿欧元。但是通过政府担保来发债的欧洲稳定机制，能够筹到的最高限额是4400亿欧元，加上欧洲曾许诺的600亿欧元和IM F要提供的2500亿欧元，共是7500亿欧元。更严重的是，到去年12月份，通过上述措施实际上只筹到2500亿欧元。

　　但是也要看到，德国和北欧国家并不缺钱，只是不愿救助南欧诸国。“南欧国家中，意大利虽欠债近2万亿欧元，但黄金储备就价值1万多亿欧元，希腊也拥有很多可出售的资源。它们缺的是流动性，并不缺资产。”所以欧债危机并未演变为货币危机，总体来看欧元也未出现大幅下跌。

　　中国对欧洲的援助不能无条件“援助必须是互利的。欧洲必须先把自身的问题处理好，我们才谈得上出手援助。但直到现在，它们还没有把思想统一起来，内部争议仍然非常大。”

　　欧洲还是个富有的地方，虽然没有现钱没有流动性，但有财富和资产，可以用来筹钱。但是他们还是希望别的国家、别的地区能给他们提供钱。德国不愿意这么做，这是欧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欧债危机能否顺利解决或者以怎样的方式解决，取决于德国的态度。德国坚决不愿意通过中央银行印钞的方式来解决欧债问题，原因表面上在于不希望通过印钞来解决财政问题，捍卫中央银行；实际上从政治和利益的角度来看，是认为南欧人没有像德国人一样辛辛苦苦地付出，所以不能给他们提供资金。

　　除此之外，欧洲央行近期给商业银行提供的短期贷款政策比较有效，从短期来看能解决问题。但是欧洲央行不希望充当自由贷款人以及购买国债。

　　今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比较严峻，但与2008年和2009年相比，还不是特别糟，比原来预计的要好一些。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达到2%左右。欧洲经济会陷入轻微衰退，经济增速为-1%左右。如果不发生意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大概能超过5%。

　　尽管今年对世界经济的最大威胁是欧债危机，但实际上美国的问题甚至比欧洲更为严重“无论是从债务占G D P之比还是外债情况看，美国都不比欧洲乐观，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楼继伟：欧洲基础设施和实业值得投资

　　欧洲的基础设施、实业和海外投资值得中国投资人关注，是未来重要的投资机会。

　　欧债的问题短期内受货币政策的推动，市场表现会好一些，但是长期的根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今后一段时间，财政紧缩和货币扩张将是世界各国的常态，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经济都将经历一个缓慢的复苏过程。总体看来，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下行风险很大。

　　全球市场并非不存在投资机会，因为保护主义情绪在减弱，而且投资业能帮助世界经济更快走向复苏。问题在于投什么？

　　欧洲的一体化和欧债危机的发展，使欧债面临艰难的改革选择和政策权衡，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伊朗、叙利亚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国际油价，后期仍存在战争风险的影响。同时世界各国都进入了敏感的选举历程，财政紧缩，货币扩张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常态。总之，世界经济金融市场都是高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下行的可能性很大。

　　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希望一些长期投资者除了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债券之外，也能买一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券，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做了一些改革，市场流动性在增加。

　　然而，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巨大的财政压力让投资者感到忧虑。意大利的20万辆公车带来过大社会负担，民众意见也不少，亟待改革，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商业投资机构和对冲基金都很难从这两国债券中获利。

　　相反，投资基础设施和实业不仅能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而且也符合当前世界需求，有助推动经济复苏。美国复苏的一个原因在于低油价。油气行业值得投资者关注。

　　在制造业方面，过去欧洲投资保护主义盛行，海外投资不太容易被当地社会和政府接受，现在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例如三一重工并购全球最好的水泥泵生产企业普茨迈斯特，这类投资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改善。

　　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但是还面临着通胀水平较高、劳动成本不断上涨及需要长期调整经济结构等风险。中国经济未来要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和投资双拉动，其中居民收入的增长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和政策调整。“这其中既能提高居民收入，又能拉动消费的商贸业和服务业要有更大的发展。而且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社会和人均财富的增长一定要跟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改革方向存在两种意见的争论

　　中国经济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矛盾依然凸显，投入高效果却不大，问题在于政府主导，这种经济模式若持续成本太大，并易滋生贪腐。是强政府、大国企路线救经济，还是采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路线，至今仍未有定论。

