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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木，巨额民间资本的逐利冲动，催生了庞大的民间借贷。经济形势好时，资金流向煤炭、房产等领域，获取高额利润。但随着去年煤炭价格一路走低，资金链趋于断裂，整个神木的民间借贷体系面临崩盘。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与日俱增，社会不稳因素加剧。
从鄂尔多斯学习归来的当地官员，正试图减轻这一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过于单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失控的民间借贷，使得神木或将遭遇六七年高速发展以来的第一个严冬。
2月3日，在消失了19天之后，“房姐”龚爱爱选择在北京投案。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她41套房产成为网络焦点。
而在龚爱爱的老家神木县，拥有数个户口、大量房产并不罕见。当地人投资的房产遍布全国。此外，煤炭业投资也是资金的主要流向。
支撑这一庞大投资业的，是渗透神木各个角落的民间借贷体系，龚爱爱也是借贷链条上的“一环”。
随着龚爱爱的上线张孝昌被立案调查和龚爱爱被抓，这一民间借贷链条崩裂之势越发严峻。
“大家都抢着借钱给她”
曾是吸收资金和放贷大户，资金断裂遭债主网络举报
龚爱爱作为“房姐”一夜成名前，在神木已经是个人物。
1986年，她进入神木县信用联社（神木县农商行前身）大柳塔分社，从基层信贷员做起。因工作业绩突出，2004年成为神木县农商行兴城支行行长。经过多年的经营，已成为拥有房产、煤矿、酒店、购物广场的“女强人”。
2006年后，煤矿收益呈几何级数增长，吸引大量“闲钱”加入。神木的民间借贷随之兴起。龚爱爱也加入其中，她的吸、放贷款是神木典型的操作模式从民间吸收闲散资金再转手放高利贷。
据多名知情人士称，龚爱爱在其控股的爱丽莎购物广场开设一家典当行，以2分至2.5分的月息从民间吸收资本，再转手以3分至3.5分的月息放贷出去，赚取其中的差额利润。
神木有数百个非正规的典当行，龚爱爱的典当行也没有注册登记。但雄厚的资金和素有能力的形象，“令大家都抢着借钱给她”。
而在2012年，多数典当行的资金断裂，放出的贷款无法收回。龚爱爱也遭遇这一命运，她无法偿还借贷来的资金。龚爱爱的一位生意合伙人称，龚的典当行涉及资金30多亿元。
当地许多人的说法是：债主们讨不到钱，于是发网帖举报。“房姐”随之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投一个亿，收两个亿
掌握放贷权的龚爱爱成了煤老板的“财神爷”
和几乎所有的神木富人一样，龚爱爱的致富历程，与这座城市的几年间财富的迅速扩张息息相关。
因传说中的三株古松得名的神木，东临黄河，西连毛乌素沙漠。除了是杨家将戍边卫疆，佘赛花的家乡，这里并没有多少让人艳羡的资本。但在这片黄土地下，有埋藏了亿万年的宝藏：神木59%的土地下都是煤层，有4500平方公里之多，探明储量500多亿吨。
煤质的优良也属罕见，特低灰、特低磷、特低硫、中高发热量。在追求环保的现在，神木煤成为被追逐的奇货。
2008年前后，神木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煤炭价量齐涨，每吨从2005年的50元，升到500元；年产量从2007年1亿吨增加到2011年的7.74亿吨。
2008年，神木在全国百强县里排名92位；2011年，跃至36位。
神木人享尽了煤炭资源带来的红利，承包煤矿或者煤矿入股，投入一个亿，第二年就能收获两个亿，致富速度惊人。据2011年5月出炉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报告》显示，神木县资产过亿的富豪超过2000人。
龚爱爱也搭上了顺风车。2004年，她任县农商行兴城支行行长时，恰逢煤矿井喷式发展，在迫切需要资金的煤老板眼里，掌握放贷权的龚爱爱简直是“财神爷”。
