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当把“好制度”和“坏制度”、“好国家”与“坏国家”的划分逻辑进一步推及到对文明的区分和优劣判定时，便产生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与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模式距离甚远的非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异类，而且极可能“其心必异”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在每一种宗教之旁，都有一种因意见一致而与它结合的政治见解”，美国的政治和宗教“一开始就协调一致，而且以后从未中断这种关系”。
在美国，人们的宗教和制度信念具有“同源性”，基督教信仰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美国人不但在宗教信仰上高度一致，而且在核心政治理念上也存有坚定的共识。
这种共识主要表现为对民主制度、自由企业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之理念的信奉和认同。在他们看来，宪法保护下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制度，具有崇高和神圣的意义，是一套正确性不容置疑的价值标准，它符合上帝的意旨。
《独立宣言》中有如下经典告白：“我们认为下边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对此，托克维尔感慨道，美国人“把基督教和自由几乎混为一体，以至叫他们想这个而不想那个，简直是不可能的”。美国宗教政治学家保罗·威廉姆斯曾说过，美国人“把民主的理想视为上帝的旨意”。
美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权等原则所持有的信念相当坚定。克拉克洪认为，美国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和独特性“安如磐石”；弗里和坎特利尔看到，200多年来，大多数美国人的基本政治信条，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几乎原封不动”。迄今为止，美国仍然保留着基于同一套政治理念的唯一一部宪法及一种政府体系；而同期的大多数国家则见证了宪政体制的代代更迭。
美国是一个“郑重关切”所谓“美好”和“高贵”之政治制度的国家。美国人对自身制度持有超常的自信和道德优越感，以至于认为它是唯一最好的制度体系。美国人在自身制度优于他国的自信方面具有强烈的共识。在民主及自由市场经济大有独步天下之势的现今时代，福山等人甚至认为人类意识形态的进化已经到达终点，喊出了“历史已经终结”的豪言壮语。这种“单一的、普遍的、带有支配性的”政治信念或意识形态，使美国人在制度上难以理解和接受其他可能的选择。在谈到美国人单一的制度信仰时，霍夫斯塔特感叹道，“（在他们心中）没有一些意识形态，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民族的宿命”。
依照这套对政治制度进行取舍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美国人认为不民主、不自由、反人权的制度，即便不是“坏的制度”，至少也是需要被改造的制度。对于那些制度和意识形态与美国不一致的国家，美国人会对其产生本能的警惕甚至敌意。一旦这些“坏的国家”之存在，让美国感受到现实的威胁，它们便很容易被升格为“邪恶力量”（邪恶，Evil，一词本是宗教术语，该词在基督教中意指“撒旦”及“邪灵”，是与上帝代表的“善”势不两立的“恶”势力），成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至少有一大批政治理论家坚信，正义是从区分敌友开始的，政治范畴被定义为敌人与朋友之间意识形态的博弈。美国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传统，把作为敌人的“其他”确立为“邪恶者”。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里根以及布什父子等人都曾在不同场合发表过有关“邪恶”、“其他”的言论。艾森豪威尔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凡是反民主的就是反对上帝。”
为意识形态敌人贴附“邪恶”标签，对美国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抗被描述成民主力量对专制独裁、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基督教对无神论之间的一场拯救文明世界的斗争。对阿富汗的战争，以“十字军东征”作为隐喻；在本·拉丹问题上，“谁不支持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
小布什总统在就职演说和其他公开演讲中多次表达了如下论调：“为自由而战既是我们的责任，又是我们的特权”。
当把“好制度”和“坏制度”、“好国家”与“坏国家”的划分逻辑进一步推及到对文明的区分和优劣判定时，便产生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与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模式距离甚远的非西方文明不仅仅是异类，而且极可能“其心必异”。亨廷顿等学者有意强调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他们声称，以文明和文明冲突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根本性差异将使“西方”文明与伊斯兰和亚洲等“非西方”文明之间无法同居一室；西方世界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对“美国信念”的坚持，以及他们对西方文明的重新认同和责任担当。
如果说亨廷顿等人只是委婉、含蓄、有节制地表达了西方文明“高人一等”的论调，那么施特劳斯相关的表述可算直白、露骨了。在他看来，不同的民族和文明之争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劣、美好与丑陋、文明与野蛮之争”。这种极端的文明划分标准不禁让人联想起欧洲”十字军”时代的“遗风”：一边是基督教的“文明”世界，另一边是异教的“野蛮”世界。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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