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农民“上高楼”喜忧参半 城镇化不可操之过急(图)

　　2011年，浙江省温州市启动了“农房改造集聚”工程。对千万户农民来说，这意味着告别乡村家园“上高楼”，用宅基地与政府交换新房；对政府来说，这意味着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推进城镇化建设，同时也获得可观的用地指标，用于城市化发展及生产建设。看起来是好事，实行起 来却效果参差，农民喜忧参半。这再一次告诉我们，推进城镇化要从实际出发，不可操之过急。

　　
　　有的农民上楼后“赚”20万

　　温州“农房改造集聚”工程源于国土资源部2008年和2010年相继出台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通过“拆旧建新”和土地整理复垦，达到土地平衡，最终实现增加耕地面积，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城镇化。

　　为此，温州市在每个县、市、区设一个示范点，在区域性中心镇附近规划建设面积80至120亩的农民新社区，先建后拆。同时，制定了“拆旧补新”的补偿政策，旧房拆除每平方米补偿300至600元的建房损失费，再根据不同的新房安置区位和楼市房价标准，以建筑面积换占地面积，拆掉一栋旧房，补偿安置1至3倍的新房建筑面积，购房款为成本价，每平方米一般2300至4500元。

　　平阳县万全镇的金星家园小区是农房改造集聚的一个示范点。该小区集农房改造集聚、保障房、安居房为一体，毗邻万全镇中心区，环境优美、地段繁华、交通便捷，周围二三产业兴旺，农民就业机会较多。

　　家住平阳县顺溪镇吴垟村的王功如，几个月前已搬入小区。2011年上半年他与政府签订了宅基地换新房的置换协议，拆掉一栋占地40平方米的两层老房，换来一套建筑面积120平方米的新房。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旧房被拆损失5万元，新房支出27.6万元，总支出32.6万元，这套新房的市场价值52万余元，溢价20万元。只不过这是全家唯一的居所，不能出售。他认为，与政府的这笔“交易”是合算的。

　　记者从平阳县政府有关方面了解到，顺溪镇6个行政村428户农民以及所有拆旧房整体搬迁到金星家园小区的农民，用宅基地置换新房的模式与王功如基本相同，溢价水平也基本一致。

　　有的农民砸锅卖铁也上不起楼

　　但金星家园小区的情况并不代表全部。

　　永嘉县桥下镇的新区农房是温州市刚刚启动的另一个“样板田”，也是该县首个农房改造集聚工程，总规划用地近80亩，总投资10.78亿元，跨镇安置永嘉县韩埠、泰山、上降等8个村共计1000多户农民。2012年9月动工，计划2016年建成。

　　该小区的建设同样按照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政府主导、农户自愿”和“先建后拆”的原则运作。为了防止新区建成后唱“空城计”，农民不拆旧房、不交宅基地，确保土地“增减挂钩”到位，永嘉县农房改造服务中心在建房前先与农民签订了地、房置换协议，农户要预交首批15万元购房款，其余购房款按工程进度分期缴纳。目前已有500多户农民交了7500多万元，仍有400多户未交款，许多农户表示实在交不起。

　　永嘉县农房改造服务中心主任胡培通介绍，这个集聚点是高档社区，桥下镇是永嘉县的三类镇，高层楼盘的市场均价每平方米达1万元。鉴于当地区位优势和楼市价格，这个小区新房补偿面积是1∶1.5，即拆掉1平方米宅基地，仅补1.5平方米新房建筑面积。

　　面对这样的补偿政策，农户要承受多大的“上楼”压力？

　　胡培通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永嘉县一位农户置换给政府的是占地面积50平方米的住房，按1∶1.5的补偿政策，他只有75平方米的新房能享受每平方米4500元的成本价。

　　但是，该新建农村社区设计的套型建筑面积最小为108平方米。政策规定，增购部分按市场价的优惠价购买，初步设计打7折。这样一来，这位农户的购房支出累计达到56.85万元，加上约20万元装修费、10万元旧房拆除损失费，共计约86.85万元。

　　这一“上楼”的最低价，对来自贫困山区的农户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一些农户苦叹道：就是砸锅卖铁也买不起新房，宁可住破旧的老房，也不愿“上楼”。