商人贺国桢介绍，当时的“行规”是贷款要给银行工作人员回扣，比如贷款500万就得拿出煤矿100万元的股本给贷款人作为“回报”。就在当行长的第一年，龚爱爱通过其哥哥龚子胜作为其代理人入股大砭窑煤矿1500万元。
享受奢华之外，富起来的人开始为资金找升值的出口。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建军测算，神木民间资本总量在500亿元以上。“庞大而且活跃的资金流动，使得神木的金融市场风起云涌。”
手写借条可贷百万
一觉醒来，街边冒出一堆借贷公司
2009年起，神木人为民间游资找到了升值出口民间借贷蔓延开来。
贺国桢回忆，几乎是一觉醒来，临街好的门店，都挂上了一块块诸如“××投资公司”、“××担保公司”的招牌。
更多的是没有门店的皮包公司，在酒店租间办公室，甚至在家里摆张桌子，放个保险柜。再甚者，腋下夹个皮包，里面放上一沓票据，就四处游走吸贷转贷。
马先生也成了一个“夹包族”。他介绍，2009年到2010年，神木有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近200家。而像他这样的“夹包族”难以计数。
这种融资方式兴起的动力，是投资煤炭业的高额回报，老板们渴望进一步投资。但从农商行和商业银行贷款手续复杂，成功率低。
民间借贷应运而生，将投资机会较少的普通人手中的游资汇集起来，供给大老板。
这些公司向社会吸收资金的月利息为2分到2分5厘，放贷的月利息3分5厘到4分不等。虽然远高于当时银行贷款几厘钱的月利息，但既无需担保，也无需繁琐的手续，手写一张借款单就可完成，而且几乎当场就可提钱。
2009年开始，神木大兴炒露天煤场，炒家从本地炒到鄂尔多斯、甚至远赴新疆。一家正规小额贷款公司刘姓经理介绍，民间借贷的大量资金中有六成到七成流向房产与煤炭。而来自县金融办2011年的数据是，贷款约68%流向了煤炭、化工电力等行业。
另一部分融资被用于满足个人消费，甚至流向赌博市场。在当地，有钱人赌博的规模越来越大，一次动用的赌资高达千万元。
这类民间借贷与国家金融政策并不相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即使是正规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只许放贷，不许吸纳资金；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更是不能从事任何形式、性质的金融活动。
但在神木，这些非金融性质的公司却公开、大规模、大范围进行金融活动。马先生介绍，当地近200家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很少完全从事过其工商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所进行的完全是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
在这些吸贷转贷的人中，神木县城内最受人信赖的是龚爱爱，商人乔秀峰、王文明以及张孝昌等人。
其中，新世纪黄金珠宝城的老板张孝昌是黄金炒家，他的借条十分简陋，上百万资金的借贷手续就写在其珠宝城销售单据背面。
抵押房产借款放贷
“神木100个家庭有98到99家参与借贷。”
民间借贷网织成后，神木县几乎每家都被网罗其中。“不敢说100%参与，但神木100个家庭有98到99家参与借贷。”马先生说。
民间借贷除了从个人手中吸收闲置游资，还有大量资金来自银行。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和商业银行。
马先生透露，一些典当行是由几个人合伙成立，经常有银行的职员或领导参与其中。通过这些人的职务便利，可从银行大量贷款，转手高息放贷。
而手无余钱，又没关系的普通民众只能靠抵押贷款。64岁的刘奠业是石油公司的退休工人，拿房子做抵押从工商银行贷款150万，月息6厘到7厘。贷出来的钱投进了典当行，能够获取2分5厘的利息。
这种做法很常见。一位工商银行小额放贷业务员透露，2010年到2011年，30万-50万元的抵押贷款，平均一天要操作20到30笔，周六日都要加班，抵押物大都是房产。贷款者丝毫不避讳用途，就是投入民间信贷吃利息。
