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森根：《周有光文集》后记

　　读者也许知道，周有光先生50岁前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后来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1991那年，周老85岁离开办公室后，将关注的目光从研究字母、拼音、文字和语言学转移到世界史、文化学、时代变化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等问题的探索上，阅读、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 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他迄今为止出版的30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大半是在他退休之后完成的，其中有七八部作品集中反映他对文化学、人类发展史和21世纪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在集中反映他跨学科研究心得的三部杂文集《百岁新稿》（95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4岁时出版）和《拾贝集》（105岁时出版）中，他以独特的风格对人类文明和中外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对国家、社会和文化发展深层次等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因此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其中，《朝闻道集》被评为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拾贝集》被评为“2012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十大好书”；周先生本人还获得中华文化促进会“2010年中华文化人物”和《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魅力人物”荣誉称号。

　　周先生是这些年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的新启蒙中最年长的尖兵。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仅是卓越的语言学家，更是一位今人敬仰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老年人热爱他，青年人也喜欢他。这几年，我觉得在知识界和离退休干部中，出现了一股阅读周有光、仰慕同有光、探索周有光的一泓潜流，而且由涓涓细水汇聚成一股暖暖的溪流。周有光老先生一生有光人生境界，被大家视为楷模。作为文化巨匠，周先生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无可争辩地拥有他光辉的一页，他是当代中国人的骄傲。在倡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学习、追随周先生正当其时。

　　一、中国最年长的“世界公民”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周先生响亮地提出中国人要“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公民”，而且要“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他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入世，“就是成为世界公民”，“我的思想是入世，走进世界，追赶现代”。他立志要当地球村的新村民。

　　周先生说：“21世纪人”的座右铭是：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他还反复强调中国人要树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他说：“我到处都这么说，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这是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这两句话可以用在任何地方，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周先生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他的著述、价值观以及品行举止不啻是中国当下最年长、最有资格的世界公民。

　　做世界公民，就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他指出，从世界来看国家，中国思想家如今的状况很糟糕，仍然摆脱不了神学思维和玄学思维，因而我们一定要走出陈旧的意识形态桎梏。他认为，以原苏联为例，从意识形态来说一直在发展社会主义，但解体之后实际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从而走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常规道路。他申言，“人类历史像一条田径跑道，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后来可以居上，出轨终须回轨，但道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第三道路。竞走的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

　　2012年11月l日，在出席一位老朋友90岁生日的宴会上，他说：希望大家“不怕千辛万苦，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导向正道，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他接着说：“建设国家要走正道，正道就是民主之道。”他的话充满活力。在他看来，走上“民主之道”，这才是走上世界各国都在跑的跑道上。我认为，周老的思想十分深刻。虽然在经济领域眼下不再提姓资姓社了，但在政治文化与制度创新层面以及思想文化领域里仍然离不开姓资姓社，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因此，周老强调国家要走正道，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而科学和民主息息相关。赛先生如果没有德先生撑腰，赛先生焉能走多远多快？

　　二、高尚的人生境界、性格特征

　　周有光先生曾戏言自己50岁起由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前者是半途而废，后者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事实上，他不仅在学术生涯中所获成就达到了近乎圆满的界限，而且通过读书、养性、敦品、励行，还向读者展示了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社会担当以及风范和人生境界。周老的为人为学，是后辈们追寻的榜样。以下着重讲讲周老在我心目中三个突出的印象。

　　1.永远的乐观主义精神

　　周老一生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一是抗战时间，他全家搬迁四川，八年中他颠沛流离，为了躲避鬼子轰炸和谋生，光安身就前后转换了17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4岁就夭折了。几次被流弹击中，肚子上被打穿5个孔，自己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看周围的人都死了，他算是九死一生的存活者。全家几乎天天挣扎在死里逃生的环境下，有时还遭强盗抢劫。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只能重新开始。但他一点不沮丧，乐观地面对生活，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与大家共呼吸、同命运。

　　二是“文革”又一次让他受尽折磨。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入不敷出的他，“文革”前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大家也许不知道，4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生活时每月的薪金高达500美元，在美国也算中上等收入，如按现在的标准算，月薪高达人民币10多万。他告诉我，解放初期他的工资收入只及美国教授的一半，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就只有香港保姆的一半左右，对此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齐集了，但原来那点并不富裕的“家产”己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统统被毁。“文革”让他又一次倾家荡产，甚至比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局面还惨。但他毫不气绥，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他总是不计较自己的遭遇和利益，心中纯然装着社会与事业。周老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

