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海平 南京报道
在中国东部沿海，由上海、江苏和浙江共同构成的长三角地区，从发展初始就不具备珠三角的政策优势，其本身工业基础与东三省等地区相比也相对薄弱，但却成长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明星地带，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从2012年官方数据来看，长三角以全国2%的土地，承载了10%的全国人口，吸引了全国2/5的外资，创造了国内1/3的生产值和外贸出口。
沪苏浙三地各具特色，共同组成了长三角。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一区域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态势？进入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作为龙头城市的上海，又将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引领下一轮的发展？
对此，江苏省政府核心智囊、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拟率先转变服务业发展方式
《21世纪》：根据国家战略，服务业占比是考察长三角地区转型的核心指标之一，如2020年核心区要达到55%。但问题是，这里的制造业比重太大，苏南地区不少官员认为很难完成。
刘志彪：经过30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地区有着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点。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制造业供给严重过剩，与服务业许多行业的投资不足和产出瓶颈现象同时并存，表现为“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二是与全国一样，传统服务业进入过度与现代服务业进入不足同时并存，表现为传统服务业的低利润甚至大量亏损倒闭与一些垄断性的现代服务业企业获取暴利的现象并存。第三，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全球化与服务业的本地化同时并存，发展动力严重不对称。
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最终为了民众福祉。而现在中国人在经济高速增长、财富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感觉不到幸福，主要原因是服务业不发达。如，关系民生和公共服务的教育、医疗等，这些都要“求人找关系”。
对于北上广等大都市而言，要完成这一目标不难。如果根据过去服务业发展方式进行简单的外推，那么上述任务是难以实现的。
所以，我们要重视几个问题。首先，要像过去推动工业化一样，去推进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化和集聚化发展。其次，要像过去推动制造业市场全球化一样，去推动现代服务业市场的全球化。第三，要利用长三角庞大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优势，在现有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
这里有一点非常关键，在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中，要利用空间上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特征，有次序实现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大城市的“退二进三”的进程和传统制造业的产业转移，要从长三角总体上而不是各个行政区域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是，江浙两地很多县市都是工业化领先城市化的发展地区，工业经济正处于加速发展或正待转型的阶段。这种格局一定会对上海的现代服务业提出巨大需求，这也是上海扬弃一般制造业、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佳机遇。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三产比重呈正相关系。因此，要利用“十二五”期间城乡一体化的机遇和居民收入倍增的良机，在扩大内需中内生地发展服务业。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要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市场所形成的基础设施和所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利用服务外包的内需市场日益扩大的机遇，抢抓国内服务外包市场，造就服务外包而带来的内需市场，这将是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21世纪》：经济转型升级已经说了很多年，从我们的工作实践看，其实效果并不明显。我想知道你如何看待这个话题？
刘志彪：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把过度投入到一般制造业的资源，转移到现代服务业中，为民众提供充足的优质服务产出。
你所看到的现实，这和我国过去在国家层面上普遍采取的发展战略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体制机制有关。
按正常逻辑，战略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活力决定效益，效益决定发展。因此，理论上看，只有战略转型了，才有可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
在过去的30多年来，我们受制于发展阶段和水平，在追赶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一直采取的是“后发优势”的战略—采用模仿方式和学习方式追求快速的经济成长，由于追赶的目标是迅速缩小与先进者的差距，因此在该战略下经济发展的方式呈现几大特点，这在长三角地区尤为典型。
这种表现为：在技术上跟踪模仿、在产业发展上主要是承接转移、在投入上
以劳动为主，最重要的是，非常强调追赶的目标并且在每一个阶段将其数量化，作为追赶口号和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因此出现了唯GDP、FDI和财税收入等论的数量化倾向。
这也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化的主因，造就了中国经济和长三角的奇迹，但付出的代价大，特别是环境和人民得实惠相对小。
