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减刑背景下民间借贷危机继续蔓延
浙江民间借贷危机正向中小县城蔓延。
近日，有知情者爆料，浙江武义心红制伞厂（以下简称心红伞厂）老板王玉珍欠款上亿元跑路了。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武义县采访发现，心红伞厂只是当地民间借贷危机的冰山一角。早在去年12月，在全国医用敷料行业很有影响力的武义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生用品公司）老板黄亚平就被警方刑拘，涉案金额达7亿元。而坊间传言，在武义县公安局“挂号”、欠款超亿元的还有十几位。
四处借钱的伞厂女老板
武义县地处浙江中部，属金华市管辖，以温泉而著名，上世纪90年代还是浙江8个贫困县之一。如今的这座小城，道路两边停满了汽车。
远在武义县城几十公里外的菜农老李，从没有想到一位企业老板的失联会和自己扯上关系—自己“一块一块攒起来”的5万元辛苦钱打了水漂。
几年前，一个亲戚看老李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就帮他把辛苦攒下来的5万元钱放到心红伞厂吃利息，月息1分5。这对老李来说，确实是一笔可观收入。但没想到，到了2010年，心红伞厂既不付利息也不还钱。亲戚仍然很淡定，说人家有伞厂在，还差你那几万块钱，老李想想也是。但更没想到的是，到2012年底，伞厂老板夫妇干脆失联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把老李彻底打蒙了。
老李所不知的是，他只是心红伞厂诸多债主之一。知情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心红伞厂民间借款起码有上亿元，仅在县法院起诉的案件就有二三十起，涉案金额达四五千万元。
老程早在1996年就认识了王玉珍，那时他们夫妇刚刚办厂，很缺资金，就请老程帮着张罗借钱，月息1分5。虽然不高，但比银行利息还是高很多。王玉珍就连一万二万也要，老程就把自己的积蓄以及农村的兄弟姐妹及周边亲戚的钱都张罗过来，总共138万元。
时间到了2010年，老程也不放心了。这一年，王玉珍远赴沈阳去搞房地产。老程觉得搞房地产有点不靠谱，“那得多大资金呀？她就一个小伞厂，还是外行”。老程开始向王玉珍追款，但终究一分钱没追到，这一年，利息干脆也不给了。
让老程至今都后悔的是，2012年10月份，他追到沈阳找到王玉珍，但没想到，又搭进去5万多元。
“她就是骗。”老程告诉记者，他回来后，王玉珍打电话给他，说她的项目就要开工了，接下来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现在就差十几二十万元请客吃饭的钱，让老程想想办法。老程说他当时就想帮她渡过难关，又找亲戚凑了5万元，外加茶叶等特产5000元，“5.5万元又没有了”。
和老程有相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武义某实验中学的小雨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学校估计就有二三十人借钱给王玉珍，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目前已经起诉的就有近二十人，差不多涉及资金上千万元。而有的老师甚至把房子抵押到银行贷款借给王玉珍。“现在她跑了，让这些人怎么办？”小雨不知是问记者还是问自己。
刘炜原来是王玉珍在沈阳公司的职工，但不幸的是，他不仅十几万的工资没发，还帮她借了几十万。
“我们都有两年没见到王玉珍了。”刘炜告诉记者，去年7月份，有部分债权人到公安局报案后就联系不上她了，今年元旦王玉珍给部分人发了一条短信之后，所有人都联系不上她了。短信说，她把大家的钱都玩砸了，对不起大家，她一定会全力以赴通过其它途径把被人骗走的钱通过各种途径拿回来还给大家，不够的她再还，直到还清。短信还自称为罪人。
武义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涉及心红伞厂的经济案件的确比较多，但由于涉及的金额、地域不同，这些案件都是在不同法庭审理，究竟涉及多少案件、总共多少资金他们也没有去统计过。
