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万亿”时代过后,以平台贷款为主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从2010年6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算起,地方债务调控已经持续了3年。
遗憾的是,3年过去了,我国地方债务规模不降反增,地方政府还在继续增加债务杠杆
,去杠杆之路远未开启。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放缓、土地财政日渐乏力之际,债务风险实际上还在急剧上升。
2013年4月,惠誉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降至A+,理由是担心政府债务膨胀及影子银行扩张损害金融稳定。这是自1999年以来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
6月份以来,中国银行间市场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钱荒”,央行一反常态拒绝“大放水”,被视为督促金融机构去杠杆,遏制资金不受监管地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
还在加杠杆
从数据上看,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全国地方债审计结果,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2万亿元。从借款来源看,银行贷款为84679.99亿元,占79.01%。
6月早些时候,审计署又公布了《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下称“审计结果”),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其中12个地方政府本级减少1417.42亿元,24个地方政府本级增加5827.23亿元),增长12.94%。
审计结果显示,从债务形成年度看,2010年及以前年度举借20748.79亿元,占53.93%;2011年举借6307.40亿元,占16.39%;2012年举借11419.62亿元,占29.68%。这意味着,过去两年地方政府在加速加杠杆。
在3月底发表的《估算地方政府债务》的报告中,华泰证券估计,地方政府债务金额2011年为13.2万亿,2012年达到15.3万亿,2013年预计在16.3万亿。招商证券研究报告称,据初步估计,2012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15万亿,较2010年末增长38%。
今年“两会”期间,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目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为9.3万亿元,两年增长了2%。然而,这是剔除了所谓“退出类平台”贷款的结果。据审计署此次调查,18家融资平台公司以转为“退出类平台”为由,少统计政府性债务2479.29亿元,脱离了债务监管。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基层债务压力很可能被低估了。审计署长沙办今年4月份撰文称,截至2011年,中部某省一半以上县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逾20亿元,另有因体制转轨等原因形成的粮食、供销企业政策性因素亏损挂账等隐性债务。目前大多已进入偿债高峰期,每年的还本付息金额近10亿元,县级财政面临较大的还本付息压力。
债务“影子化”
实际上,在近年来银监会降旧控新、只降不增的强硬调控下,平台贷款在地方债务中的比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决策层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政策引导下,城投债占比稳步上升。
“平台贷占比过高,通过放行平台公司发债,可以促进债务多元化,减少债务风险高度集中在银行体系的状况。”一位券商固定收益部门研究主管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同时,债券发行本身可以促进融资平台的信息公开,加强其财务纪律意识,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据审计结果,在2012年底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分别占78.07%和12.06%,仍是债务资金的主要来源。其中,银行贷款余额比2010年增加1533.96亿元,但所占比重下降5.60个百分点。
除此之外,商业银行通过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途径,借助于信托、券商等通道,向地方政府大量“输血”。更严重的还在于,融资平台通过金融租赁公司和小贷公司等,与民间借贷和境外资金“合流”,导致了地方债务的“影子化”。
今年早些时候,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伟在其研究报告中称,平台债务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在银行体系内,估计余额大约是10万亿;另一块是在影子银行系统内,余额在3万亿~8万亿之间都有可能。
此次审计抽查发现,2011年至2012年,有6个省本级和7个省会城市本级通过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和发行理财产品等方式融资1090.10亿元;12个省会城市本级和1个省本级通过BT和垫资施工方式实施196个建设项目,形成政府性债务1060.18亿元;3个省本级和3个省会城市本级的部分单位违规集资30.59亿元,合计2180.87亿元,占这些地区两年新举借债务总额的15.82%。
“这些融资方式隐蔽性强,不易监管,且筹资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如BT融资年利率最高达20%、集资年利率最高达17.5%,蕴含新的风险隐患。”审计署警告称。
地方债务不受控制的“影子化”迫使监管层出手整顿。去年末,财政部、发改委、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规定融资平台不得向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借款,不得通过金融机构中的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直接或间接融资。
去杠杆之难
无论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过去数年的地方债务调控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放缓、土地财政日渐乏力之际,债务风险实际上还在急剧上升。
据审计署披露,在此次审计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
从偿债能力看,68家融资平台资产负债率超过70%;151家当年收入不足以偿还当年到期债务本息;37家2012年度出现亏损。在2012年融资平台公司偿还的债务本息3618.85亿元中,以财政资金偿还1205.75亿元、占33.32%,举借新债偿还738.93亿元、占20.42%,两项共占53.74%。
一面是居高不下的债务包袱,一面是城镇化概念之下地方政府不断加码的投资计划。一位券商分析师告诉记者:“去杠杆本身是痛苦的,地方政府不会主动去杠杆。而且地方政府预期中央政府会兜底,从而形成了极大的道德风险。”
申银万国分析师李蓉早前指出,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幕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任。这种多年来累积的风险已经无以复加。
审计署亦表示,目前国家尚未出台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虽然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债务管理制度,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控制、预算管理和风险预警等管理仍显薄弱。
今年3月,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表态称,对于地方债务,要分门别类,先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研究什么样的制度,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
那么,如何建立规范、健康的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呢?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从长远来看,应当借鉴成熟市场发展经验,在现有城投债的基础上,推出市政债券,这是一条真正的阳光化正道。
作者:董云峰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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