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新工业革命悄复燃：盛宴尚无中国席位

　　《中国企业家》2013年第2期封面图。

　　【中国企业家】蒸汽机时代的工业热情又在欧洲悄悄复燃，但中国能够通过并购分享再工业化的红利，则是一个狂妄幻觉，这场盛宴尚没有为中国公司预留席位。

　　本刊记者 杨婧 黄文潇文_本刊记者 杨婧 编辑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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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篇

　　从哥德堡驱车向北，1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萨博小镇—特罗尔海坦市(Trollhaettan)，这一路人迹罕至。由于原大股东美国通用的“雪藏计划”，萨博工厂几经易主。哥德堡媒体用“一女四嫁中国人”来形容萨博坎坷的命运。

　　特罗尔海坦市萨博生产线还没有恢复。自去年萨博汽车破产后，这里失业率翻了一倍，超过20%。如今，萨博所在的国王街繁华不再，当地一家著名夜总会在萨博破产后也停业关门。

　　萨博和特罗尔海坦市的衰败是欧洲工业苦苦挣扎的一个缩影。德国汉堡港正在酝酿新一轮降价，报纸上大幅广告写道：货轮降低3000欧元，中转集装箱船费用降低20%。这波及了中国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欧洲的一位付姓员工抱怨，生意大不如前，许多船东亏损了上百亿，造船厂今年一个订单都没有。

　　由于制造业衰落，法国失业率创下了十年来最高值10.3%。2009年后，欧洲工业面临销售下降、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滑等困难，2012年12月数据显示，德国与法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萎缩程度加深，12月法国和德国制造业PMI初值分别低于预期。2012年11月，欧元区失业率升至11.8%。经历超过十年的去工业化，欧洲已如同一部锈迹斑斑的机器。

　　可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种力量也正在蓬勃生长，欧盟提出了再工业化，预计到2020年，制造业在欧盟国家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6%升至20%。行走在欧洲，不难感受到蒸汽机时代的工业热情又在悄悄复燃。

　　在巴黎，我们见到了负责就业、经济发展和国际吸引力的副市长Sautter先生。摄影师一按快门，他就用英语喊道：欢迎到法国投资！11月23日早上，我们同近10家法国中资企业协会成员与Sautter先生共进早餐。他告诉我们，巴黎市经济发展署专门设立了负责中国事务的专员，为中国企业在巴黎开展投资经营提供便利。

　　“中国已成为欧洲重要投资来源国。”Sautter说。德国汉堡港集装箱贸易的情景为他的判断提供了注脚：每三个集装箱里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往返中国的货运量每掉下1个点，整个汉堡港成绩单都会变得像被火烧过一样难看。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有50万人，其中70%居民的生活与中国有关。2012年1-10月，中欧贸易额达4528.3亿美元，这也是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突破5000亿美元，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去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欧洲并购交易额较2011年同期增加了58%，达到70亿美元，占同期海外并购交易总额的31%，大量交易都集中在制造业。不用再拉出那个长长的名单，仅在以制造称雄的德国，电子厂商Medion AG，液压技术全球领先者凯傲集团(KION)，建筑设备公司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施维英(Schwing)，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凯毅德(Kiekert)等，都已经，或将要有一个中国老板。在2011年底一次公开讲话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任李荣融曾提示：欧美经济疲弱对中国的机械装备制造企业来说正是投资良机。

　　通过这些貌似甜蜜的婚约，觉得中国能够分享欧洲再工业化的红利，则是一个狂妄的幻觉。中国能够参与其中的，多是欧洲工业的存量资产，而欧洲“新工业革命”的增量资产，则是由原材料革新、绿色能源、微电子与纳米电子技术、机器人技术等构筑的全面产业升级。这场盛宴中并没有为中国预留席位，欧洲虽然需要中国人扮演“白衣骑士”，但排斥将“中国模式”引入这块大陆。他们认为，低工资基础上的工业复兴不会成为人民与国家的福祉。

　　回到国内第一天，我发现办公区大桌子上放着一台红蓝相间的机器，这就是传说中的3D打印机。一位年轻的同事正兴高采烈地用它为大家打印出圣诞老人。必须承认，它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神秘，有点像20年前就风靡中国乡镇企业的注塑机。

　　当我们在围观圣诞老人时—制造类似模型也是目前3D打印机在中国最普遍的用途，比利时的梅洛特公司已开始与中国青岛一家纺织厂合作，“打印”纺织机轴承。传统工业流程需要84小时完成的零件，现在只需24小时，而且每个轴承成本由几十欧元降至1欧元。

