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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由于传统上中国没有工业，因此失地流民从来是打破政权稳定性的最核心力量。历史上农民起义，从来因为地土兼并，农民失地之后无处可去，衣食无着，因此往往啸聚山林，一旦天下大乱，有士子加入的农民队伍就可以夺江山。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的政策制订者，都非常小心这一点。
作为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土地流转体系已经被放上了台面。不过，与所有的改良一样，现行的土地流转，因为仍然试图绕过所有权这一核心，所以可能还要走很长的弯路。
为什么我会关注土地流转？坦白说，这是因为看到了未来。三十年来，由于工业化不断加速，国内农村的人口向城里迁移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工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有可能在工业当中找到合适的工作，收入高过他们在农村里务农的所得。而由此，传统上中国农村紧张的土地已经开始腾空，有了集中的可能。因此，有知识，有能力、有资金的企业和个人，已经可以收集土地来从事大规模现代化的农业了。
这当然不新鲜，其实国内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企业和个人把眼光盯住了这个领域，现在甚至都有开花结果者。比如说当下风行的“褚（时健）橙柳（传志）桃潘（石屹）苹果”，其实都是这个认识的产物。
不过，如我这样的普通公众，自然不能与“褚柳潘”这样的大佬相比。上述三位，有钱有资源有影响力，拿地种植自然不会有人骚扰；而如我之辈，真要做农业，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政策和法制的保护。
从广泛意义上说，像我这样的普通公众，试图进入农业的，可能大有人在。努力工作积累的财富，如果能转化为田园之乐，不失一种成就。因此，对于这一轮改革当中的土地流转制度，本来抱有希望。
然而，上周末，谜底揭开。令人大失所望的是，期盼已久的土地流转制度，在理论上没有突破，在实践当中具有高度偏向。我等普通公众，可以不用考虑进入农业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新出台的土地流转制度，承袭了早期农村改革的“见到红灯绕着走”的路径，继续不动实质性的土地所有权，而把原来发明的承包权进一步扩大，搞成个“承包经营权”，并把它一分为二。所谓的土地流转，只能流转“承包经营权”当中的“经营权”。继国家和农村集体保留土地所有权外，农民还得以保留承包权。真正想进入农业的外来人，只能拿到经营权。
当然，从政策制订者来说，这是一种谁都不得罪的糊弄事儿的好办法。很明显的是，政策制订者不能动土地的国有体系，同时还不能动的，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因此就只能想出这种变通的办法来。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会不能动呢？这同样是出自稳定的需要。从中国历史来看，由于传统上中国没有工业，因此失地流民从来是打破政权稳定性的最核心力量。历史上农民起义，从来因为地土兼并，农民失地之后无处可去，衣食无着，因此往往啸聚山林，一旦天下大乱，有士子加入的农民队伍就可以夺江山。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的政策制订者，都非常小心这一点。
正是因为这种种的牵绊，土地流转制度就不得不对历史和国策让步，所以才生出这可笑的土地“经营承包权”来。
政策制订者虽然对国策和历史让步，但必须考虑到的是现实。
当下，国内之所以对土地集中有期盼，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中国改革的第一步当中，土地承包之所以解放生产力，是因为传统上公社制度使人们可以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承包让农民各家独立负责经营结果，相较于公社制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解放了劳动力转向工业。
而现在改革的第二步，要提高生产力则需要集中土地，让资本、知识与规模土地结合，使国内农业工业化，能提高产出。因此不管是什么权利的转让，土地流转制度的核心，是保证交易的两边是公平的，而且易于进行；同时让现在接手土地者能放心投入资本，获得长期回报。
而如果土地流转的是经营权，那么很明显的是，任何一个投入农业的资本所有者，究其实质是向承包了土地的农民租用土地，不管租期有多长，拥有承包权的农民，不仅可以悔约，而且可以随时收回土地。这样的前提，有多少人愿意投入资本呢？
当然还是有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像出狱之后的褚时健这样必须冒险又有相当多的同情者的；一类是像柳传志和潘石屹这样，不仅农民，连相当一级地方政府都必须重视的人。
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像之前土地承包那样解放生产力的。
（作者系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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