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典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2014年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立20周年，国家发展研究院安排了一系列的庆祝学术活动，4月19日为特别庆典日。林毅夫、张维迎、姚洋等参加了庆典活动。
在庆典的第三个环节“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论坛”，参与论坛讨论的嘉宾有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宋国青，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论坛由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
余永定在回答主持人提问资本项目开放时说，金融改革要讲时序，要先放开人民币汇率，再放开资本项目，否则容易出问题。余永定对易纲说，央行在汇率市场化方面步子迈得太小了，既然易纲认为人民币波动不如欧元等货币大，央行何必还干预汇率？由于干预汇率，今年又增加了几千亿外汇储备，达到4万亿的规模了，这在经济、外交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负作用。
余永定还调侃道，央行不像易纲表面所讲的那样有决策权，所以易纲可能是很希望学者们多骂骂央行的，因为这可以提供加快改革行动的理由。学者们别老护着央行。
以下为论坛现场部分实录：
主持人黄益平：谢谢，所以宋老师提出来这个带电操作，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同时他提出来一个方法，我觉得如果能这样做，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决我刚才提出来的一个难题，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可能金融会进一步深化，但如果你的深化更多的是通过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那也许我们的杠杆率就不一定上升。但是说到金融改革里的带电操作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除了我们国内融资压力和利率市场化，就是资本项目开放，我记得这个也是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头，我想问余老师，余老师相对比较谨慎，在您看来，我相信您是同意最终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应该是有好处的。但是您比较谨慎，可能觉得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如果是快速放开，可能会风险比较大。您觉得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政策制度的状况里面，主要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如果现在加快做的话？
余永定：我觉得从方法论上来说，光说主要还不行，它可能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不解决，哪怕你认为这是主要的，我解决这主要的还不行。首先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形势，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今年，至少在国外的商业银行，投行，还有一般投资者看来，中国形势不太好，所以我对外写文章都试图说人家，中国不会出大事，你们不需要担心。但是回到中国自己来谈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是比较担心的，问题比较多的。就好像我们有个水坝，水坝已经有了窟窿，水在往外涌。我们用十个手指头堵这个眼，11个眼怎么办？就用脚趾头，21个怎么办？够没办法了，我们要防危机。在这种状态下，对外开放更应该谨慎。我们现在希望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引入竞争机制，但是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相反我看到了什么，我们现在逐步的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旗帜下开放了一些项目，我们看到实际情况套利，逃汇的情况非常严重，已经有一种疯狂的程度，这对中国会造成很大冲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实际问题，人民币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推演的路程，它隐含着一个资本开放的路线图，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跟资本制度开放是一个相冲突的，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过去央行的同志如果说，我们希望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式，来推动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当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讲求实际。我们一直在谈三难问题，当然对三难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些人说这根本不存在，我觉得这依然是重要问题。我们的汇率问题其短期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这两个之间关系怎么摆。这里面非常清楚，你要么就是继续维持资本管制，要么就让你的汇率能够充分浮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允许开放资本项目，因为外部的冲击目前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加以抵消，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应该说央行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了，但是央行似乎是要受到一定的压力，他们是不是说话就能自由，我自认为我是鲁迅小说里的傻子，希望易纲能开个窗户。你为什么就不让市场决定汇率水平，这样一做我外汇储备就增加了。当然我们最早在讨论外汇储备的时候，我们易纲一起讨论的时候，当时是4000亿人民币左右，现在是4万亿了，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甚至政治、外交、各方面的负作用越来越大。易纲说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再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了，你怎么做呢，你尽量不干预它，比其他的绕弯想办法要好得多。我就简单说这些。
主持人黄益平：谢谢余老师，余老师把话说到这里，我不请易老师说一下，我觉得我这个工作没做好。
易纲：余永定老师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确实是有一个顺序，你比如说我们都非常清楚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从泰国开始的，泰铢当时官方的汇率是25泰铢等于一美元，泰国的当局在当时大量的放开了资本账户，使得资本流动更加自由。但是泰国当时又想守住25泰铢等一美元的汇率，就造成了危机，最后在投机者的冲击下，泰国央行守不住了，就只好放弃，放弃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这一个教训就是什么，如果你还要坚持一个固定的汇率，你要放开资本账户，资本可兑换你是很危险的。我想还有各种各样的例子。
老余说的是对的，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也有一个汇率技术，利率改革，资本账户可兑换，它可以同时推进，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一个政策的搭配。就在不久以前，我们把汇率的浮动幅度加倍了，从1%加到2%，我们现在汇率的浮动幅度应该比以前大都了。但是大多了以后大家看人民币对美元，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波动性，大家会发现，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波动性是非常小的。我们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仅仅是小于可兑换货币，因为美元、欧元、日元之间，他们有一个波动率)，他们是8到10，再看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新兴市场国家，比如说金砖五国，你看印度的卢比，俄罗斯的罗布，他们的波动率大概是在16%到20%，波动率更大。我们人民币的波动率是很小的，大概在2%到3%，所以我们的波动率是很小的。
所以我觉得适当的扩大人民币的弹性，这是有好处的。在这个同时你也要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说管资本项目，是我们承诺了经常项目可兑换，1996年我们就承诺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你贸易，服务贸易，所有这些，旅游我们都承诺可兑换，但是我们又说整体不可兑换，所以我们只能管住资本项目。但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复杂程度和量级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一年就有4万多亿美元的贸易量进出库口，还不包括服务贸易，旅游，留学，加上这些量级更大了。再加上资本向下流动，非常的复杂。
在原来那种计划经济下，我们中国人也很少出国，现在我们中国人一年有一亿人出境，这样一个量级，这样一个出国的频次，你怎么样尊重人们的财产？怎么样尊重人们最起码的经济活动的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可兑换。
以前我们说个人一年可以换5万美元，你要超过5万美元要有一些真实贸易背景的证明。现在我们又推出了在服务贸易情况下，5万美元以下，我们可以放行，但是你企业要把单证留下来，以后我们备查。我们在最大限度的增强中国居民的方便程度，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么你每一个交易，这些企业都要经过批准，我们知道批准的过程中，就可能产生腐败，就可能产生寻租，我们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所以我是说，考虑到老余说的问题，同时我要最大限度的便利企业，便利个人，在便利的过程中，我加强国际收支统计，加强跨境资金的监测，使得人们感觉不到监管，但同时又能够管住，防范风险，从而达到了既方便又能够防范风险的这个目的。谢谢！
余永定：我简单回应一下易纲说的。我同意易纲说的，但是他太小心。比如汇率问题，你既然说没有波动，你外汇储备怎么增加了几千亿？今年到现在又增加了多少外汇储备？这不是央行的问题，这是整个决策体系的问题，这个步伐完全应该迈得大一些，步伐越大，资本项目的开放步伐也可以迈这么大。
我希望经济学家别老护着央行，应该给央行提意见，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希望你们提意见，但是他不好说，我就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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