　　用了30年时间，中国终于进入全球制造业强国序列，过去十年中它不再仅限于生产廉价鞋子与部件，而是将精力释放于基础工业与精密产品。一种常见的观念是，如果有足够时间，中国制造终将彻底打败它所有的老师。不过，看到欧洲与美国正在发生的工业变革，以及支撑变革背后的力量，再对比中国近年来隐约出现的实业空心化之忧，不由得令人担心，中国会再次输在新一轮产业升级起跑线上。

　　我们可以将时距拉大，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大清帝国正抵达繁荣的顶点。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朝廷重申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依然比试舞刀射箭，五年后，经历数次破产的英国人瓦特终于成功改良了蒸汽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傲慢地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曾引起广泛讨论的“李约瑟之谜”是：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还比欧洲先进，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呢？2012年，伦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对来访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新李约瑟之谜”，即如今中国正在变得富有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利于迅猛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呢？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杂志欧洲特派小组，一行三人，23天，尝试描述徘徊在“新工业革命”隧道入口处的欧洲。我们对欧洲经济的冠、亚军德国和法国给予了更多关注，它们在这一历史瞬间的兴奋、争执、犹豫、困惑，或许能为中国怎样面对“新李约瑟之谜”提供借鉴。

　　法国“蓝鹰”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圆山大酒店(Grand Hotel)正在装修。据说2012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此休息时，外墙就已动工，而8个月后中国作家莫言在此下榻时，铁架子还在。三年前，北德五州州长们曾联名致信德联邦总理默克尔，要求拓宽挖深易北河，保住汉堡港国际大港地位，而我们到达汉堡时，州议会刚刚确认下来再次与环保组织讨论的时间。

　　这就是欧洲速度。工业复兴计划亦在慢节奏中推进。早在四年前，一些欧洲经济学家就意识到，借鉴美国2009年的“再工业化”计划，欧洲国家也应该下定决心，进行工业革命。直到2012年1月，欧洲国家还在反思国家竞争力下降的原因，可标准普尔已经降低了法国的国家信用评级数为Aa1，2012年11月，穆迪也降其评级。

　　重塑法国竞争力，消除这个骄傲国家的悲观情绪，成为新总统奥朗德的重要任务。竞选期间，他曾做出承诺，到2013年一定要把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从4.5%压到3%，相当于最初建立欧元区时的水平。

　　“最近几个月，法国围绕着这个问题争争吵吵。”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总经理潘诺说。这笔账算下来，今年法国预算要节省300亿欧元(约合388亿美元)。其中仅有三分之一来自于财政开支削减，其余200亿欧元要依赖工业复兴。

　　“在工业方面，法国有非常好的基础。欧洲范围内，它的航空航天和核能工业都排名第一位；化工农产品排在第二；排名第三的行业有电信和制药业。”法国政府投资部部长David Appia接受本刊专访时背出了一串数字，根据最近汤森路透创新力调查，“全球100个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法国有13家公司或研究机构上榜。他补充，“第一，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员工受过高等教育；第二，我们坚持创新，大规模地投入研发。”

　　“没有哪届法国政府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实施如此之多的改革。”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2012年11月，我们正在欧洲采访，奥朗德在爱丽舍宫召开了自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一个月前奥朗德政府发起“十月变法”，曾委托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前董事长路易·加卢瓦(Louis Gallois)做了一份关于工业竞争力的报告。奥朗德在长达2个小时的发布会上，介绍了自上任6个月来的行动意义。

　　胖乎乎、圆脸的奥朗德有“杯装焦糖布丁”之称，他矮胖，经常穿一身松垮、不收腰身的西装，再加上有前任萨科齐对比，“这个比喻一点都不夸张，简直就是‘放在碗杯里颤抖着的果冻’。”一位服务于法语政府部门的翻译官告诉我们。

　　这次新闻发布会后，奥朗德在民众心中形象大逆转，他写过一本名为《法国梦》的书，现在看起来就是要实践这一梦想的人。“许多世纪以来，备受法国人推崇的一条铁律是，只有成为大国的使命感才能唤醒法国。而奥朗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唤醒法国使命感的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埃尔韦·洛仑兹如此说。

　　2012年5月16日，法国总理让-马克·艾罗完成组阁，经济、财政和工业部拆分为再工业部和经济、财政与对外贸易部，而且在再工业部下设中小企业、创新及数字经济部。为此，法国成立了公共投资银行，其作用就是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再工业部也叫生产振兴部。法国新总统奥朗德曾提到，要想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增长点，必须有一个好的工业。“再工业化”是奥朗德政府最重要任务之一。