　　胡培通说，为了鼓励广大农民参与农房改造集聚，政府千方百计加大投入，选好的地址、作好的规划，建好的房子，吸引农民走向城镇化之路。其中，本应以政府划拨方式取得桥下镇新区农房建设用地，但为了搞好样板试点，并减轻农民购房负担，县里以土地出让方式取得土地，由此县财政替农民支付了2.2亿元土地出让金。

　　胡培通认为，如果今后大面积推开，不可能再这样“慷慨”，否则政府受不了。

　　百姓、政府各有苦衷 城镇化推进不宜操之过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即使政府如此“大方”，许多农民仍不领情。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大面积推进农房改造集聚有三难：

　　一难：一些贫困山区的农民想搬却拿不出钱。不同区域、类型的集聚点，农户至少要拿出30万元至100万元才能“上高楼”，许多贫困山区的农户根本无法承受。

　　二难：一些农户想搬却拆不了。许多乡村农房合在一个农家大院里，一个大院往往住着4至10户人家。只要有一两户不搬，想搬的农户就受到牵制。另外，一些人珍惜祖业不愿搬，也让整村迁移难以推进。

　　三难：一些农户心存疑虑、观望不搬。这些农户对到中心镇居住兴趣不大，但对政府的行动很警惕，担心政府“骗土地”。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这更加坚定了这部分农民不搬的决心。

　　温州市、县的干部向记者坦言，政府也有三难：

　　一是融资难。市委市政府部署每年刚性推进的集聚率要达到全市农户总数的5%，即85702户，投入资金1000亿元左右。这包括农房改造集聚，也包括下山脱贫移民、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点搬迁、重点工程拆迁安置等。其中，农房改造集聚占比一半，全市每年工作量是4万多户，投入资金大约500亿元。由于政府都得先垫资建设，资金压力势必越来越大。

　　一些干部说，很难通过融资缓解这种压力。因为集聚新区的地块大部分是以划拨方式获得，这样的土地办理抵押贷款很难，也不符合银行的贷款政策。

　　二是用地指标难。永嘉县的干部称，按照5%的集聚率推进，将把全县所有用地指标砸进去，其他建设项目都不要搞，也填补不了农房集聚用地的缺口。记者了解到，这一问题其他地方也存在。

　　三是吸引农民难。由于新区住房用地是“划拨地”，不能在市场上交易，故其溢价再大也是“空心汤圆”。另外，集聚工程大面积推开后，大量农民涌入中心镇，就业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温州市许多干部表示，虽然农房改造集聚可以加快城镇化发展，但不宜操之过急，要量力而行，逐步推进，成熟一个建设一个，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政府可承受、农民可接受、发展可持续”的目标。

　　专家指出，涉及农民“上高楼”问题，要牢牢把握三个原则：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开拓农民的发展空间。(《半月谈》记者 张和平)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征收，被迫上楼居住，失去了土地、没有一技之长意味着长期失业，土地赔偿的几个钱眼看着就要花完了，下辈子怎么办？记者长期以来就安徽的凤台县、利辛县、蒙城县、颍上县、寿县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背景调查：“失地农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周边农村的土地不断被征用，由征地引起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征地既改善了当地基础设施和农民的生活条件，也给农民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在征地过程中，政府如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利益，帮助农民转移就业是促进农村建设，保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纵观全国各地，近年来，很多地方由于征地补偿的不公平、补偿不到位及征地程序的不完善，导致上访不断，群体事件有增无减。据媒体报道，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征地冲突，大部分皆因被征地农民对补偿不满而引起。国家信访局统计称，群体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每年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在400万件左右。这么多的纠纷与群体上访事件，显然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农村土地的征用是国家为建设一些社会公益性和经济发展项目而采用的一种行政行为。土地的征用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征用农村土地是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例如，安徽省颍上县城北新区楼房林立，交通设施改善，已经建设和正在建设的商业区正是建立在征地的基础上。

　　然而，征地引发的颍上县城北新区原住居民的生活和家庭经济发展的困难却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亟待政府的协助解决。否则颍上县城北新区的社会问题必然膨胀，将会危害现有的社会秩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阻碍。

