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在无锡召开的2013首届全球锡商大会上，《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主持、多位嘉宾参与了一次高峰对话，这个对话的背景其实就是中国经济在近年来转型升级，打造升级版的概念，而在这个概念下非常需要广大的企业家群体能够调动出内生的活力和创新创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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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最近一两年，有很多企业家朋友觉得，跑着跑着跑不动了，干着干着不想干了，挣快钱、获暴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时候怎么办，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回溯100多年前，在中国的近现代工商业文明发祥地的无锡，那代企业家身上的精神，可能有助于我们在今天，更加深切地唤醒自己的内心责任感，来促进转型升级。我想请几位嘉宾来谈一谈，回溯传统，你们心目中的锡商精神，你们觉得哪一点是最打动你们的，而且这样的锡商精神，如何发扬光大？
唐英年：我自己祖籍是无锡人，能够回到无锡来，我充分地感受到无锡的乡亲情怀，同时也感受到太湖的情怀。过去十年，我都在香港做政府工作，所以我想分享一下珠三角转型的经验。在国家政策层面，应该尽量地协助企业转型。香港转型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容易，要有创新的精神。我相信无锡的确有这个创新的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有政府政策的配合、扶植。
周海江：以荣德生为代表的企业家，不管是办面粉厂，还是棉纱厂，要做就要做天下第一，做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这种精神也在激励着无锡现在的一大批锡商，所以我们无锡也出现了很多第一。我们各行业、各产业都出了很多的第一。我所在的红豆集团也继承、弘扬了锡商的精神，才有红豆的今天。应该感谢先人，留下宝贵的、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着我们不断奋进。
蒋锡培：锡商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热爱事业，热爱生活，与人为善，毅力坚固，敢于创新，敢于担当。无论是100年前的锡商企业家们，还是现在的我们，都继承和发扬着这种传统。也坚守着创新文化、创业文化、诚信文化、制度文化以及合力文化。我相信远东的万余名员工，从事电缆也好，医药也好，地产也好，投资也好，都希望在从事的领域，能够做到全国一流、全球一流，这也是我们继承锡商传统的一种体现。
钱志新：无锡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经过100年的沉淀、积累，我认为形成了两种精神的融合，第一种就是工业精神，所谓工业精神就是专做实业。人家瑞士也好，德国也好，几百年，专注一个品牌，专注一个产业，把它搞好。第二个就是商业精神，商业精神就是诚信。诚信就是商业精神的内核，也是最大的竞争力。
企业、政府都需要转型升级
秦朔：丁先生，我们知道你也是从事实业的， 你的玩具产业做得也挺大。有些人说，中国现在做玩具，遇到的挑战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都在上升，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玩具产业有哪些创新，或者有哪些办法，让它还能够保持领先呢？
丁午寿：玩具行业，每年都需要推出新的产品，更新很快。我觉得关键是要有专利权保护才可以创新，我们做玩具，都是把新的技术放进新的产品里面。
秦朔：你们转型中有些什么样的困难、压力，或者说作为龙头企业，你们没什么挑战和压力，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海江：红豆是纺织服装业，挑战是非常大的。在苏南这样一个地方很难生存。因为劳动力成本、各方面的要素成本，在迅速上升。那怎么办呢？各种要素成本上升之后，我们采取的转型办法，就是从原来的生产经营型，转到创造运营型，原来主要以办工厂为主，现在我把原来的工厂，办成样板工厂，新增加的部分，全部外包。外包到内陆各个省，这样一来，总共有多少家企业在帮我加工呢？有465家工厂，长年帮我做加工。我自己就腾出精力来搞连锁专卖和研发设计。也就是前端是创造，后端是连锁专卖。这样从生产经营转到创造运营之后，红豆轻松多了。
蒋锡培：企业转型升级当然很重要， 但政府转型升级也很重要。政府是营造环境的，法律环境、舆论环境、政策环境，任何一个企业，没有阳光雨露难以发展壮大。当然我们现在欣喜地看到，有很大变化。企业要转型，首先要找到适合的产业，如果选对了就成功了一半。其次，企业的制度流程也要转化。第三，就是人才要转型。我们原来企业小，就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相信很多锡商目标更大了，理想更宏伟了。各种要素当中的人才要素，一定是要瞄准全球一流的，这个是要转型的。第四，商业模式要转型，传统的线下营销和电子商务要结合起来，这也是以前没有的。第五，合作方式要转型。原来靠单打独斗，现在能否靠兼并收购去发展呢？这个很重要，未来三年五年，我相信只有三分之一的企业还在。其实做好企业不容易，现在光有一个方面的优势，无法立足于市场，需要打造系统性的竞争优势。
从数量转向质量
秦朔：今天锡商转型中，遇到的最大的内生障碍有哪些，是体制机制问题、运营管理问题、产业选择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钱志新：我们首先要明确转型升级的目标，这次转型升级是很深刻的，它的目标就是从数量引进制转向质量引进制，从企业来讲，从政府来讲，都有各自的责任。像无锡的威孚高科，竞争力就很强。所以我们应该从低端的产业，转向中端、高端，至少要转向中端。软实力才是核心。从政府的角度讲，关键就是体制机制的转型。
现在我们的体制机制，是鼓励搞数量引进制，不鼓励搞质量引进制，所以体制、机制、政策都要从数量引进制转向质量引进制，这样来引导企业，进行这次大的转变。那么根本问题在于变化价值观。
