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只有改革土地制度 恩格尔系数才会降

　　中国当前农业生产成本比较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1%，规模对成本的影响很大。通过土地的整理，可以增加15%左右的优质土地；通过村庄整理，可增加5%优质耕地，通过规模经营，则可以影响80%以上的农业生产成本。在江苏调研时一个农民跟我说，如果他承包的这块地租期不是五年、十年，而是十五年以上，他可以自己整理这一块土地，而且整理的费用不用政府拿，还可以将土地的租金提高10%-20%。为什么不能将租期由5年提到15年呢？恩格尔系数要下降，必须要改革土地制度。

　　中产阶级要有安身立命的财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好的环境里有独栋房屋，或与此等价的金融资产。这是欧美国家中产阶级的特征，他们的穷人一般是住在楼房里。如果对独栋房子的面积做限制，一个家庭用160平米来造房子，以100平米为地基盖房子，二层就是200平，60平米作为院子，一亩地可以解决四户人家的独栋房子。如果是1亿亩，可以做4亿户，一户人家假定是4口人，16亿人口，4亿个家庭，用1亿亩来解决他们独栋房子的问题，行不行呢？原来认为做不到，缺地。真的缺吗？

　　现在的土地制度是不是允许中国多数家庭能够有独栋房屋呢？有关部门不允许；它们搞的有容积率指标。社会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人口密度越高，人的心态越不好，脾气差，人际关系不友好。这种心理上的紧张，会影响到生理上的问题，导致易患病。中国从城市平均密度来说其实不高，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不到1万人。可是中国城市居住区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大广场、大马路、大绿地和堂皇的公共机构大量占有公地；城市规划一般将居住区面积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压在25%以下。欧美国家的情况在中国不容易看到，欧美的中小城市，你去找市政府大楼可能找不到，因为没有显著的标志，楼房跟周围居民的住宅没有什么差别。

　　中国公共领域资源共享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家庭拥有的“准私有土地”占比应该是小于2%，大部分城市家庭并不拥有“准私有土地”，特别是中国大量的风景秀美的土地被公共部门和私人资本所拥有或者是实际拥有。

　　人的生活可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在私人领域不受干涉，到了公共领域自由要受到约束。自由的前提和保障是公正原则，最大的公正原则是公共领域的平等，私人领域不要讲平等，但在公共领域讲平等。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公权大量的侵占了私权，公权只应该在公共权利领域使用，无论是集权制度还是民主制度，都不应该干预私权。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一些工作：首先是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私有制相混合的多元土地制度。中国现在的农地大概是20亿亩，官方说的是18点多亿亩。这近20亿亩土地其实公共性很弱、私人性比较强。再加上城市还有一些独栋住宅，这样的地加起来是16%。

　　建立多元的土地所有制，其实还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就是这里的83%加1%。真正要实行社会主义土地私有制的是16%。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建立社会主义土地私有制。

　　其次，要让多数中国家庭有可能拥有一块地，住独栋房屋。需求上就不说了，心理、生理上的，西方人有独栋房子的需求，中国人也有。现在的问题错误地认为中国缺地。 上面已经分析了，要让中国人住上独栋别墅，一亿亩土地就够了。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决策层能接受这样的观点。这一代政治家在这一点上要有前瞻性，免得将来遗憾。

　　要“集体产权”，不要“集体经济”。让体产权在法理上也可被称为“社区共同共有产权”。

　　向高层建议：建立和维护多元土地所有制；耕地保护是要加强，而不是不要；在“增减挂钩”政策框架下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的增长。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巩固，甚至红线边缘还要扩大。这点我跟茅于轼(茅于轼新闻,茅于轼说吧)老师的观点不一样，他认为耕地红线保护不必要，我认为用途管制是必须的，我个人看法要加强耕地保护，干脆就用“农业保护区制度”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取代掉。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经济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