　　回顾2011年，经济方面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各种矛盾都在暴露，从资源的短缺到生态的灾难，到宏观经济方面的不动产价格居高不下和泡沫可能破灭，再到通货膨胀压力凸显，一直到社会问题方面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但是据我观察，这是终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到达了临界点后的爆发。在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提出了要大力推进经济改革。在2003年的时候，当届党政领导意识到中国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体制还有很多的问题和缺陷，离上个世纪80年代设立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在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

　　改革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所谓的经济转型，十七大以前叫做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七大以后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个转变说的很笼统，效果也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

　　与它相联系的是所谓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包括经济转型也是政府主导的，结果到2011年年末，好几个重要的新兴产业都爆发了危机

　　要持续地用这样的办法实现经济转型，上一个大台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增长的成本太大。

　　另外一个问题是腐败。大众对于这种状况是很有意见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愤怒。面对这种形势，大家都认识到不改变不行，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变。从大众方面来说，各界人士，从普通农民工一直到知识界人士，对这个问题看起来意见也很不一致。对于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也有很不同的认识。理性的深入讨论不足。互联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使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参与意见，可是它不利于人们做深入的思考。特别是这些年来形成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阻碍改革的进展。

　　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有两个很强烈也很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依靠)强政府、大国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解决贪腐的问题。另外一种观点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这是更明确的。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大体清楚的目标。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吴晓玲：利用困难凝聚改革共识

　　中国的改革都是在困难的时候才可以凝聚共识，应该说现在国际国内各种不确定性会给今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如果中国经济今年困难了，那么就是中国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应该利用遇到困难的时候，凝聚改革的共识，推进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转型。”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优于以前任何时期。虽然利益集团的形成使得改革的阻力增大，但在社会民众意愿表达渠道增多的情况下，社会民众的舆论会对利益集团形成制约，也会对改革起到推动的作用。此外，鉴于2009年四万亿所带来的副作用，政府会在政府债务和信贷投放上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当前的改革路径是问题导向型的，即当某个矛盾积累到了极端的时候，就会引起政府的重视，就会去解决它，就会有一定的改进。所以，在问题导向的思路上，如果承认社会各个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并正确引导社会上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博弈，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法制，就会引导中国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出困境。今年遇到的困难会集中在就业和各种主体资金链的问题上，还有如何发挥市场导向方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通过改革释放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至少有五大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包括需求潜力、资本潜力、技术潜力、劳动力潜力和土地潜力。如果通过改革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就可以把高速增长期继续延长下去，我认为至少再保持20年是没问题的。”

　　2012年中国有三大机遇，第一个就是国际并购的机遇，现在是去海外抄底的好机会；第二个是扩大内需的机遇，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可以将力量集中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上；第三个是扩大同发展中国家投资贸易关系的机遇。

　　但风险也是并存的。第一是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第二是出口增长受阻的风险，第三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解决这些问题要把我们增长的潜力发挥出来。如果没有改革这五个方面的潜力发挥不出来，那我们可能就会掉到中等收入陷阱里，高速增长期有可能就结束了。只有通过改革，将这些潜力释放出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才可以继续延长下去。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发挥资本潜力。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制度的改革，释放农村的劳动力潜力。通过要素释放的改革，特别是形成激励创新的机制，激发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落实土地的财产权，挖掘土地方面的潜力。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 汤敏：限制国有企业无边界扩张

　　“现在国进民退或者国有企业扩张的速度太快，而且是一种无边界的扩张。”应该通过改革来限制国有企业无边界扩张的趋势。

　　这一趋势首先体现在规模上。汤敏介绍说，2011年央企与全国各地的投资签约高达8.2万亿元，仅12月份与安徽省的签约就1.8万亿元，可以说是投资规模巨大。而且，这种无边界扩张不止于投资，还包括并购等各种手段。此外，在领域上也已远远超出原有的竞争边界。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的扩张速度越来越快。“2008年的短期扩张可以用四万亿来解释，但现在扩张还在加速就非常令人担心了。”

　　而且，国有企业的加速扩张并未带来相应的效益。当前央企的总资产达到27万亿元，其中净资产10.5万亿元，而整个税后的净资产回报率只有3.2%，甚至低于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

　　对于这种现状，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国企要坚持分红，这样财政就可以有大量资金投入到民生领域；二是对国资委要更好地定位，不能仅仅是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要监督国企的分红和经营边界；三是放开利率，通过竞争方式压制银行给大企业过多的贷款；四是要对国企职工的工资情况给予一定的监督。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 左小蕾：关注国内转型中的新矛盾

　　“现在是转型的最佳时机，一定要把最大的关注力放在中国自己的问题上，解决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矛盾。”

