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一期《新世纪》周刊报道,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 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上万元的15英寸液晶显示器,2.2万元一张的单人坐椅,6.8万元的冷藏展示柜…
从这天价采购单看,高铁要回本恐怕是遥遥无期了,且让我们回顾一下早期经济学者对高铁项目的质疑,下面是许小年教授发表于2011年7月的文章:
从高铁建设一开始我就是持反对态度的,也许是和我的工作经历有关,或者是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
我是50后,50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经历过1950年代的大跃进,我自己对大跃进有亲身的体会,我当时在北京城上小学,北京城里粮食供应不足,那时候的儿童营养不足,结果我为此休学整整一年,就是因为营养供应不足,浮肿,得了病。
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发生过,那是洋跃进,记得是60年代末期,洋跃进就是要进口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以迅速提高我们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那次是“洋跃进”,两次跃进我都经历过,两次跃进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今天翻一下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字,我们就知道1950年代的大跃进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去看一下就知道了,人口的绝对数字是下降的,饿死了多少人。
大跃进、洋跃进,我本人都是经历过的,在恢复高考以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做我们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为什么要做“大型项目可行性研究”?就是因为我们在洋跃进中吃了大亏,这些项目没有经过很好的经济分析,没有经过论证,长官意志,拍脑门上马,上马的结果是大量的浪费,发挥不了效益,所以那个时候政府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机构专门负责论证我们国家的大型建设项目,我就参加了这个工作。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今天仍在争论的长江三峡,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像这种大型项目事先一定要在技术上、环境上、经济效益、综合效益上听取各方意见,不能再搞长官意志,不能再拍脑门,我们在一次又一次地付学费,我们要付到什么时候?高铁项目又是长官意志,又是拍脑门,我几乎是从直觉上就觉得,因为事先没有论证,或者说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论证,有人说有论证,但我确实没有看到,这个论证也没有向社会开放。
而三峡论证的时候都是向社会开放的,有很多科学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论证,两派意见争论极为激烈,非常激烈,而高铁项目呢?我当时只是提出疑问,前期研究做了吗?安全性分析了吗?经济性分析分析了吗?技术上可行性怎么样?有没有分析?匆匆忙忙上马,不仅匆匆忙忙上马,而且京沪高铁建设期五年缩短到两年七个月。
当然,我能够看到的数字很少,看到这些数字就让人担心,所以昨天,我把微博上第一条关于高铁的评论翻出来,我当时只是提出疑问,那条微博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在我们媒体报道中国高铁480公里创造世界纪录的时候我写的一条,我看到越是这样高歌猛进的数字,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我觉得将来发生问题的可能性越大。
我赞成立即把高铁停掉,组织社会各界的力量,首先要把事故原因分析清楚,然后再来探讨往下怎么办,现在事故原因我们都不知道,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首先要把原因找到,但在找到原因之前先得把它停掉,不要再出现事故,事故之后在这次温州线上又有小事故出现了,现在就是应该立即停运。
今天我们都非常关心高铁之后如何去总结教训、避免类似事情再出现,实际上铁道部的改革已经谈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是到今天也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在这个利益集团面前,任何改革都会伤害它的利益,因此它会全力阻止这些改革,我们今天改革的困境就在于公共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
(原文来自许小年网易财经读书会发言,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