　　问题提出：“被上楼农民”对前途赶到迷茫

　　自2005年以来，颍上县开发建设城北新区，规划总面积为8平方公里，目前已初具规模。根据《颍上县城市总体规划》，城北新区规划布局结构为“一心一环两轴三片”。“一心”即政务中心，“一环”即环城市中心区景观水系，“两轴”即商业景观轴和行政办公轴；“三片”即北片、东片、南片三片居住区。新区内规划主要有县级政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群众影剧院、文化体育中心、群众文化休闲广场、城市金融、贸易、商业、餐饮服务中心，以及企业集团后勤服务基地和3处大型居住区，容纳6万人居住，并配套建设公园及环城市中心M水系景观，逐步形成一个集行政、文化、教育、商贸、休闲等活动为一体的新城区。

　　现在，随着城北新区建设的快速推进，一个人畅行、车畅通、物畅流、环境优美的新区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县里的目标是：让城北新区成为经济繁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华东能源新城。

　　多年来，城北新区征用了龙岗社区、颍阳社区、张洋社区、保丰村、朱庙村等的土地，合计征用12万余亩。这些土地以2.3万元/亩—3.3万元/亩的价格被政府征收，政府出售土地的拍卖价则为均价200万元/亩。政府有了钱，道路修起来了、景观建起来了、公共设施完善了。像全国许多城市一样，为降低用地扩张成本，在征地中减少拆迁安置，结果大量集体建设用地及附属其上的村庄逐渐被纳入城市建成区，颍上县的多个农村成为城中村。

　　张洋社区的8个自然庄就是其中一例，该社区人口3400多人，他们的5100亩土地(2150亩耕地)完全被征用，包括老宅基地和耕地。按照颍上县国土局批复，留给张洋社区333亩用于新农村建设。该社区目前已经建设两层半楼房285套，六层半多层楼房15栋，全村人都住进了楼房。

　　“被上楼”之后，张洋社区的村民曾一度对前途感到迷茫。土地卖的几个小钱不够花几年，没有土地耕种、没有工作机会、没有社会保险……“农民断炊”、“农民生命线断了”？

　　除土地补偿费外，张洋社区还按照县里统一部署对拆迁农民采取整体还建，统一建设、安排住房。由于观念没有转变，拿到补偿款后，一部分人有了“一夜暴富”的心理。他们沉迷于享受，没有了自强自立的思想，失去土地后加上没有固定工作，他们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成本增加，缺乏可持续性生活保障。他们仍然是农业户口，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导致因病返贫，年龄偏大或其他原因丧失劳动力返贫。不少村民“骤富”之后，还滋生了攀比、挥霍、吃喝、赌博等行为。 “坐吃山空、盲目投资、过度挥霍之后，只能回到失地贫困的原点。”大家坐不住了。

　　观察全国各地，这个现象更具有普遍性。随着大量农业土地转化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城市里有了一群特殊的人失地农民。虽然他们得到了一定经济补偿，但因为失去了土地，加上他们少有一技之长、观念没有改变等，失地农民返贫的情况越来越多。

　　社会共识：创新社会管理是国家战略

　　农民朋友们也应该看到，从地方到中央，已经高度重视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真听取了来自基层的意见或建议，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国家战略。

　　昆明规划设计院院长王学海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提出：“城中村”的改造应鼓励自行地更替，不要硬将农民“赶上楼”，可以让农民自发组织一个合作社，鼓励合作开发，而不是简单地让位于政府操作，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矛盾。我们常常讲，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欢迎不欢迎、高兴不高兴作为我们决策的依据。

　　去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城乡一体化，将直接促成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不再进城务工，实现就业本地化。城乡差距的缩小，意味着各地人民可以直接在本地享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让人民过的有尊严，有幸福感。”统筹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中国青年网/叶俊学)

　　农民“上楼”演成悲剧应引反思

　　1月9日上午，黑龙江省肇东市肇东镇东越村刘八虎屯村民因为不满当地给出的种种搬迁补偿条件，满街悬挂拒绝拆迁的条幅并与当地执法局和拆迁指挥部发生群体冲突事件，造成一名70岁老人伤重不治。

