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春：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30多年的优势正在减弱

　　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是阶段性目标，而且是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始终追求的一种发展状态。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决定了在提高质量效益前提下，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即使到了如今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阶段，一定的经济增速仍是居民收入增长、国力强盛的基础。

　　相对优势和发展条件

　　已经发生变化

　　过去30多年，体制变革和融入全球经济，使我国土地、能源资源、劳动等生产要素在收益驱动下，持续快速地被吸收到经济体系中来。开放状态下的市场竞争促进了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资本、劳动、技术的投入，换来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就经济层面看，发展成就的取得主要在于充分地利用了我们在土地、自然资源、劳动等要素上的相对优势。

　　经济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持续高速增长已使边际资本回报趋于下降，劳动人口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并最终会出现绝对数的减少。自然资源约束加大。经济快速发展初期所具有的优势正在减弱。

　　与此同时，新的发展条件也在形成。例如，国内资本增速有减缓趋势，但全球并不缺资本，随着开放的深入、法治化民主化水平的提高，国内环境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可能上升。因为总体上讲，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欠发达经济体边际投入的产出较高，只要环境稳定，政策得当，就能吸引到寻求更高回报的资本。技术创新是我们的短板，但在资本边际回报下降和劳动投入增速减缓的背景下，只要不断健全公正的法治环境和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力量会逼迫企业去创新。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的争夺会提高企业成本，降低资源保障水平，这会倒逼企业节约利用资源。更重要的是，体制变革会提高资本、劳动配置效率，并从机制上为创新提供激励。

　　总体上讲，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了30多年的优势正在减弱，潜在增长率、总收入增速在下降，而人民群众对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强烈，更关心他们的收入增长。虽然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但潜力只有发挥出来才能变成优势。经济实力与改革开放时不可同日而语，但增长基数大了。要实现即使比以往发展水平低一些的发展目标，要让人民群众满意，今天的困难比以往要大得多。

　　转方式需要一定的速度

　　面对长期积累下来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有3种思路来谋划未来的发展。一是增长完全服从于转方式。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是较大幅度地降低经济增速。如果将经济增速降到5%左右甚至更低水平，影响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会大为缓解，投资、出口增速也会明显下降。但经济增速大幅下降会带来居民收入、企业盈利水平、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大幅放缓，会不利于扩大消费、增加就业、健全社保体系，企业、政府对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投入也会下降，社会矛盾可能激化。

　　二是转方式完全服从于增长。在短期内体制机制难以健全的情况下，这一思路必然导致延续以往粗放的增长方式，总量可能扩大了，但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甚至更加突出，这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相悖。

　　三是兼顾增长速度与转方式。也就是在为转方式创造条件、为社会稳定提供必要保障的增速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无论是从长期增长角度增强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从短期总需求角度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还是从调整产业结构角度增强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都需要以一定的总量增长为条件。而要使较快的增长能够持续，必须不断缓解、消除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这就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只有坚持总量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相互促进，才能确保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保持社会稳定，才能稳步过度到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创新推动、消费拉动。

　　转方式背景下的发展新动力

　　完善体制机制，释放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与创新力，更充分发挥市场在优选结构、追求质量效益上的功能，促进经济稳步转型和持续健康发展。

　　（1）以竞争促创新。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要壮大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本出路还是要鼓励公平竞争，使个人、企业、产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技术创新主要不是市场微观主体肩负了某项神圣使命，而是他们面临市场竞争压力的理性反应。如果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健全，竞争越激烈，创新就越多，企业就越注重产品质量和效益。因为对处于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企业而言，只有创新才可能取得技术垄断地位，才可能在剧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赚取更多利润，否则，不仅投资收益有限，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出局。

　　技术创新也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激励，而主要是市场、是购买者给予的激励。有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就会有更多购买者、更大销售额、更丰厚利润。

　　例如，苹果公司不断推出受“果粉”们欢迎的新产品、新功能，主要不是苹果公司想为“果粉”们和社会作贡献，也不是为了从美国政府那儿得到多少补贴，而是手机市场惨烈的竞争逼着苹果公司去寻找更强功能、更受消费者欢迎、更高利润的产品，否则就有可能步那些破产倒闭企业的后尘。

　　竞争性领域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竞争压力，企业如此，国家也类似。以色列在阿拉伯人的围困中只有自强才可能实现立国梦想，新加坡建国时连生活用水都受制于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也是在较大外部压力下发展起来，西德合并东德也来自战后西德与东德在各方面的竞争中所取得的优势。美国建国后虽然少有外部压力，但其技术创新优势与国内一系列鼓励竞争、崇尚适度冒险的环境不无关联。

　　（2）鼓励民间投资。凝结了知识、技术要素的资本形成是一个经济体长期增长不可或缺的动力。长期经济增长只能靠投资而无法靠消费，对长期增长而言，消费的作用在于吸收已形成的消费品产出能力。要增加总产出能力，必须增加包含了技术要素的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任何经济体而言，要提高总产出能力，提高发展水平，除了增加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别无他法。

　　市场中存在大量无需求、缺乏竞争力的粗放投资，这种我国特有的现象来自体制机制的欠完善。相对其他投资而言，民间投资决策机制相对健全，不会有为了政绩或对自己的钱不负责任而随意投资的行为。民间投资的增长往往与市场需求增长，与知识、技术的积累相伴随。鼓励民间投资是实现总量增长与结构优化、质量效益提高的好办法。

　　（3）稳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会为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但要在转方式、调结构前提下发挥城镇化对持续健康发展的推动作用，并非社会上部分人士想象的那样简单和乐观。发展潜力并不意味着发展现实，非洲落后国家一直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至今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态。要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重点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就业与收入。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有储蓄、支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就业必须有相应的产业吸纳，进城人口不可能都进入服务业，不管是建筑业还是制造业，简单增加产能不仅不符合转方式要求，企业也难以在市场选择中生存下去。一批有市场需求、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工业机会、符合转方式要求的企业发展起来，只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二是住有所居。让进城农民都住廉租房或自己解决租住问题，对农村的多数独生子女而言可能并不现实。低收入者面对高房价，通过买房解决安居亦少有可能。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其购房能力，需要有相应的就业岗位。

　　三是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靠降低现有城镇居民福利，也就是调整福利存量来实现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阻力大，矛盾多。可行的办法是更多地在福利增量上做文章。

　　解决上述问题只能依靠发展，一定程度上讲，发展速度决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能促进经济社会在更高水平上健康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是平衡好发展速度与转方式节奏。来源中国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