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干净”富豪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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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宣怀最终能成为富豪，说明了清帝国的改革至少在初期是公平的：令讲大局、能奉献、敢冒险的人得其所偿。这样的富豪，本可以堂堂正正地行走在阳光之下，却在最后依然走投无路。只能说明了——有钱有权，却非想着办事，在大清特色的社会里，那就等于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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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宣怀究竟有多少财富？

　　这一直是个迷。民国时坊间的传言，基本认可2000万两（约合如今人民币40亿元）左右。这当然是一笔大数字，盛宣怀也因此总是被当作巧取豪夺的典型。

　　与盛宣怀不同，财产总额据说也是2000万两的胡雪岩，却往往被当下的中国官商二道奉若神明。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盛宣怀是不折不扣的官员，且大权在握，这样的身份，大多数商人只能羡慕嫉妒恨而已；而胡雪岩的“官人”身份只是个幌子，充充门面的，从里到外还只是个商人，对于大多数的商人而言，绝对可算是同类。

　　但是，就目前可见的史料，却似乎只能证明：相比胡雪岩，盛宣怀似乎是个相对“干净”的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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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雪岩的大宗财产来源，有正史可循，那就是他协助左宗棠西征时奉命向外资银行的贷款（“西征贷款”）。

　　西征贷款总共6笔，总额为1595万两，全部由胡雪岩经手。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借款利率，一般为年息三厘（3%），很少超出五厘（5%）。但是，6笔“西征借款”，最低的年息9.75%，最高的居然达到了18%，超出资本市场行情的2-6倍。其中，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为8%-10%，而报给大清国中央的利率，远比这还要高，这就是胡雪岩在左宗棠默许甚至合伙下所加的“帽子”（浮报）。

　　根据史料汇总，6次“西征借款”中，落入胡雪岩个人腰包的浮报利息款高达288.33万两，加上外资银行根据当时潜规则支付给他的“佣金”，胡雪岩实际所得应为537.82万两，超过外资银行的实得利息498.98万两。

　　如果只计算胡雪岩浮报所得的利息收入288.33万两，其在胡氏传说中的2000万家产中，就占到了14.42%；如果将胡雪岩完全可能获得的台面上的佣金也加入，则在其家产中，“西征借款”的贡献率高达26.89%。只因手中有权，转转手就能赚到比银行还多的大钱，这是后世绝大多数崇拜者们望尘莫及的。

　　因此，时任中国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在日记中痛斥胡雪岩：“葛德立（William Cartwright，驻英使馆的当地雇员，曾担任过中国总税务司赫德的秘书）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或委任之，良可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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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而言，尽管对盛宣怀的巨额财产有种种猜疑，但迄今却无任何正史史料能证明他存在严重的贪腐现象。

　　倒是盛宣怀自己对财产的来源做了说明。

　　“惟某家素有富名，实不自今日始。同治丁卯（1867），李文忠（李鸿章）督两江，即命故父招股开张公典三十余家，以便劫后穷民。癸酉（1873）创轮船（轮船招商局），庚辰（1880）创电报（电报局），即替出典当首先入股……”（《盛宣怀致岑春煊函》）

　　他说的基本属实。盛宣怀的财产，启动资金就是父亲这辈开办典当行的积蓄，这是个在当时乃至当下都是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而父辈的积蓄，被盛宣怀投入洋务企业的创办之后，随着企业的急剧升值，而获得了极高的回报率，这成为盛宣怀豪富的主要凭借。

　　那么，是否我们可以继续逼问：盛宣怀入股洋务企业，就是以权谋私呢？

　　非也非也。

　　当时的新型企业在创办伊始，十分艰难，根本没有人愿意去投资。中国传统上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即便到了晚清，民间也并没有真正的资本家，缺乏真正的民营资本。中国文化中本就缺乏一个机制推动商业合作、资本协同。少数的合作，都只局限在家族内部、乡党内部等“熟人社会”。张之洞评价说，“中国商人趋利，近则明、远则暗，见小欲速，势散力微”。因此，几乎每家洋务企业的创办，都要靠李鸿章、盛宣怀等官员及唐廷枢、徐润等商人们，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奔走化缘，到亲戚朋友处到处募集资本，与当今改革初期下令党员团员带头购买股票一样。此时愿意投资给洋务企业，是冒着绝大的风险，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行为，与以权谋私毫不沾边。

　　这样的投资，风险很高。盛宣怀奉命创办荆门矿务总局，因种种原因该局亏损。对于盛宣怀而言，这是完全的公务行为，且他个人并无营私舞弊或决策失误等错误，最终，他却被“无限”问责——赔偿公司直接损失1.6万串制钱。而且，在上海金融风暴蒸发的公司存款14.3万串制钱，也责令由盛宣怀赔偿。两项相加，他实际承担了相当于15万两白银（约人民币3000万元）的损失。

　　在写给财政部长（户部尚书）阎敬铭的信中，盛宣怀慨叹：“侄自李傅相奏调不足十四年，差缺赔累祖遗田房，变卖将罄……今再被此重累，恐欲求吃饭而不能。父年古稀，无田可归。从此出为负欠官债之员，入为不肖毁家之子！”

　　话虽有所夸张，愤懑之情可想而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盛宣怀最终能成为富豪，说明了清帝国的改革至少在初期是公平的：令讲大局、能奉献、敢冒险的人得其所偿。

　　这样的富豪，本可以堂堂正正地行走在阳光之下，却在最后依然走投无路。还是他自己写给醇亲王的信中说得透彻：“盖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办事人受谗谤而人尽戒之。”

　　有钱有权，却非想着办事，在大清特色的社会里，那就等于找死！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此文为《权商盛宣怀》系列之三，敬请继续关注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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