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一词的出现晚于“城市化”,是中国学者创造出来的新词汇。在中国,学者们更主张使用“城镇化”一词来解释和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从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文中提出“城镇化”概念以来,这一领域一直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特别是在近五年,这方面的观点和发展方向至少有20种以上。
去年年底,当十八大明确提出将城镇化作为中国发展一大战略的时候,学术界的呼声空前高涨,围绕城镇化改革思路方针、路线图和时间表设定方案的探讨非常热烈。
与此同时,城镇化发展的带来的弊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一系列相关会议上表达过自己的忧虑。他认为,中国城市化的水平还很低,地方政府以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低效办法来实现城市化,是无法支撑无法持续的。另外,政府用大量的土地投入和土地抵押的资金投入支撑起来的城市化,就是摊大饼,这样建立起来的城市营运效率很低。反而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非常的长,堵车、污染都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体制上的原因,城镇化是无法搞下去的。
厉以宁也曾经指出:西方城市化道路是一个自然地过程,是和工业化同步进行的,由于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未被领导层所考虑,最后在这些国家中,都发生和所谓“城市病”,即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中出现了棚户区或贫民窟,环境恶化,过分拥挤,失业激增,社会治安欠佳,以致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即穷人继续涌入城市,富人纷纷迁离城市,搬到郊区甚至乡村居住。
传统的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
厉以宁认为,传统的城市化模式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迄今为止,中国的城镇化率略高于50%。但据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专家的意见,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不到50%,理由是,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农民的身份仍然是“农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厉以宁认为,如果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城市,那么城市居住条件必定恶化,居民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即使城市会因人口的增加而新增不少服务业和就业岗位,但就业机会依然满足不了涌入城市的农民们的要求。
因此,厉以宁指出,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即中国城镇化要分三部分: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
老城区的发展方向是改造
根据厉以宁的构想,老城区的发展方向是改造。设法把工业企业迁出老城区。近些年在老城区推行的“退二进三”的做法,厉以宁认为是正确的。
“退二进三”是指,第二产业迁离老城区,第三产业进入老城区,使老城区成为商业中心、服务业中心和居民区。而在城市建筑风格遗留方面,厉以宁的观点与梁思成的构想一致,即视老城区遗留建筑物的具体情况,加以维护、修正,将其保留下来,作为文化遗址。某些接到也应该完整地保存,显现当年的风貌。
在拆迁棚户区方面,厉以宁认为之前在某些城市老城区改造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经验,就是把新城区建设、招商引资和老城区改造结合在一起,重新规划。棚户区居住的农村务工人员,可以在拆迁棚户区的同时,让常住于城市并有稳定职业的人员转入城市户口。
新城区要让工业企业进园区
新城区一般在城市郊区,不仅有企业,而且也有常住的居民。对新城区来说,厉以宁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工业企业进园区。他指出,这对工业企业有诸多好处,而且,新城区往往是新兴产业的立足地。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是快的,这是对城市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的巨大支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城区地点地,历史遗留的包袱比老城区要少,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发展新城区的优势所在。
农村新社区是起点
在农村城镇化建设方面,厉以宁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建设农村新社区的起点,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农村新社区要实现园林化,成为绿树成荫、花草茂密的适合居民居住的居民区;
第二, 环境要清洁,要实现污染防治、垃圾回收和利用,符合低碳节能的要求;
第三, 要实现公共服务到位,建设各项公共设施,使农村新社区的公共服务与城区基本相同;
第四, 在社会保障方面,应及早形成城乡一体化,不存在农民与城区居民的身份限制;
第五, 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社区居民应对社区管理机构负责人的任免有选举权和罢免权。
厉以宁认为,在实现上述各项要求以后,村级自治有改为社区自治,农村新社区将成为基层单位,也就纳入了城镇化。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权利平等了,身份限制也将不再存在。
对于城镇化改革,厉以宁坚持认为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别和权利不平等也还会继续存在。
但是他也认为,无论是进入老城区还是新城区,这些“农民”迟早会转变为有城市户口的居民。
厉以宁说:“这是总的趋势,谁也无法改变。说的更确切一些,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定会走向全国户籍一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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