　　“这些村民满大街挂的白条幅(拒绝拆迁)内容是挺好的，但就是颜色太不吉利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觉得也不好看，要是换成红颜色我就不反对了，可能也不会出现死人的事儿了。”说出如此雷人之语的是肇东镇党委书记许子武，记者在宣传部等待数小时之后，于事发当日23时许才见到了他。

　　强拆条幅

　　村民与拆迁人员群殴一老汉身亡

　　事发当日15时，记者赶到肇东市人民医院，右小臂骨折的刘八虎屯村民程艳华经医生复查后回到病房输液。一听说是记者来了，走廊里十几名村民都聚到了程艳华的病房里，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着说。

　　程艳华向《法制日报》记者讲述了自己被打的全过程，1月9日清晨，有村民发现肇东市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和执法车辆来刘八虎屯附近拆除写有“抵制拆迁”标语的条幅，随后刘八虎的村民们便互相转告，很快聚集到了村头拆迁指挥部的办公室门前，9时30分左右拦住了想要拉走条幅的五菱牌面包车，并与司机发生争吵。

　　紧接着村民们开始拉起白色条幅拦路封道，很多过往车辆见到情绪激动的村民也只能无奈掉头绕行。

　　记者在村民提供的事发地监控录像上看到，9时46分，路旁的东越村拆迁指挥部办公室蹿出多名手持镐把的青年男子，对着村民开始乱打，村民四散的混乱场面中一名老汉因头部挨了一棒瞬间倒地。

　　村民告诉记者，当时村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谁也没想到他们竟然能动手打人，“村里的老爷们也都回去取家伙去了，几分钟之后再返回现场发现老段头躺在地上，满头鲜血”。

　　见到这样的情况村民赶紧打急救电话，老人被送往了肇东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村民随后又拨打了报警电话和一家电视台电话，警车先到场要将拆迁指挥部办公室内涉嫌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和执法局工作人员带走，村民们不同意，说要等电视台来了录像的情况下才能带走人。

　　拆迁指挥部的人要从办公室里面往外冲，刘八虎屯的村民们一顿乱石将他们逼了回去，现场的警察一时也控制不了局面。

　　僵持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电视台来人，村民们在自行拍照、录像的情况下才允许警方将其带离。

　　15时30分，医院手术室内传来消息，上午被打伤的段国兴老汉抢救无效身亡。该医院脑外科副主任医师称段国兴的致命伤为脑部外伤，为遭钝器重击所致。

　　午夜砸玻璃

　　村民报警9次无奈成立护卫队

　　离开医院后，在几名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东兴村刘八虎屯附近的事发地，拆迁指挥部办公室多扇玻璃被砸烂，室内一片狼藉。“这拆迁办公室是我们扔砖头砸的，当时怕行凶的人跑了，我们就扔乱石把他们逼回办公室。这是上午老断头倒地的位置。”一名村民指着地上的一滩血迹告诉记者。

　　现场的另外几名村民向记者讲述了他们与拆迁办之间由来已久的宿怨。

　　这场矛盾的起因要从两个月前说起。2012年秋天，肇东镇东越村要搞新农村建设，也就是俗说的让农民住楼房。肇东镇东越村下辖四个自然屯，司九窑屯、王先屯、于家屯和刘八虎屯，肇东镇政府便招当地名声显赫的福和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司九窑屯建设了东越新村小区，对村民们实施拆一平方米平房还一平方米楼房的政策呼吁村民“上楼”。其中三个屯子都响应了村上的号召住进了楼房，唯有刘八虎屯坚决不同意搬迁。

　　刘八虎屯村民魏晓亮说，农民能住上楼房是好事，但是也要从实际情况替我们考虑考虑，司九窑、王先、于家这三个屯地理位置距市区最远，他们搬上东越新村小区当然没什么说的，但是我们刘八虎屯离市区非常近，地价也不一样，我们当然没有人同意搬。