　　“说句实在话，我的朋友们，包括我，在2012年7月对欧洲、法国都有着一种悲观情绪，欧洲真的不行了吗？”潘诺告诉我们说，“但是下半年以来，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大家的信心似乎又回来了。”

　　有激进者甚至希望在法国带动下，欧洲也能出现一场“蓝鹰运动”。这是从美国借来的一个词汇，1930年它由罗斯福政府发动，彼时美国通过了《全国工业复兴法》 。“在新政的这段蜜月期里，总统和人民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婚配，双方也许都有少许不理性，可还是会相信对方是绝对可靠的—但话说回来，爱情毕竟是超越逻辑的。”美国学者狄克逊·韦克特在他的《大萧条时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奥朗德与当年罗斯福面临的局面有一定相似之处。两人接手的都是一个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的烂摊子，它们都属于左翼，都信奉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相信政府干预可以帮助经济尽快复苏，两人都拥有加强政府干预的社会舆论支持，而且上台都得益于有一个失败的前任。

　　谁执复兴牛耳

　　实在不想再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万能开篇，他用一组矛盾的排比句描绘了被裹挟进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普通人的感觉。不过，用它描述这一次工业复兴的浪潮依然是恰当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全部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不同于美国的是，任何一个智囊团都不可能给27个欧盟国家、17个欧元区国家做出美国式的计划，在欧洲再造一个“统一”的实体经济。对于谁才是“新工业革命”的主角，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分歧并不比在金融领域少。

　　2012年10月，欧盟出台了“新工业革命”战略，11月8日，又出台了“汽车2020行动计划”，该计划为“新工业革命战略”第一个成果。欧盟希望将汽车领域作为制造业全面复苏的驱动力，也声称要给予汽车工业“所有可能的政治支持”。2013年1月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对部分新款公交车与重型卡车执行“欧6”排放标准的法规，已自2012年12月31日起正式生效。此计划一出，很多欧盟国家认为，“完全站在德国一边”。

　　1月9日，法国政府官员提议标致雪铁龙收购合作伙伴通用汽车旗下欧宝，以组建新车企巨头，同德国大众汽车抗衡。1月10日，法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批准对标致雪铁龙金融部门的救援计划。

　　法德之间“亲密敌人”的关系保持已久。过去，常见的描述是法国是欧洲的“政治司机”，而德国是欧洲的“经济司机”，但萨科齐成为法国总统后，欧洲形势变为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出决定，然后萨科齐举行记者招待会解释她的决定，如今，这个难题交到了奥朗德手中。

　　从数据上看，德国比法国更有工业复兴的优势：2011年法国政府债务已超过其经济总量的90%，而德国此经济指标已经降低至80%；2012年，法、德两个国家失业率分别是10.3%和6.8%；法国2013年财政预算赤字基本上已无法降至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德国政府却即将迎来“零赤字”。

　　实际上，法国正在实施的计划中也能看到德国的影子。过去十年中，法国工业部门丧失了75万个就业岗位与900家工厂。再工业化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当前严重的失业危机。奥朗德政府希望通过《促进增长、竞争力和就业的国家公约》达到这一目的，该公约包括一项未来三年逐步为雇主削减劳动成本的计划，这是法国新工业革命的动力。

　　早在2012年10月4日谈判开启以来，法国劳资双方就在谈判如何使劳工市场畅通，同时又给企业更多灵活性，给员工更多保护。1月10日，法国劳资双方交给了奥朗德政府一份有关“就业安全化”的方案。

　　而2003年，担任德国总理的社会主义者格哈德·施罗德推出了“复兴计划”，旨在彻底扭转困扰德国十多年的经济衰退，该计划核心是哈茨委员会提出的《哈茨建议》。《建议》全面实施后，那些不参加工作又拒绝接受培训的人领取失业救济金受到限制，此外，它还放宽了对企业裁员的限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茨建议》虽让德国实力大增，可民众不买账。德国很少涨薪，2011年和2012年，德企员工薪资增幅最多能达到2.5%到2.6%，罢工因此经常发生。

　　“如果法国这次就业方案通过，劳动力成本下降，我将选择留在法国并扩大生产。”一位坚持匿名的中资企业高管说道，从去年10月，他一直关注欧盟国家新工业革命，他认为法国在此方面应向德国学习，更坚决也更强硬地实施法案，才能激活工业活力。