但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支持“后发优势”的战略环境和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发展中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加速衰减，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体制转型红利”也基本释放结束。
所以，这一切表明，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的长三角地区，要完成“两个率先”的国家战略，其经济转型必须要渐渐扬弃过去在国家层面上的“后发优势”战略，转向“先发优势”的战略轨道—从学习模仿转向创新驱动策略。
从学习到赶超
《21世纪》：观察目前长三角的状态，自然与“拉美陷阱”联系起来。
刘志彪：从我们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考察看，拉美陷阱很大程度上是拉美国家在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后，没有采取先发战略而是继续采取具有后发优势战略特征的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
比如，继续鼓励本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对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企业因创新不足而难以摆脱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链主”的控制，长期被锁定在低端因而处于“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
所以，用“学习模仿”驱动发展模式进行追赶，很容易陷入先行者精心设计的“模仿陷阱”，但是，在先发优势战略下，由于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会打破技术垄断，形成新的技术轨道和范式，因此赶超者会逐步进入价值链的高端，从而避免跌入拉美陷阱。
上述经验教训，是长三角地区在未来的发展战略选择中必须高度重视的。
《21世纪》：那么对长三角而言，采取“先发优势”的创新驱动战略，又该如何转变？
刘志彪：从经济功能定位上看，要从世界制造车间向全球区域创新中心之一转变；从产业选择上，要从对制造业国际转移的承接向新兴产业的自主创业创新转变，逐步建立起以服务业经济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从城市性质上看，由分散的点状城市向网络状态的全球性城市演变，城市群创新将成为长三角创新驱动的主体。
而从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看，将从物资资本投入驱动向人力、技术和知识资本驱动转变，这样要素生产率将大幅提升；从比较优势看，要从成本领先向品牌集聚转变；从空间经济布局特征看，从“块状产业”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从新一轮全球化方向看，从“引进来”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提高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将成为长三角第二波全球化行动的重点。
此外，从发展动力上，出口导向与扩大内需要有机结合。当然，最重要的仍是政府创造环境功能，需要重新设计赖以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和机制，特别是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和绩效考核目标，加快环境功能从“增长促进系统”向“创新支持系统”的转变。
《21世纪》：从“模仿学习”的后发优势到创新驱动的“先发优势”，如何设计这一战略转型的策略？
刘志彪：策略之一是转换市场需求。因为如果继续以出口导向为战略，那只能进行国际代工，继续模仿。而如果实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因开拓内需必须基于自主品牌，就需要内生出自主创新。
之二，要运用新的非均衡方法，由过去的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改为工业剩余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但这其中存在巨大的选择性风险，如技术路径选择错误、资金缺口、组织方式无力等。来自过去工业发展的积累，应该为专项创新驱动战略承担必要的社会成本。
对企业而言，由追赶者转向赶超者，必须改变技术依赖策略，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建立自己的技术标准并把它推向主导技术轨道。只有如此才能在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环节上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上海转型决定长三角
《21世纪》：今年长三角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上海自贸区建设。从国家对上海和长三角的定位角度上如何理解这一决策？
刘志彪：抛开上海自贸区本身的探索不谈，我的理解是，要实现国家对长三角的定位目标实现，主要取决于起龙头作用的上海的服务业发展方式的转换程度和力度。
上海自贸区获批运作，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一个局部优化的制度特区，并为中国服务业全面开放进行试点。
长三角核心城市只有大力突破现有体制的制约，尤其是率先破除行政垄断格局这一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最重要的体制因素，才能大幅度吸收现代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才能以全球化的市场支撑服务经济发展，才能在开放中形成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不断能提升服务业的占比。
在这个方面，长三角中只有上海才具备这个引领条件。
同样从国家定位看，长三角今后要成为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这就要求各地必须依据分工规律合理地进行产业配置。所以，上海的城市功能必须定位为成为降低长三角地区交易成本的全球性城市，而其他地区应该成为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总之，上海的服务业水平发展直接决定整个长三角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水平。我想，这也是上海自贸区承担的重要职能之一。
作者：王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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