　　村民们说，我们这屯子里的一百多户村民平时靠种每家门前那点菜园子为生，既能够自家吃又可以到集市上多少卖点钱回来，而我们搬到楼房去住以后靠什么生活？进了楼房我们装修是一笔钱、进户费是一笔钱、取暖费又是一笔钱，我们这些农民哪能花得起？

　　如果村民不同意这种拆一还一的补偿方式，也可按货币补偿，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200元，大棚面积按照每平方米80元进行补偿。

　　魏晓亮说：“我们刘八虎屯平均楼房价格应该达到3000元左右，这种补偿价格不是明着欺负人吗？”

　　因为村民们不同意村上的这种做法，便从2012年11月起开始在拆迁指挥部周围及村里的主要街道上张挂条幅，呼吁“和谐拆迁、合法拆迁……”另外，从11月15日开始，刘八虎屯开始频频发生午夜老百姓家玻璃被砸的事情，闹得整个屯子鸡犬不宁。

　　就这样，刘八虎屯自发的组成了一支护卫队，由家里的壮丁分成两个组，轮班守夜，到天亮才收队回家睡觉。此后，果然再没有人家玻璃被砸。

　　多官员被免

　　肇东镇“一把手”要求引咎辞职

　　听完村民们的抱怨，当日20时许记者来到肇东市委宣传部核实情况，恰巧在政府门前遇到了同样前来采访的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记者。

　　随后几家媒体被安排到宣传部办公室内等候。“大家稍等一会，领导们都在开会，稍后来跟大家发布情况。”副部长李晓东说。21时许，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给记者买来盒饭和水果，让大家边吃边等。

　　22时35分，肇东镇党委书记许子武匆匆赶来，神情十分紧张。坐到记者面前时首先说：“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刚刚参加了市里开的常委会，我们肇东镇的镇长刘红艳被免职，我这个党委书记也打算引咎辞职。”

　　记者：东越村刘八虎屯的拆迁工程你了解吗？

　　许子武：拆这个屯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响应国家号召的新农村建设，让村子里的人都能住上楼房，有更好的生活；第二是刘八虎屯子的地理位置是要修建一条通村的“致富路”，其实路早就修好了，是一条二十米宽，双向四车道的公路。

　　记者：路已经修好为什么还要拆迁？

　　许子武：这条路是修好了，但镇上决定在路的两侧各修50米宽的绿化带，这个面积较大，所以要占用刘八虎屯的地方。

　　记者：20米宽的路附带共100米宽的绿化带，这是通村的致富路？哪一级政府决定的？

　　许子武：是镇里这么想的，村上也这么想，大家多年来的梦想，一直打不通是因为成本太高了。

　　记者：新农村建设是怎么搞的？

　　许子武：商业化运作、宅基地置换。主要是招标有实力的开发商，选好新址盖楼，政府配合将村里的农民搬迁到楼房里，空出来的宅基地置换给开发商。其他的屯子都是这么干的，村民们也没闹什么意见，只有刘八虎屯的人不干。

　　记者：照你的意思是说刘八虎屯的农民搬到楼里去，空出来的宅基地属于开发商了，他们用这地修路搞绿化？

　　许子武：那不是，这块地特殊，只能做公益修路，不能做别的。

　　记者：村民们不搬家的原因是什么？

　　许子武：其实村上给的补偿标准很高了，在拆一还一的标准上，每户还可以多给个二三十平米，无论砖房土房，都是统一标准，如果货币补偿最高的给过1500元钱一平米，最低的也是1100元。

　　记者：一位70岁的村民在这场冲突中死亡你知道吧，事发前后你在哪里？

　　许子武：我知道了，很痛心。因为今天上午我需要在市政府组织的十八大学习班上课，前一天我已经托付县长刘红艳和执法局的人一起去东越村附近拆沿街条幅，没想到就发生了惨案。

　　记者：为什么要拆条幅？

　　许子武：村民们满街挂着白条幅太难看了，而且在农村也有讲究，大过年的整得好像很不吉利。其实上面写的“抵制非法拆迁”的内容也是我们提倡的内容，要是换成红条幅多吉利啊，所以我让他们去拆的。现在想想真后悔，不让他们去拆就好了。

