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盛宣怀的长指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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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这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局面。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而盛宣怀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

　　(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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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同时代人艳羡得咬牙切齿的是，盛宣怀不仅是商战上的常胜将军，而且其聚敛起来的大笔财富，居然顺利地移交给了子孙们。

　　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而他的同时代人，如徐润、郑观应、刘学洵、刘鄂，其财富基本是昙花一现、及身而陨，而张謇等人，虽然在实业界名声巨大，却其实是个“空心老倌”，并没有多少真金实银。

　　盛宣怀聚敛财富的路径，与这些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国有资产的打工者和看护者，他们的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这些企业虽然大多是由国有资金支撑着，但打的却是“官督商办”的旗号，财政投入并不作为股本金，而是作为政府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管理者可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二是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盛宣怀自己在写给醇亲王的信中就说：“盖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办事人受谗谤而人尽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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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大清国的腐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甚至认为这“危及人类道德”：“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量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他们同样也大肆购买了许多原材料。然而，即使是他们在买东西的过程中，行贿现象和贪污行为也比比皆是。”

　　而盛宣怀主管的邮传部，掌管了铁路、航运、电报、邮政四大肥缺，一直就是腐败的渊薮，官员连轴换，因此，在当时就被戏称为“运动部”。1909年，当时的部长陈璧就以贪污罪名被革职，据估计其贪污总额约在585万英镑（资料引用自时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里循）。而另一任部长唐绍仪，其“营私舞弊和重用亲戚的做法，甚至在中国也达到了不同寻常的规模……他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戚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莫里循）

　　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这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局面。时人胡思敬在其名著《国闻备乘》里，曾经生动地描写了宣统年间的“七党林立”:“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庆亲王），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贵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扭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载洵）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载涛），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为一党。泽公（载泽）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即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党。”

　　梁启超也说，晚清中央“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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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宣怀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

　　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张股票）股东参加，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在董事会的9名当选者中，盛宣怀以4769张得票高居榜首，当选为董事会主席。这些表明，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同样，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推举为总理，随后又被推为董事长。

　　好歹能得到法制保护的企业股权，以及大量投资于租界内的动产、不动产，为盛宣怀的财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抵挡来自官场的不可测的风波。

　　与同时代大多数富豪们不同的是，盛宣怀首先是、并且一直都是体制内的人。与其说他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去谋求政治上的保护，不如说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与老练，造就了在经济上的成就与地位。

　　早在戊戌年间，作为一名改革的实际操作者，盛宣怀就明智地与康梁等“口水改革家”们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认为，康有为等“将尽举吾国之政教、法制而变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李鸿章、张之洞等更有影响力的改革实践者，也几乎毫无例外地与康梁拉开距离。

　　盛宣怀是位实干者和践行者，通观《宣统朝政纪》，盛宣怀的姓名约出现70多处，几乎都是奉旨接办某项艰难的任务，比如对外谈判、对内赈灾。而在中华帝国的最后两年，又是他出面承担了最为艰难的铁路建设国际贷款谈判，并且谈出了一个空前有利的平等条约——尽管这个条约被后世“讲政治”地攻击为“卖国”。

　　这些，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名声，因此，美国主流媒体上出现对他的长篇正面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此文为《权商盛宣怀》系列之二，敬请继续关注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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