　　当然，中国有许多家庭都遭受过日寇侵略和“文革”之苦，但像周先生那样家庭生活大起大落、起承转合、阴晴风雨之后能饱满地投入工作、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又能在经济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跨学科研究事业上崭露头角的百岁老人并不多。他的心总是灿烂的，对未来社会满怀乐观情绪，心态之好，常人难以企求。一位记者问他：中国实现民主可能会在30年之后，长不长？他回答说：30年不算长，中国有5000年历史。一些朋友针对眼前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向他讨教时，他总是笑眯咪地说：不要急，慢慢来，社会的发展像老太太扭秧歌那样，走三步退一步，你只看她退了一步，实际是她马上又会朝前走几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动的。因为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所以有定力，自然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情绪。

　　2.说真话，做真人，一生追求真理

　　周先生崇高的人格还表现在他终生求真务实，不说假话和空话。他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话一定是真理的前提。”他决不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或避祸免灾去说瞎话和昏话。有人主张，“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大话、空话、套话和“我主圣明”的话照说不误。还有人说，“真话尽量说，假话不说”。当然，这也是十分无奈的。

　　但在周老看来，“真话不全说”也是不应该的。学者既然以追求真理为本义，为什么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周老在学理的层次上把他心中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没有什么真话是不可以说出来的。下文我将介绍他的“三分法”、“双文化论”和科学的一元性，这哪一项不都是他心中的真话？当然，说不说真话牵涉人的德行与操守。怪不得“难得糊涂”、“内方外圆”、“祸从口出”、“三缄其口”成了知识分子通常的处世哲学。

　　但中国毕竟还有一批像周先生那样的学者终生说真话、做真人而不动摇。对他来说，追求“道”比自已的生命还重要。“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他高尚的人格写照。我们学习周老，这是最重要的一点。2010年他出版了《朝闻道集》，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周老说：这本书“记录我生命中最晚一段时间的阅读和反思”。他把他的真心、真情、真知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他在知识与理性的层面上，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虚与委蛇，以伪充真。

　　3.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这八个字是周老为《见闻随笔》（时年100岁，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撰写前言时所加的标题，作为对他自已的鞭策，也是他终身遵行的人生哲学。周老上大学主修经济学，语言文字学只是他的兴趣所在。毕业后他在银行工作，靠的是金融学。去美国后，他不可能进大学去谋取硕士、博士学位，靠的是进图书馆读书自学。解放后他一人干三份工作，其中包括在复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他没有洋学校颁发的荣誉头衔，全凭真才实学当上了三级教授。1956年他赴京改行参加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50岁的他又得从头开始。面对周围一大批国内顶级的语言文字学家，他一方面靠他平时积累起的知识，一方面还是要发挥他百折不挠的自学劲头和钻研精神。如果没有勤奋读书、刻苦研究的本领，他怎能在他们中间脱颖而出，完成上级指派他的任务呢？他不但从事这方面的理论探索，而且在参与研制《汉语拼音方案》、创建现代汉字学、研究比较文字学、研究中文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等方面显露头角。

　　85岁离开办公室，他回到家中，作为专业工作者忽然觉得自已一向生活在专业的井底，“发现井外还有一个无际无边知识海洋，我在其中是文盲，我要赶快自我扫盲”。于是，他静静地坐在他那9平方米的“有书无斋”的小房间中看书、思考、写作。他写下许许多多笔记草稿，先让朋友和晚辈评点，又不断修改，有的文章发表后再改正、补充。周先生晚年六七本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学术性文集，就是这样靠他一以贯之的求知、问学的路径边学边思考边写边修改推向读者的。尽管他谦虚地说：“不知道读者们会不会笑我幼稚和迂拙”，但公众对这些跨学科研究的文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我看来，周先生的学术随笔纵古论今，评人说事，笔墨精粹，从容而随意，冷峻而透彻，跨越历史时空，含金量高，没有一句空话、套话和官话。读他的文章，常有清风扑面、浓醇芬芳的感受。

