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改革第一声春雷是集体林权改革

　　搜狐财经讯：4月21日，林下经济与低碳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召开，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社科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贾治邦；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盛州；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善利等，以及国家林业局的各级领导参与了会议，并就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会议中，厉以宁就林权制度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发言大致如下：

　　我曾经讲过，新世纪以后中国“改革的第一声春雷”就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因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三个突破。第一，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把农民的心安定下来。以前，农民老觉得长久不变，但究竟多长，他们老是问我们。第二，林地可以抵押。今天，农村除了实验区以外土地抵押还没成为事实，但是林区可以这么做。第三，就是它树立了这么一个样板——林权直接落实到农户。林权发给谁，落实到谁，当初有很多讨论，在光华学院就开过一次讨论会。因为林地和耕地不一样，一个人可以承包上千亩林地，承包几百亩林地很常见。林地是应该承包到乡、承包到村、还是承包到林业合作社？集体林改是一杆子插到底，承包到户。只有承包到户，群众的积极性才真正起来了。确权以后林权证发到户，这很了不起，所以应该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深远。

　　当前我们中国主要的改革是什么，最关键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不然就会像拉丁美洲国家，或者像东南亚某些国家一样长期陷入社会不稳定的状态。林权制度改革给我们一个启发。启发在哪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初次分配改革，而绝不能把重点放在二次分配改革。这是我个人意见。不能让财政部主持初次分配改革，因为财政部只管二次分配，很多问题不是财政部能够决定的。初次分配改革改什么？要效率和公平并重。下面举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是不合理的。因为农民（包括林农）长期没有财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农民（包括林农）没有财产收入公平吗？城里人的土地是国有的，他的房子有房产权，农民自己盖的干嘛没有？第二个例子，初次分配中受雇的一方和雇主一方地位是不平等的，受雇的是单个农民，而雇佣者是大企业，所以这两者就不平等。他可以把你工资降得很低，可以欠你工资不给。西方国家也有这个问题，但他们有工会组织。工资拖延不给，工会来替你说话。你在中国见过吗？有工会替农民工讨要拖欠的工资吗？这是不平等的。再举个例子，农民、林农、牧民作为农、林、牧产品的销售者是单个。采购商是大公司、大超市，他们对付那些采购商，又是地位不平等的。地位不平等怎么办？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也有，但那里有农民协会。经常看到报道，在法国，农民协会遇到价格不合理的情况，它会号召农民拿拖拉机把公路堵了。这虽然不对，但是毕竟他们有这个力量；中国没有。中国土改以后就没有农会了。人民公社已取消，土地已承包，农民总得有个组织替他们说话吧！农村可以办合作社，然后学国外经验进行合作社联社、合作社协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集体和采购商谈判。第四，就是教育经费人均是不一样的。城市远远高于农村。农村的学校，哪怕是义务教育都有这种情况。农村的学校教师差、设备差、教学质量也低。所以现在高中生的比例中，农村来的越来越少，读大学的比例中，农村更少。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的孩子只能够去从事简单劳动力。所以说，我们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初次收入分配。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首先在于怎么样让社会城乡保障的一体化。国外发达国家是“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来补充”，把收入差距缩小。中国是一次分配有缺点，二次分配反而扩大了差距。例如社保就不一样。城里的职工公费医疗，农民工是合作医疗。合作医疗自己仍要交钱的。还有教育经费分配也不平等，等等，这些都要改革。

　　现在中国考虑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经济低碳化。现在，人们对环保的看法和20年前不一样了。20年前讨论环保主要是不让有毒的气体排放、有毒的水流入江湖。现在是不管有毒没毒，违背低碳标准就不行。二氧化碳没毒，但还得减排；不减排就不行，其他国家将来都抵制你。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五个新概念：第一是“绿色增长”，我们谈经济增长是绿色经济增长；第二是“绿色就业”，要扩大就业，但必须是绿色就业；第三，发展外贸，但必须是“绿色外贸”；第四，人民致富应是“绿色致富”；第五就是“绿色城镇化”。当前，在低碳形势下，这些概念都出现了，大家应该认识到发展林下经济对这五个方面的绿色都有好处。

　　1.“绿色增长”。林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造林越多，将来能够在造林的基础上使得中国木材的存量越多。林下经济也是一样。林下经济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都是增加GDP的，都是绿色的。