如果手有余钱参与民间借贷算是风险投资，那么拿房子抵押贷款参与投资的人，“是把身家性命寄托在此了。”马先生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1至9月，神木县金融机构存款规模连续下滑，并出现10年来首次滑坡。人民银行神木县支行经调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下钱庄高息吸收大量存款，居民散户资金被少部分老板集中贷走流向了西安、北京等地的房地产开发和内蒙古的"明盘"(露天煤矿)开采……”
神木的“民间高息借钱”在2012年夏天甚至传到了西安。西安商人王胜利多方打听后，将自己的商铺作价80万元转让，托在神木的老同学贺国桢借给了张孝昌。
贺国桢和张孝昌是多年的老朋友。他前后4次借给张孝昌1380万元。贺说，最旺盛的时候，西安甚至北京的许多人都纷纷托关系主动要求把钱借给张孝昌。
知情者称，在向张孝昌借钱的人中，有许多公职人员甚至领导。但如今这些人有苦说不出，也不敢张扬。因为担心说出来后，别人会质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放贷大户一夜间消失
源头产业无法支持高利息，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
2011年，神木民间借贷最高潮时，多米诺骨牌从鄂尔多斯到来。
这一年，鄂尔多斯近乎于疯狂的“造城”运动难以为继，楼花无法售出，楼盘无人问津。这一风险迅速转嫁为贷款风险，导致鄂尔多斯高利贷崩盘。从神木来的民间借贷资金被套住。
贺国桢介绍，2011年，去鄂尔多斯投资房产的神木籍老板郭岐峰因2000多万资金无法收回，在东胜跳楼自杀。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国际煤价持续下跌，输煤港口煤炭大量积压。2012年初，煤炭出坑价降到最低四百元一吨。
源头产业的利润已无力支撑民间借贷的高利息。两番夹击之下，神木民间资本市场转冷。吸储放贷的“大佬”刘国林、王凤义等人先后“跑路”。县城里大量小额贷款公司关门。
2012年，工商银行负责小额贷款业务的林女士闲了下来：“还钱的多了，贷款的少了”。民间资金开始流回了商业银行。
此时，黄金珠宝城老板张孝昌的实力仍然被深信不疑。
“张老板有好几吨金子，100多吨白银。几年来，他从不欠利息，有保障。”2012年，65岁的退休干部冯祝文，仍把自己在其他典当行的钱拿出来，投给张孝昌。
即使是在富有的神木，张孝昌也是一个财富传奇。出生于1958年的张孝昌在80年代只是个银匠。经过10多年的积累后，张孝昌开始涉足黄金加工业。
2000年以后，许多“一夜暴富”的煤老板们“披金戴银”。借着“煤老板”一掷千金的豪爽，张孝昌完成了原始积累。2005年以后，张已经基本上垄断了神木黄金、珠宝市场。
煤炭经济形势大好时，专家认为白银会翻倍增长。据张对朋友透露，他决定通过融资囤积贵金属，等贵金属价格最高时抛出，不仅能还上借款，还能大赚一笔。
有坊间说法称，2010年到2012年，为囤积黄金，张孝昌除贷款4亿元之外，又以37名亲友的名义从当地工商银行贷款共计3.7亿。这些贷款均由张孝昌担保，然后转手给张使用。
除银行贷款外，张孝昌还通过民间借贷广泛吸纳资金。用这些资金，张孝昌在黄金市场购买了3吨黄金和100多吨白银。
许多放贷人将赌注压在张孝昌的身上。龚爱爱的商业合作伙伴称，她也是其中之一，将1.2亿元贷给了张孝昌。
庞大的利息让张孝昌只能用新收储的资金填补利息黑洞，但随着2012年神木民间借贷链条的断裂，他已无力吸收新的贷款进来。
2012年12月1日晚还在收储的张孝昌，2日突然消失。当得知消息的数百债权人聚集在金店时，只剩下空空的柜台。张孝昌也已关机。
金融炒客纷纷外逃
神木法院每年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记录了民间借贷的轨迹
2008年，案件数251件；2009年260件；2010年456件；2011年679件；2012年截至9月份，1656件。案件最多时正是民间借贷濒临崩盘的2012年。
一场牵涉到神木大多数人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带来的社会风险也在显现。2012年，一些放贷老板消失了，金融炒客们也纷纷逃离躲债。