　　三、晚年所思：从《百岁新稿》、《朝闻道集》和《拾贝集》说起

　　他走出“专业的深井”后，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追求上。他在这些方面的心得与创见，也是一般学者难以达到的。与众多语言文字学著作相比，虽然在数量上是少了，但书中涉及的主题、范畴和结论，是前者所不可比的。上述三部学术性随笔，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字里行间充溢着智慧、勇气与魅力。这些文章中饱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具有总体性、思辨性、前瞻性、挑战性，对中国当前陈旧落后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可能会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思想无禁忌。自由的探索之路是一个民族繁荣强盛的康庄大道。周老不但有智慧，而且有勇气说出来。古人云：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无惧。我从周老先生身上仿佛看到了这三者的再现。

　　1.科学的一元性。周先生认为，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任何科学，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经得起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要用“实践”、“实验”、“实证”来测定，不服从“强权即公理”的指令。知识在世界范围交流，不再有“一国的科学”、“一族的科学”、“一个集团的科学”；学派可以不同，科学总归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他在一次访谈中对记者马国川先生说：“

　　知识无国界，知识分子也无国界。知识分子有国籍，但是无国界。知识分子应当是国际性的。”

　　他指出：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要划破长空，飞向火星。社会科学要摈弃迷信和教条，摆脱图腾，不能再服从于天意或“圣谕”。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就不能分中、外、东、西，就不能姓资姓社，分什么阶级性。

　　他指出：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米丘林生物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马尔语言学”，前者是自然科学，后者是社会科学，二者同样披上了“阶级性”的红色外衣，来到中国，结果证明都是伪科学。

　　他认为，要区分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意识形态是信仰。宗教创造于神学时代；主义创造于哲学时代。宗教和主义同样是不许怀疑的。科学不怕怀疑，欢迎反复论证，不同于信仰。

　　现代社会的兴起，主要靠先进的社会科学。用先进的社会科学建立的社会，自然科学就能蓬勃发展。他不无顾忌地指出，《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还不是科学实证。

　　“社会科学是不是"一元性"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是否也经过了神学、玄学和科学发展三个阶段？”周先生说，这些问题今天仍旧是人们不敢深入思考的敏感禁区，它跟“改革”能否成功有密切关系，不可能永远回避。“禁区开放能否再扩大一点，或者干脆来个彻底的学术自由？”

　　关于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问题，我曾当面向他请教。他答道：“科学没有阶级性，社会科学当然也没有阶级性；把社会科学说成有阶级性，是特权阶级保护特权的欺骗。”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信仰问题，它只是需要崇拜和服从，不需要“实践、实验、实证”，是不允许人们怀疑、批评的。他指出：社会科学问题如果没有科学地解决，新技术引进很可能是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的。他说应当重新考虑如何“接待”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问题。他还指出，思想的催眠，逻辑的诡辩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迷信的时代、盲从的时代要过去了。现在是独立思考、择善而从、不拘一格、奋力求进的时代了。他说：中国群众的心灵起飞即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为了迎接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他还认为中国不但要实现“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无所恐惧之自由），还要争取加上“网络自由”的“五大自由”。

　　但他对未来满怀信心，说道：“我意识到21世纪所有学术都将突飞猛进……社会科学将排除教条和图腾成为真正的科学。21世纪在中国将是一个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的学术昌明的时代。”

　　2.双文化论。周先生认为文化分成地区传统文化（如华夏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现代文化是全世界各个地区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升华，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是全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取代、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将与现代文化长期并存，互有消长，彼此不可能把对方吃掉。传统文化都在自动适应，自我完善，自我代谢。他指出：“把现代国际文化说成西方文化是不正确的；说成美国文化，更加不正确。把东西方文化看作势不两立，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那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他告诫我们，要警惕有人以反对“西化”为名，拒绝、贬损现代国际文化。周先生对有人高唱的“河西河东论”进行驳斥。他说：文化的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统治21世纪的不会是东方文化，也不会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不能用华夏文化来抵制现代文化。若如此，其结果反而是会助长我们盲目的自大，阻碍我们吸收现代文化。他认为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甚至既需要科学，又需要宗教。周老先生还提倡对80年代兴起的“全球学”进行深入研究，并盼望人们要妥善处理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治理、改革、协调、消除由陈陋的制度、机制、旧习、偏见和观念产生的种种难题。