　　2.“绿色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以后，我当时在两个省考察，一是广东，另一是贵州。我在广东见到农民都返乡了，后来经济恢复了，但农民工不回广东了。到贵州一看，果然如此。回乡农民工说，工作何必在城里找，家乡已经“包山到户”了，可以就业、创业。所以他们不但自己回贵州了，还把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带到贵州家乡去干。结果，农民工回乡还带来了外乡人。他们植树造林，发展林下经济，这种就业就是“绿色就业”。

　　3.“绿色外贸”。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出口的。高耗能的、造成环境污染的就不能出口。而且，进口产品也要调整。带污染的、影响我们环境的、影响我们整个生态的，不准进口。所以外贸要走绿色外贸之路。

　　4.“绿色致富”，包括饲养业、林下经济。不能够再发展有污染的乡镇企业，不要造成环境污染。即使目前可以赚钱，将来怎么办？

　　5.“绿色城镇化”。有些地方，当前城镇化的做法可能要出问题。这次开两会的时候，国外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最担心什么”。我说最担心金融。为什么最担心金融，因为现在城镇化不是按照“人的城镇化”来发展，而是把城镇化看成一个大肆开发的机会，趁这个机会大圈地、大盖楼。如果这样的话，地方债务将来怎么还？银行首当其冲，商业银行将来会有坏账的问题；最受累的是地方的银行，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银行亏了，国家不帮就没办法，资金链一断，牵涉面就大了。中国可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搞城镇化，尤其林区的城镇化要注意这些问题。林区的城镇化可以这样进行。在林区，农民经营林业，林下经济的存款将来是稳当的，而且林区的建设中，林区小城镇建设都是在林业新村的基础上慢慢增长起来的。所以说，我们要认识到一些林区城镇化经验值得总结。中国一定要防止不以人为本的，光搞大兴土木、讲排场的城镇化。稳步推进城镇化，当然要快速，但路要走得稳妥，要走循环经济道路，要公共服务到位，要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户口问题的解决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这也是当前关系全局的改革之一。全国政协2013年4月17号下午，召开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和以往的讨论座谈会不一样，这个座谈会主题是改善企业环境。我主持会。这是第一次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放在一起开会。以前，各开各的会：两边各有意见，你指责我，我也指责你，一个说国退民进，一个说国进民退，都有材料，都搬出材料。这一次座谈会就不一样。大家都以“双赢”为目标开会讨论，以协商为基调。会上提了很多意见供中央做参考。比如说要排除“血统论”。只要不管国有出身、还是民营出身，行业准入就难了。民营企业公开竞争时要受限制。不少人建议，国有企业除了国家百分之百控股的以外，现在大部分国企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既然是上市公司，就不要叫国企，一律就叫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一样，上市公司就是上市公司，别问出身。不少人还提出国企、民企完全可以在重组过程中变成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企业，也可以上市。上市公司则必须是股份制企业。所以中国企业今后就分两类，一类叫股份制企业，一类叫非股份制企业。既然如此，就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股份制企业，是上市公司，一律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不要由国资委直接管理。国资委可以控股，但只管控股、派董事进去参加董事会；但是公司形式是上市公司，应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不论国企、民企，大家的共同问题是什么？就是政府不要把企业管得死死的。就和《水浒传》林冲发配一样。林冲发配，路上经过柴大官人的庄上。里面有个教头。这个教头瞧不起人，硬要林冲同他比武。林冲不愿意和他比，他就骂骂咧咧。主人柴进看不过去了，悄悄对林冲说：这位教头最近才到我庄上来。后来林冲和他比了。打了两个回合，林冲就不打了。为什么？因为林冲带着枷锁。后来，柴进帮忙把他的枷解开。林冲几下就把那个教头打翻在地。至今，我们的国企、民企都带了枷锁，怎么施展武艺？所以我们上市公司都应按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都有自主权。这样，它们解脱了戴在脖子上的枷锁，就能显出本事了。

　　国有林场的改革，就像以前我长期搞铁路改革一样。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一直为铁路管理部门做研究，我当时就指出，政企一定要分开。路是路，局是局；路是按公司化进行改革，局是行政管理部门。现在来看，铁路改革改了十来年，最后还是走政企分开的路。广深铁路不是经营得挺好吗？铁路政企分开是可行的。

　　国有林场之所以难改也是政企不分的问题。政企不分，国有林场受到很多限制。是企业，就按照企业的方式运作。特殊的企业也是这样。因为国营林区有很多生态林，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发展林下经济。国营林场，既可以改为一场两制，又可以改为森林工业公司经营，还可以与国家风景区结合在一起进行管理。总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发展林下经济对各种形式的国有林场都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