　　判断2012年的经济形势并做出决策要有一个比较。欧债危机是2011年影响国际经济形势的最大问题，但是在2012年，这一问题不会更复杂了，因为坏的信息都基本释放出来了，而且负债国现在能够在财政上进行紧缩应对危机，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出面对私人部门进行了全面的债务重组。1998年美国长期投资基金在投资俄罗斯资产出现破产风险的时候，格林斯潘曾经召集23家债券做过重组，最终成功地避免了危机。

　　截至目前，美伊战争、欧元区解体等“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概率还较小，小概率事件不能作为当期决策的最重要依据。“应该将其放在灵活性中处理，这样就不会产生过度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要集中注意力关注国内转型中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例如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民间投资的引导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等。尤其是应该重点考虑怎样将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资金引导进入实体经济。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 许善达：建立三项国家预算体系

　　现在我国政府预算体系不统一、不完整、不规范，应该抓紧建立起一般财政预算、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和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三项国家预算体系。

　　当前国家预算体系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和资本经营预算混编；二是有大量预算外的收入。因此，他建议应该抓紧建立起三项国家预算体系。

　　第一项是一般财政预算。首先，取消财政资金预算，将所有财政资金纳入一般财政预算；其次，从一般财政预算里剥离社会保障和国有经营性资本的收入和支出。

　　第二项是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将目前一般预算中的社会保障部分全部从一般预算中剥离出来，与目前没有纳入预算的社会保障收入和支出合并，编制出社会保障基金预算。

　　现行的社会保障基金预算有四大弊端，第一，许多居民群体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第二，纳入保障体系的企业和个人承担的缴费负担比较重。第三，社保基金的总量不足。第四，未实现全国统筹。

　　所以在编制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的过程中，要推进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实现全国统筹；第二，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缴费范围；第三，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缴费负担；第四，除了社保缴费以外，国有资本的收益也要作为社保基金预算收入来源之一。

　　第三项是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要把目前分散在各种不同预算，包括一般预算，还有未纳入预算的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全部剥离出来，集中编制国有资本运算。同时，要建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除国有资本的税收纳入一般预算以外，社会保障缴费纳入社会保障预算。

　　此外，国有资本的收益要建立起全民享用的制度，也就是说国有资本收益应该划入社会保障基金，因为国有资本自身增值的需求是无限的，必须用政府立法把国有资本收益的一定比例划入社会保障资金预算，要考核每年国有资本收益进入社会保障预算的数量，其余的部分用于归还国有资本的债务和增加资本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靠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难以持续

　　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率，在某一段时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这个提高是不可持续的，将来可能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矛盾。

　　近些年，各种类型的工资都在迅速上涨，而在这背后的则是劳动力短缺。

　　为什么劳动力短缺现象会如此严重？因为在劳动力供给方面，存在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在这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第二个转折点是劳动力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到最低点，接下来就是劳动力绝对意义上的短缺。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在2004年就已到来，而劳动力不再增加也可能会在今后的一两年内发生“我国的调整时期非常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短缺会前所未有地表现出来，工资上涨的压力会更大。”

　　近些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种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地是依靠投资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率升高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逐渐缩小。这种提高是不可持续的，在劳动力出现短缺之后，物质资本继续投入将遇到报酬递减现象的制约，将来可能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矛盾。

　　日本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缓慢正是例证。因此，应该通过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并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消费和储蓄比例存在结构性失衡

　　我国的消费和储蓄比例存在着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社会保障不足、政府体制改革滞后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占G D P的比重已经持续下降到33%，但同时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奢侈品消费的大国。这一矛盾的现象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的规模可能被低估，其中少数居民的灰色收入被低估的程度更大，而部分收入主要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来投资和储蓄。与国外过度消费造成的巨大负债不同，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消费不足、储蓄率过高。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农民工不但没有被纳入基本社会保障，也缺乏在城市安家落户生活的条件。因此，他们最终会回到农村或家乡附近的小城镇。这种格局不但不利于未来的城市化继续推进，而且也不利于调整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

　　此外，政府的支出结构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例如大量的三公消费和政府投资，其中有相当多的投资是无效的，造成了公共资金的流失。这一问题的背后则是政府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政府管理方面的滞后。政府对于公共资源的管理不善，造成了大量的权力寻租现象，结果导致收入分配分配不公。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推进渐进式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引进社会公众的监督。其次，需要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使得人人都能够享有。“没有这一点很难做到社会和谐，很难改善收入分配，也很难调整现在失衡的结构。”

　　作者：方烨　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