唐英年：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就是要不断地转型，不断升级，而且过程当中无论是政府转型还是企业转型，能够成功转型需要三个条件，就是人才、人才、人才。因此，我们对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的。
2003年我当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的时候，香港经济环境很差，政府也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怎么办呢？我提议，政府公务员一律减薪，我自己也一样减薪，但我坚持教育一分一毛都不减。因为教育就是投资未来，香港要不断地有竞争力，对国家有贡献，就需要投资教育。
国际化四部曲
秦朔：从企业国际化的角度看，锡商下一步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进步，去发展？
蒋锡培：锡商未来肯定是要国际化，要把产品做好，也要把产品卖好，全球市场就是我们的市场。但是还要讲究质量和品牌、知识产权。持续繁荣一定离不开企业家，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传承。这是最为重要的生产力。
周海江：企业国际化，关键是先要让产品走出去，然后逐步地把品牌打出去，企业也要走出去。以红豆为例，我们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园区发展，在那里首要的瓶颈是人才，当时需要招一个懂柬埔寨语言的法律人才，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竟然找不到一个。这就说明我们全中国，在国际化进程中人才的储备还是比较紧缺的。还有第二个约束，是跟当地人民的相处。当地有很多党派在竞争，各种团体可能会来找毛病。我们在当地帮他们捐款办学，还让我们的管理干部下班后办夜校，教他们学中文。他们很乐意学，学会中文在园区为我们工作，工资相对高。通过在当地履行一些社会责任，能够做当地的一个好公民。
钱志新：有四个国际化，第一个是产品国际化，搞产品进出口。这个我们无锡搞得很好。第二个是产业国际化，这两年我们承接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应该说在这方面是领先的。下面两个国际化，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企业的国际化和人才的国际化。
企业国际化有三条路。第一条就是抱团走出去，到欧洲到美国，大家抱团去搞一个产业，在那里搞一个小的工业园，或者搞小的产业园，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第二种是参加全球产业链，能够进入这个价值链，自身就提升。第三条路就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很多科技型企业、头脑型企业，现在都面临困难，但是他们的技术、人才都不错，可以趁着低价位抢先整合。
唐英年：国际化非常艰巨，有时候难上加难。但是也有一些不难的例子，比如香港成为国际红酒拍卖中心只需要三年。2008年香港废除红酒税，促进红酒自由进出，短短三年里，超英超美，成为全球红酒拍卖最大的中心。所以有时候国际化，只是通过政府小小的政策，只要有眼光，有决心，有客观条件来配合。
自主品牌和创新
秦朔：刚才我们讨论了国际化的问题，其实中国市场本身就非常非常大，很多人说中国市场可能在2020年的时候，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锡商看中在内需升级过程中的商业机会，他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周海江：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打造两自企业，一头要抓住自主品牌，一头要抓住自主创新。如果这两头中间能够抓住一头，现在都活得不错。自主创新能力很强的企业，现在活得不错，有很多先例。自主品牌抓住的企业也活得不错，像海澜之家就活得很好。如果两头都抓住的企业，就非常能干了。
蒋锡培：每个企业首先要把本土市场做好。你本土市场还没有做好，先要到外边去，肯定风险更大，外边的钱也不大好挣，然后再考虑国际市场，我相信比较稳健。企业家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领导能力、统筹能力、协调能力、执行能力等。企业家做到一定的份上，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甚至非常高。希望企业家是一个全才，才有可能打造百年企业。当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能生存非常不容易，能做好更不容易， 如果要成为全球一流企业难上加难。但是还有这么多人愿意走这条路，因为这才显示他的智慧和本事。
秦朔：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有一次非常丰盛、非常有启发性的头脑风暴。最后，我想引用锡商的杰出代表荣德生先生的一段话，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认为锡商精神最根本的，还是一种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奋斗精神。荣德生当时说：“以余平生从事企业之经验，深感从事企业者未必为事业迷，大都仅以企业为发财之过渡，既已发财，便不再谋企业之发展，吾锡除余兄弟外，唐、薛等均为事业迷，固能促进工业之发展。”我想当年的无锡，之所以能成为工商业文明的发祥地，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痴迷于事业、痴迷于创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我们现在遇到多少转型升级中的困难和坎坷，我们一定能乘风破浪，一定能够在未来的5到10年，锻造出新无锡、新锡商。
作者：王培霖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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