　　有一次，我们乘坐火车从里昂开往另一个城市时，半路突然停了下来，广播里说，大家稍安勿躁。司机参加罢工去了。我们只能坐着大巴赶往目的地。

　　在德国，同样的“运气”再次降临，这倒不奇怪，最靠谱的德国铁路系统如今成了坏典型，火车晚点率达到27.4%。

　　站在悲观的一面，法国与德国总算有了共同点。“工业复兴的难度真的难以想象。”巴黎市一位经济发展顾问如此分析道，“不管是新工业革命还是再工业计划，最后都需要拿出钱来，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中国角色

　　总有阴霾无法覆盖的地方，中国消费者就是那缕阳光。巴黎购物中心老佛爷、香榭丽舍大街总是人满为患，那些高达三四米的橱窗内放着交响音乐，中国提线木偶跳着舞，敲着鼓。迪奥(Dior)柜台，刻好汉字祝福语的瓶子被迅速装进包装盒递给中国人。

　　欧洲许多餐馆都委婉地拒绝中国人刷信用卡付费，“如果没有欧元，人民币也好。”一家中国餐厅老板告诉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如果刷信用卡，你要交一笔手续费不说，我也要交，真不划算。”不过，他还是感谢满座的黄色面孔，“原来还有本地的法国人来此就餐，现在你看都是国内旅行团带过来的，当地人越来越少。”为了降低成本，过去他每周歇业一天，如今一周休息两天。但如果没有中国客人，“恐怕一周只能开业两天了”。

　　这些街头的消费只是表象，2012年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了数次并购，“一个单子比一个单子大。”中国驻德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孟繁壮告诉我们，“德国人很担心。”一直以来，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德国自称为“制造世界工厂的工厂”，当“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收购”，不是件令德国人愉悦的事。

　　在德国，中国人受到的阻力从办签证开始—中资企业员工家属办签证需要考德语资格。“这挺差劲儿的。”中国驻德国汉堡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参赞裴永贵说道，“我有时开玩笑说，德国企业员工到中国办签证，是不是也要考个中文资格？”

　　法国企业就非洲政策与中国也屡有摩擦，他们指责中国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去年12月初，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对BBC说道，法国企业必须对抗中国的影响力，主动出击竞争非洲市场。

　　事实是，在欧洲工业复兴中，涉及高技术附加值部分，中国一直徘徊在大门之外。我们曾受邀参观法国竞争力集群中的一家工厂，到达后才发现它只生产铝合金器皿，特别之处是器皿用以存储基因样本，而真正有含金量的基因工程要高度保密。当我们向一位政府智库专家提出要求，是否可以了解一下法国核心竞争产业时，他简单介绍了下情况，直接告诉我们，法国真正的高尖端科技俱乐部大门只向法国人与很少的德国人敞开。

　　即使盘活存量，也没那么简单。

　　Setter Walls是哥德堡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这家律所的CEO、执行合伙人Joakim Edoff认为，中国人往往太着急了。“它们做生意往往与正常程序逆着来。比如说，青年汽车计划收购萨博，它进来的比较晚，如果我们把并购分为谈判、签订合同、付款和交接这四个阶段的话，青年直接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青年汽车没与萨博签订收购合同，就付给萨博一笔钱，用于生产线恢复、发工人工资，结果上亿元人民币打了水漂。”

　　“许多中国公司来德国并不喜欢花一大笔钱用来请律师，花时间做调研，”德国汉堡峰会中国区负责人Arnaud Favry说道，“结果往往会遇到更大的陷阱。”

　　Setter Walls的另外一位合伙人Anders Holmgrem谈到与中国人做生意时指出，这需要更多的信任、沟通和耐心，可能与中方代表见过许多轮，但真正的决策人还没有出现。“这是比较麻烦的事，层层汇报太多，可能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人都不在企业内部了。”

　　走进萨博已经停产的工厂，7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内，留守的80来名员工大部分都在擦拭机器、清洁工厂。为避免生产线生锈，他们不能遗漏任何一颗螺钉螺母。瑞典国家电动车公司新闻发言人Mikael Ostlund告诉我们，只要条件成熟，萨博随时可以恢复生产。从欧洲归来，我们再打次电话给Mikael Ostlund，他告诉我们，工厂最新的变化是又增加了70多人，生产线还在等待命令。

　　欧洲的工业复兴，也正在等待一次真正的重启，而中国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依然晦暗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