　　记者：新农村建设的前前后后你有没有按期向市里的领导汇报，哪位领导听过你的汇报或者指导过你怎么实施？

　　许子武：没有，都是我们自己镇上提出想法，村上具体干的，新农村建设是我们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梦自己圆。如今已经这样了，我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交接就辞职。

　　根据肇东市委宣传部公布的最新消息：公安机关经过现场调查取证，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案件成功告破，5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刑事拘留。肇东市委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肇东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红艳免去党委副书记职务，停止镇长工作；停止主管副镇长马明哲工作；撤销村党支部书记姜兴庭职务；免去市行政综合执法局副局长生振山职务。(法制日报/记者郭毅 张冲)

　　城镇化不是“逼农民上楼”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2012年12月16日，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城镇化”进行解读 。

　　“提出城镇化太" 给力"了。”他评价，但在他看来，城镇化不是“逼农民上楼”，不是“拉土地面积”，不是“造城运动”，而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整体提升。

　　着力构建城市型产业体系

　　按照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城市群化发展是一个大方向。”张卫国指出，城市群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逐步优化组合的产物，每个城市群一般以一个或两个经济比较发达、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由若干个空间距离较近、经济联系密切、功能互补、等级有序的周边城市共同组成，城市群内的城市协同发展。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都形成了很好的新的态势，城市群科学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衔接显得更加重要。”张卫国称，与产业布局相衔接的城镇化不是单体城市的发展，而是产城一体化的发展。“构建城市型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不是"胡萝卜、大葱"的产业体系，而是集约的、生态的、绿色的、低碳的新产业体系。”

　　逼农民上楼绝不是城镇化

　　“城镇化的关键，是从体制上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改变农民的身份。”在采访中，张卫国强调，这也是之所以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的原因。

　　谈及推进城镇化的问题，张卫国强调“积极稳妥”四个字，而不是盲目“拉土地面积”，不是“造城运动”。不破除户籍制度的壁垒，单纯靠扩充城市土地，绝对不能完全实现城镇化。“城镇化不是逼着农民上楼，让农民市民化，关键是让他们有身份认同。”张卫国说。如果农民进城，长期得不到一个稳定的居住条件，享受不到社会福利，得不到身份认同，那么农民很有可能重新返乡，去城市化也就出现了。

　　那么，城镇化的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张卫国看来，城镇化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整体提升，也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新四化”统一前提下的提升。这条道路是一条“内涵型、效益型、生态型相结合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城镇化三大问题需破解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表示，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三大问题。首先，城市土地扩张要与农业人口转移相结合，不能单一扩张城市、大搞建设。其次，城镇化要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实现产业在城乡间、地区间合理布局。第三，大城市要与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发展。

　　他认为，农业人口不能顺利向城市转移，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工业化质量的提高，对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消费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使得商品价格主导的物价上涨压力始终不能消除。

　　李国祥表示，虽然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很快，但“市民化”速度相对较慢，超过1.5亿农民工离土离乡到城市打工，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带来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生态是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提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城市建设、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关联。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与资源危机并存的阶段，社会、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城市是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生态城市作为一种发展模式，需要改变过去工业文明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让线性发展模式转变为循环的、低碳的、绿色的发展模式。生态城市同时也是一种发展理念，强调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和谐幸福。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表示 ，城市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本消耗与经济社会福利呈倒U形关系，为提高不同地区人们的幸福感，对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绿色城市转型发展模式要求应有所不同。他认为，生态文明导向下的经济必然是“脱钩”经济，所谓脱钩，就是指经济社会在向上走的同时，资源环境、生态影响在向下走，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展必须要和土地消耗脱钩，从蔓延的城市变成紧凑的城市；城市的物质流必须从开放的、直线的、单通道的模式变成一个闭路的、多循环的、仿生的模式；消费模式应从购买、占有为主的模式走向使用为主，“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模式。(半岛都市报/记者 周晓荷)

　　让上楼农民分享制度红利

　　“用房产证在信用社抵押贷款8万元，把家里一层住宅改造成家庭旅馆，一个夏季就接待游客挣了4万多元。这是以前想都没敢想过的。”居住在舞钢市尹集镇张庄社区的农民王德洋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2012年4月，河南省舞钢市的21户入住新社区的农民首批领到了房产证和土使用证。王德洋就是首批领证者之一。