　　3.用“三分法”来替代“五阶段论”。近几十年来，斯大林的“五阶段论”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它的逻辑是人类社会经过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故而社会主义终将战胜、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渊源和立论依据。周先生一直认为“五阶段论要重新研究”。“五阶段论”是凡事必以姓资姓社划线的教条，是一种陈旧的观念。如果采用周先生的“三分法”来替代“五阶段论”，打破意识形态的枷锁，尊重常识，走入常规的“历史跑道”，就会激发无限的创造力，中国也将以崭新的面貌纳入史册。“三分法”在周老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以下100余字是他关于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最新的陈述：

　　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

　　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

　　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

　　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

　　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周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从奴隶、封建到资本、后资本。资本社会、知识社会属于“现代”，这以前部落社会、主奴社会、君臣社会属于“前现代”。未来社会，可姑且叫“后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到“现代”的分界是人力解放和人格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时代飞跃。

　　他认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问题正摆上全人类的议事日程。他以“阿拉伯之春”和利比亚变局中RtoP的概念，即“保护责任”的新理念（ResponsibilitytoProtect，简称R2P）为例，说明人类正在迈入以民主化为主轴以小国崛起为特点的政治全球化阶段。他认为民主化是全球化时期的政治主流，民主制度是世界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这个制度本质上符合人的本性，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有了先进的知识，必然会有更先进的行动。周先生还写过一段关于民主全球化的文字，出书时被编辑腰斩了。他指出：“当代民主的一般模式是多党直选，三权分立。”他认为：“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但是历史证明，民主有利于发展经济、提高文化、使盲目崇拜变为独立思考，因循守旧变为进取创新。文化低下，难于实行民主，但是不可能先提高文化然后实行民主，只可能先实行民主然后提高文化。”

　　周先生以科学和民主为出发点的“三分法”，比晚清康有为的“三世说”（乱世、昇平世、太平世），分析得更精细，也更符合历史规律。康有为在100多年前就主张清廷由开明专制走向君主立宪，最后走上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他的思想当时也是相当新潮的。但他夹在保守派（张之洞）和激进派（谭嗣同）之间很难有所作为。康有为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老前辈。周先生说，中国近代三位革命家孙中山、康有为和邓小平都受过孔子《大同书》的启发。他周先生自己也选择“大同”，因为“大同理想”，崇高、远大、广博、平易！理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希望，是精神的支柱，但不是发展经济的实际方案。理想白璧无瑕，现实瑕瑜掺杂。理想有利无弊，可以一步登天，现实则有利必有弊，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心中有理想，脚下有现实。“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建设小康，志在大同。”他还说：“社会主义是理想，资本主义是现实，好比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他谈历史发展规律，有意抛弃了姓资姓社的框框，冲出陈旧的意识形态囚笼。我认为周先生的“三分法”以及关于大同理想、小康现实的论断，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因为未来社会的目标就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

　　周先生晚年所思中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和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分法”以及关于大同理想、小康现实的论断，是他对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独特的诠释和新的视角。他向晚辈们揭示的思路虽然十分清晰，尚有待时间的考验。正如周老在今年1月出版的《静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前言中所说的，他要求青年朋友对他的著作“不是先肯定文章的内容，而是先怀疑文章的内容，都要经过独立思考，然后接受，不认为老年人阅历多，认识水平必然超过年轻人”。他还说：“真理不怕批评，批评是真理的营养品。怕批评的不是真理，而是未能适应时代的宗教和教条。”

　　为了追求真理，周老欢迎读者对他的文章提出批评。面对批评、质疑乃至不留情面的诘问，周老说：“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心中十分高兴。如果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听到刺耳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时代进步。”难怪一位长者在网上说，我们与周老的差距，哪里仅仅是学问上的，首先还是道德操守上的差距。

　　2013年1月13日将迎来周有光老人108岁寿诞。生命不息，思考不息，写作不息。远处仿彿传来了周老在电子打字机上打字的嗒嗒声。谨以此文为他庆贺生日，愿他天天快乐，福寿绵长。

　　张森根为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2012年12月20日于北京拂林园

　　作者：张森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