马先生称，有放贷人开始请讨债公司帮忙。甚至把欠钱的抓去，关押在地窖里，每天只扔一棵生白菜，既当水又当饭，答应打款才放人。据他了解，已经发生了一起持刀讨债未果的伤人事件。
2012年12月12日，神木人武安详在西安香格里拉酒店割腕自杀，据了解他曾在张孝昌处投入600万元。
2013年1月23日，神木县国内安全保卫大队政治教导员张英被发现服毒死亡。
据称，他生前开设了一家典当行，数千万元贷款收不回来了。
据龚爱爱的合作伙伴透露，龚爱爱因放贷资金链条断裂，情绪低迷，2012年10月曾在神木家中用头撞墙。
更多的受害者是并不富裕的神木人。52岁的张振刚，儿子残疾，靠打小工攒了5万元，又借了5万，放贷给张孝昌，本准备在去年12月取第一次利息，但是连本带利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今年2月3日，部分张孝昌集资案的受害者打条幅聚集在东兴街。他们希望政府能出面解决。
贺国桢对神木的未来也隐隐担心，他说：“我赔了就赔了，至少还能活下去。那些把全家资产都放贷的人，如果处理不好，会出大事。”
贺国桢在借贷过程中，看到很多“亲朋好友，兄弟反目”的情况。他说神木的民间借贷已开始崩塌。
政府责令清退高额利息
按比例补偿基层放贷者；对应案件成立专案组
一位当地公务员说，往年腊月二十三，各政府部门差不多处于放假状态。但今年却天天开会商讨应对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办法。
早在2009年，神木县的担保乱象已经引起省市金融办、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关注。2009年7月神木县政府发出《关于集中整顿和规范信用担保公司的通知》，开展为期160天的专项整顿，取缔了一批不规范的担保公司。至今，正规小额贷款公司与担保公司已有22家，还有30家正在等待批准。
神木县金融办主任刘琦云介绍，神木县金融办曾多次对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机构举行讲座等活动，并开展大规模宣传，强调风险。
如今，血本无归的民间借贷者把讨回本金的希望寄托在县政府身上，每日都有人到县政府讨说法。
县政府在2012年已经到鄂尔多斯调研，学习鄂尔多斯处理的经验。
刘琦云称，政府不可能“出钱补窟窿”。政府的思路，是查清已经拿到高额利息的借贷人，令其将高额利息退出，用退出的钱，按比例补偿给基层放贷者。对借款不还的企业，政府出面责令还款，不惜让其“倾家荡产”。
神木许多放贷人获得的利息已超过本金，政府针对的主要是这部分人。当地放贷小户月息2分5厘，超过千万的大户利息在3分6厘左右。这意味着，两年时间利息就可以超过本金。
张孝昌记录了部分大户从他处领的利息：“本钱除外，张振平妻王玉凤5亿多，李德云1.8亿，郭振江和他们公司3亿……”仅这些大户，张孝昌已经付出23亿元的利息。
目前，神木县已经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规范金融秩序专项行动小组，建立了打击和处理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制度和防范预警体系，检察院、公安、金融办等部门联合，每一个案子都成立对应专案组。
神木县金融办证实，目前神木县法院对涉案金额500万以下的不予立案。刘琦云解释，500万元以下的都是散户，多是活命钱，这也是最影响社会稳定的一环。通过诉讼解决，时间太长，执行也存在困难。散户等不起，需要政府出面协调解决。
一位神木当地官员透露，根据神木县政府研判，2013年或成为“神木艰难的一年”。到五、六月份，因民间信贷危机带来的问题可能会大规模爆发，“那时社会风险会更大”。
该官员还透露了另一个让神木县政府担心的问题：民间资本的崩溃，加上煤炭市场不振，依靠资源的神木发展神话也难以延续。
记者 刘一丁 萧辉 陕西榆林报道
神木的神奇：
房姐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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