　　记者在采访发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并不是单纯的让农民搬出平房进楼房，而是农村组织结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而通过创新政策措施，保障农民的长远利益，让“上楼”农民分享制度红利，是河南顺利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动力源泉。

　　制度保障农民享有应得红利

　　新型农村社区的房子可以办房产证，使“死资产”变成“活资本”，是农民最欢迎的政策之一。　过去的民居因没有产权证明而只有居住功能，农民住房是真正的“不动产”“死资产”，有了“双证”，房子可以买卖、流转、抵押贷款，就变成了“活资本”。目前，河南省已有近1万入住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户领到了房产证。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节省出来的土地的收益该如何分配？河南省鼓励各地探索创新这部分收益的分配使用机制，让农民得到长远收益。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文茂林介绍，按照占补平衡的要求，建新型农村社区节约出的土地，首先是复垦，按占1补1.05的比例补充耕地，其余部分，村集体或农户可以通过以地入股，或流转、租赁等方式用于二、三产业，使土地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股份，确保农民长期收益。

　　记者在舞钢市尹集镇张庄社区了解到，这个社区对拆旧村节约出的161亩耕地中的28亩先期进行商业开发，即获得了2000多万元的集体收益，大部分用于入住新区群众的建房补贴，另一部分租金收入作为社区物业管理费用，也用在了农民身上。

　　据悉，为确保农村节约出的土地规范交易，合理利用，新乡市正在筹备组建土地、矿业权交易中心，探索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腾退收益全部返还农民，或用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机制。

　　尊重农民意愿建设新家园

　　2011年以来，由于各项支持措施的实施，河南各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加速，目前，全省几千个村庄在拆迁，绝大多数村庄平稳无震荡。记者调查中发现，除了诸多有效的政策措施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在多项优惠政策引导下，河南各地农民群众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热情空前高涨。郏县冢头镇王寨村支部书记王永军说，今年春，村两委班子带着全村六十多名群众代表跑了三个县，参观了十几个新型农村社区，大家都坐不住了，强烈要求尽快启动到新型社区建房。大家最终决定一步到位，建高层，这样全村可以省下400亩建设用地建一个批发市场，每户都可以分享租金收益。

　　目河南各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蓬勃展开，不仅各级政府加大了投入，还带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其中。

　　一是市场化运作模式，如离郑州较近的新郑市孟庄镇，引入开发商投资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利用腾出的建设用地与开发商合作开发商业地产，农民基本不出资，家家拥有一套有产权的住房。

　　二是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村庄集体出资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是全国知名的小康村，多年前已建成设施、功能齐全的生活小区，如今周边的15个村的群众纷纷要求并入西辛庄。

　　三是企业家出资捐建新型农村社区。

　　据统计，2012年上半年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累计完成投资375亿元，成为拉动内需增长的“黑马”。据测算，每个5000人口规模的新社区，按规划建成，能拉动内需2亿元。河南省在建的2000多个新社区能拉动内需4万多亿元，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巨大力量。

　　先行先试需要更多政策支持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国家决策层关注并研究解决。

　　一是资金短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投入的大头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仅靠地方财力，不能满足农民群众尽快入住新社区的强烈愿望。而与此同时，有些中央转移支付和省级配套的“涉农”资金，由于有明确的投向，却不能有效整合使用。比如：教育口有危房改造项目资金，但要求必须用在村庄小学，不能用于新社区建学校。有关方面建议整合“涉农资金”，扩大地方政府捆绑使用的权限，向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倾斜。

　　二是新型城镇化探索政策支撑不足。河南将新型农村社区纳入五级城镇体系，但在涉及土地、资金、房产、税费等国家政策方面，还无法与城市接轨，缺乏一整套政策、制度的支撑。如农村土地权属的调整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亟须配套的法律法规支撑。虽然农民拿到了新社区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但按目前的政策，它仍需于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只能在本村组集体范围内交易，还不能真正进入大市场，成交的机会非常少。

　　作者：张和平来源半月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