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价格作为宏观调控“定盘星”

　　新平/文 每次在国家统计局即将公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前，都会牵动社会各界眼球。我们不妨直接把各种价格指数作为宏观调控的“定盘星”。

　　在管好CPI问题上，货币当局曾动了不少脑筋。多年以前，货币当局曾将信贷规模首先作为调控目标，希望借助信贷规模这座“桥梁”其与CPI之间具有稳定的数量关系，达到对后者的调控目的。但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活跃，银行信贷在整个社会融资中的占比越来越低。于是，货币当局开始考虑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调控目标，并将股市、债市等其他融资方式也一并纳入其中。相较信贷规模指标来说，这是一个显著进步。

　　但上述改进仍然无法确保对CPI的科学调控。首先，央行出于可控性考虑，并没有将“国债融资”、“外债”、“实际利用外资”以及“境外上市筹资”等融资方式包括在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中。其次，对于本应作为社会融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借贷”、“海外热钱”（或资本外逃）、“企业内源融资”等，货币当局又不可能做到精确统计。另外，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的稳定性也差强人意。根据货币当局公布的2002-2012年度数据，其中2003、2005-2010以及2012各年社会融资规模（百分比）增幅均为正值，但2004年和2011年增幅却分别为-16.1%和-8.5%，竟然是负值。即使在增幅为正值的年份，高低差距也明显过大，其中2009年的增幅为99.3%，而2010年的增幅仅有0.8%。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社会融资规模增幅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解释力很低。出于这样的考虑，与其继续在完善这些统计指标上努力，不如将宏观调控的视线直接盯在CPI上：通胀高了就紧缩，通胀低了就宽松。

　　由于国际上量化宽松以及国内政府换届之后政治经济周期因素影响，我国今年CPI上涨超过去年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出现5%以上严重通胀的可能性不大。在稳控非核心CPI上，可以预见的是，今年将又是一个油价频繁调整的年份，但由于国内油价已与国际油价高度挂钩，所以应把注意力更多放在食品价格上，特别是在稳定生猪供应和确保2013年粮食增产上下功夫。与此同时，在稳控核心CPI上，总量性的金融政策应保持“绵里藏针”。就利率、准备金率政策组合而言，由于银行利润进入温和下降通道已是不争事实，加上准备金率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造成银行经营成本高居不下，所以在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前，如果核心CPI上涨，或许一两次温和加息是必要的，但不宜再次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

　　另外，资产价格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考量。2003年以来，房价日益成为我国民众普遍关心的话题。同时，围绕房价调控，中央以及有关部门、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大量政策措施。此外，随着股票市场的逐步扩容，股价涨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发不容忽视：充满泡沫的股市固然可能带来财富效应，但更多却会诱发投机；同时，长期萎靡的股市也会影响投资信心，造成经济紧缩。

　　遗憾的是，目前统计上尚未建立令人信服的、能够同时融合资产价格与CPI的综合价格指标体系，以致宏观政策制定者不得不两头兼顾。同时，资产价格上涨幅度多少算大？多少算小？目前业界也没有统一说法，以致面对资产价格数据常常无从下手。对此，有关方面一定要加强研究，争取尽早突破。

　　按照《1987年以来的国内商品房平均价格及上涨情况概览》，1987年，我国商品房平均销售单价为408元/平方米，2012年为5791元/平方米，销售价格每年（几何）平均上涨11.2%，其中2012年上涨7.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一套有别于“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的价格体系，并且更接近于民众的实际感觉。按照《概览》价格体系，假如我们能够参照居民消费价格将5%作为房价上涨过快、必须实施宏观调控的判据，就可以理解最近十年中央为什么频繁出台房价调控措施；同时，也可以判定1998-2003年是25年间我国房价最为稳定的时期，除了2001年为5.4%略高之外，其余年份房价涨幅均在5%以内。更进一步说，把5%的涨幅作为房价调控的“定盘星”，一旦对外宣示，其对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意义也不言而喻：一方面是投机倒把者的无机可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公众的安居乐业。

　　（作者为银行业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