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抛弃农民的城镇化已经失去意义

　　【财经网专稿】记者 宋蓓蓓

　　在12月15日召开的云顶夜话城市改革：障碍与突破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当前中等城市是现有的户籍居民和各地县的有钱人和有能力人来买住房的人的乐园，而非农民的乐园。但是抛弃农民的城镇化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以下是他在本次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大家都在畅想改革的时候就有一个实际的问题，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我们现在面临的更难的恐怕是群体利益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城乡固化，城里人、本地人、外地人的结构非常清楚。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课题，关于北京人口调控，做这个课题之前是计生委委托的，计生委委托北京市，北京市去做这个报告。这个报告的出发点还是领导讲话，是人口控制在多少，第二是人口承载力能容纳多少人。我们换了一个思路，首先我们不应该主观设定，第二就是我们研究北京市人口增长的时候，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11年，北京每年平均增长60万，60万人口都到北京来，你说的六个老板娘我不信，因为我不信她的工资，我是不信她的工资。给的工资肯定没有那么高，到不了那么高。

　　我们做了调查，为什么这16年，北京人口还在暴涨，大概16年北京人口净增了7、800万，北京人口哪来的最多？河南、山东、河北占外来人口的40%，我们让研究人员做了调查，三个省的整个生活成本包括副食品价格，基础设施的消费价格等等，一算过来太让我们吃惊了，我们都知道北京房价高，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北京的物价高得不得了。副食品消费价格，北京市低于河北、山东、河南，水价格虽然高于这三个省，高得很低，水和收入比还低于这三个省，电价低于这三个省，天然气价格低于这三个省，城市地铁、公交价格低于这三个省很多。你说我们整个媒体给予社会形象肯定是北京物价奇高，我们见了任志强的文章，这个那个的文章都说北京的物价高，所有的调查分析，都是低的。收入高出这三个省的一倍以上，我写文章，我提到过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国家，有一个人口迁徙的户籍管理制度没有，人家迁徙就是一个寻求就业机会，还有一个乡土观念，决定我到哪儿生活就到哪儿就业，其他国家宪法迁徙是自由的，人到哪儿去，基本上是这三个观点。这么低的基础消费品的价格，因为北京市的人口在整个人口空间分布是向新区和拓展区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城乡结合部发展。

　　我们再看房租价格，我们都说房价很高，平均房租家3、500块钱，谁提出房价的问题？说北京生活不可，我相信都是有话语权的人，有话语权的人扭曲了我们对北京生活的真实形象。因为有了这么低的消费价格，有了这么低的基础设施价格，这个价格基本都是通过行政措施来保障的。地铁两块钱，全国也没有这个价格，到处可以走遍，公交价格4毛钱，有这个价格吗？是大量的财政补贴，如果北京缺电了，华北地区要保证北京供电，北京没水了，最短缺的地方要从南水北调赔钱来搞，保证北京供水。你想想，人们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为什么？我们从北京研究城镇规划，从600万人口，到1000万人口，1600万人口，1800万人口，2100万，现在停到2400万，现在2100万我不知道数字是不是真实准确，如果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就是2600万。我回去跟太太商量，她说你报告出来肯定挨骂，我在微博上试了一下，果然遭到拍砖，说你太黑心了，房价太高了我们都活不下去了，房价的价格是不是我们的必需品？我们中国不知道哪一天领导人要求每个人一定要有一个买的住房，我不知道谁提过这种改革和保障方案。

　　我们北京说达到了世界城市上等收入国家水平，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可是它是通过行政手段非市场化的手段来保障的，之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人口。到目前为止，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决策，大城市不能再进行了。你这么多的优惠条件，工作机会，生活的低成本，怎么能够挡住人来呢？挡不住。所以我们这个报告，当然我是把这个事实，我也从资源承载力，从土地、水资源承载力，一个开放式城市的条件做过预测，北京最少能容纳3000万人。从2008年以后，北京招商引资的速度，飞跃式的增长，08年之后到了2011年，平均增加人口最高的时候达到90万，北京吸引投资的机会，由于公共服务水平远远优于其他城市，所以招商引资的条件大大强于其他城市。我们通过旅游，在招商引资的同时，我们可以降低对外来人口的控制，这就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想象的城镇化进程，当我们解决所有农民工公共服务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这个就是北京要考虑到北京市市民的利益，我允不允许大家分享我的蛋糕。这个就是用1300万的户籍人口公共福利水平如果加上800万的外来人口，原来的户籍人口的福利就会下降，必然会导致它的短板，我们不要把改革盯上所有的高阶层，北京上海强力的反弹，舆论反弹，我们就知道这个改革的难度多大。城镇化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涉及到高层的改革，是涉及到我们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改革。

　　我在中央党校遇到大学校长论坛的时候，都是我们平常非常尊敬的专家、学者、媒体领袖、企业家和政府的决策官员，为什么他们都是这个利益的受益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等城市，把城市搞得花园一样，可是你知道到中等城市来居住的人是什么人？不是农民工，是现有的户籍居民和各地县的有钱人和有能力人来买住房的人，他们的乐园，当他把城市修得这么好的时候，能容纳两亿多低素质的农民工进来吗？我想这就是我们城镇化的实质，如果离开这个实质问题谈什么高级权力的改革，谈什么土地问题，都失去了原有的本意，我今天不愿意在讨论中谈土地的问题。中国的低价的土地是解决非农就业非常重要的过程，没有非农就业很难谈城镇化，从土地上获取的利益，不是给了权力阶层，当然被开发商拿走一部分，这点不否认，更多的是满足了城市短期的投资，我们所谓的中国的现代化，北京这么多年，各种一线城市能搞到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这么好的城市形象，你们都去过台北，你们说台北的生活比中国差吗？可是台北的城市有中国北京发展好吗？

　　最后我们的城市化决策就变成了一个所谓发展小城镇，发展中小城市，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这么一个政策，政策是改革政策吗？我不知道。我们理解改革，什么是改革？大家所有的老百姓，他认定改革杀富济贫，传统式的，重庆打黑为什么老百姓拥护，他认为你富了，我带有骨子里的仇恨，符合中国传统的老百姓的心理，打官打多少贪官老百姓没有反对过，因为他骨子里就反对，因为你有钱有权，我们面临的改革不是针对某个贪官某个企业家，还要针对利益结构整体化的调整，我们要从全面的角度看待改革的时候，你们知道这种改革很危险，恰恰很多人把这个矛盾的焦点只针对了权力阶层和企业家阶层，如果这种改革进行下去，我们是不是回到1949年？是不是回到历史的农民起义，是不是回到文革时代。所以我说的城镇化的调整利益结构，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的分配问题，是面对大的利益群体分配问题，我们意识到了吗？我们都没有认识到，这是最可悲的。

　　（证券市场周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