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询：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今年两会上，新型城镇化是最热、也是争议最大的经济议题。到两会结束，高层对新型城镇化的实施策略也未达成一致。按李克强总理的说法，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提案有500多件，国务院将在认真研究之后，再来具体推进。

　　在战略和政策没有研究清楚之前不急于推进，这是值得肯定的科学态度。安邦的研究人员在跟踪研究中发现，国内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即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还存在争议。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学者是国内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

　　作为历史上的农业国，中国在很长时期内，推进工业化的难度都很大。周其仁认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关键指标是“工业化率”，即工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衡量城市化的关键指标是“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这两个分属经济和人口的“比率”虽然不可直接相比，但在统计上可通过比较反映问题。

　　中国在2010年的城镇化率是51.3%，同年的工业化指数为46.8%。中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的比值是1.09。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为50.9%，而工业化率为26.1%，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的比值为1.95。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区别就更为显著。20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工业化率为4.1，即城市化率高达工业化率的4.1倍。同年同一比值，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共同呈现出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工业化率的特征。与中国同属"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的比值也分别达到3.22、1.97、1.38和1.15，都比中国的高。

　　周其仁教授的结论是，中国以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更是相差甚远。因此，中国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

　　这个结论在政策上的含义很清楚，中国今后应该大力发展城镇化而不是工业化，应该让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匹配。这种看法在当前很容易吸引决策层和地方官员的注意，它不仅支持过去多年的中国城镇化进程，还对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看似坚实的政策依据。

　　但在安邦的研究人员看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数据的确要比工业化率要高得多，但这仍然不能解释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看，工业化对于城市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某种程度上看，当工业化的力量变得强大时，城市化只是工业化的一个结果，一个“副产品”。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这是建立在工业化显著提升其经济实力基础上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工业化开始从发达国家大规模向全球扩散，工业大量向外转移，但经济收益仍然支持了发达国家的发展。这反映在"两率"的比较上，会放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

　　从大的周期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处在中期阶段，两个进程今后都需要发展。但发展有主次问题，到底谁应该唱主角？在我们看来，毫无疑问，工业化应该是主角，是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当然，中国的工业化应该不断改进，发展技术创新、环境友好的高水平工业化。这样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城市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如果把城市化作为主要推动力，作为搞工业化的手段，那将是本末倒置。

　　我们在全世界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城市，由于工业化发展不够，产业支撑和经济支撑都不足，但城市化率很高，结果导致出现典型的城市病，失业、贫困、拥挤、环境破坏、教育、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都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还在政策制订过程中，相关决策层应该摆正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位置，理清它们的逻辑关系，这样才能在未来的政策中保持基本方向和策略不错。

　　作者：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