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中国多个地区出现雾霾天气,受此影响,12日多地空气质量为六级严重污染,首都北京城区甚至出现严重污染级别情况。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使人难以忍受,加强空气污染治理力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其实,体现在生存环境方面的诸多病态反应,只是一些深层社会问题的表面体现,若想彻底解决愈演愈烈的诸多社会病症,必须将深层次的病根儿找到,并痛下决心实施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在经济增长模式与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方面,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吴敬琏认为,中国在历史上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行过一系列产业革命的尝试,可是就在中国开始雄心勃勃地想要效仿西方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实现工业化时,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后工业化的经济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国民的信息化和交易成本降低推动的。而中国呢,以苏联为楷模,在工业化过程中采取的是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增长中采取的粗放增长模式。
长久以来,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然而由于重工业畸形发展和经济结构严重恶化,国民经济一直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尽管期间曾进行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以政策为发展导向的发展模式却一直未得到改变。
在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于对经济高增长的不断追求,中国效法日本等东亚国家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用出口需求弥补内需的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是,吴敬琏也指出,任何一种发挥过积极功能的政策都不可能是永远有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靠政策支持扩大出口的做法的消极作用逐渐增大,种种消极后果不断凸显。由于出口产品附加值和盈利率过低,中国许多出口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发展,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国“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
吴敬琏说:“显然,在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资源瓶颈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收紧的情况下,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还是利大于弊的。而当条件发生了变化,所谓‘刘易斯拐点’已经或者将要出现,本国技术力量已经成长起来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从2005年起就强烈呼吁,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继续下去了。
谈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吴敬琏认为,发展创新能力,消除体制性障碍,减少能源消耗,把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建立起来,充分实现市场化是方向所在。
吴敬琏说:“这几年我在全国许多地方做考察,发现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技术人员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技术发明为数众多,其中有些甚至已经走到了国际前沿。目前的问题在于创业环境和政府对科技教育的管理存在相当大的缺陷。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改革吧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建设起来,完全能够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使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水平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目前,世界许多产业都面临着或大或小的技术突破。中国如果能够抓住这种大好机会,发挥自己的优势,发展处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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