“好人”黄亚平
就在王玉珍失联之后，去年12月份，武义另一位大老板—卫生用品公司董事长黄亚平被武义警方从外地抓了回来。和黄亚平有业务来往、又是债权人的华铭透露，黄亚平只跑路十几天就被警方带回，涉及民间借贷及银行贷款等共计7亿多元。
卫生用品公司创建于1968年，主要生产医用脱脂棉、医用脱脂纱布等，是浙江省医用敷料定点生产企业。2000年企业改制，黄亚平收购过来。
黄亚平的跑路让武义人很吃惊。因为在武义人眼里，黄亚平不仅企业做得非常成功，为人也非常低调，坊间称为“好人”。
“借钱还不上就不是好人了。”在卫生用品公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没有人不说黄亚平不好的，包括那些借钱给他的人，但现在企业不行了，说啥也没用。他告诉记者，目前县政府接管了企业，生产销售都不受影响。只是债务怎么办，目前还没有结论。
华铭告诉记者，黄亚平的资产主要有两块，一是卫生用品公司；二是黄亚平和人合伙创办的武义亚鑫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鑫纺织）。目前卫生用品公司还在正常生产，但亚鑫纺织早已关门。
在武义县黄龙工业区，记者找到了亚鑫纺织。在一个宽敞的大院内，最里面的一幢钢结构房子的墙上写着“亚鑫纺织”四个大字，但大门紧闭。
华铭告诉记者，早在2010年的时候，黄亚平和别人投资合股创办了亚鑫纺织，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整个生产厂区也就二三十个工人。他说，当时棉纱市场非常火爆，每吨4万多元，而原材料只要每吨1.8万元，每天可以生产8万吨，一天的毛利就是十几万元，所以为了抢时间，公司也是匆忙上马的，厂房都是租用别人的土地盖起的钢结构房子，5年后房子归业主所有。但好景不长，这两年，棉纱一下跌到每吨2—2.5万元，但原材料还是那个价格，尽管还有些利润，但是和以前相比差距太远了。
华铭对记者分析，如果是自己的钱，应该还是可以做的，“但如果从民间借款，不要说高利贷，就是1分、2分也是吃不消的，没那么高的利润”。
记者辗转找到一位卫生用品公司湖北的供货商，他告诉记者，他和黄亚平做了很多年的生意，非常熟悉，所以尽管黄亚平还欠他有100多万元的货款，但当黄说有困难，希望帮忙借一些钱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犹豫的筹集了300万元，但没想到他会被警方抓捕。
记者在一份2013年1月黄亚平出具的一张100万元的借条上看到，月息高达3分，而3分数字上有明显的改过的痕迹，此前应该是5分。华铭告诉记者，高利贷这种东西是碰不得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黄亚平最后真的是月息4分、5分也要了。
公务员被指牵扯其中
一位债权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去年他们去报案的时候，王玉珍的资产都还没有转移处置，处理起来会简单得多，他们也不会损失那么大。正是因为王玉珍跑路了的消息在武义传开了，众多的债主们纷纷去找借款企业要钱，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挤兑自然让企业吃不消的，最终迫使企业老板跑路。
知情人告诉记者，去年还有某链条公司、某酒店、某印刷公司涉及民间借贷而跑路、重整或倒闭。
在采访中，很多人对黄亚平被抓甚至表示同情—因为他不跑根本不会出事的：“他的企业做得很好的，是可以挺过去的”。
但坊间传言，黄亚平被抓是因为涉及公务员、甚至领导的借款。有传言说，某县领导借给黄亚平1000多万元。黄亚平被抓后承认的借款数据比债权人申报的数据多出六七千万元，有人认为是因为“有的干部不敢去申报。”华铭认为，几百债权人中肯定有公务员，但是不是以家属或者其他名义参与就不好说了。
武义县公安局和县外宣办以案件正在侦查当中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华铭告诉记者，县政府召集相关部门以及债权人召开了几次协调会，对于黄亚平的欠债，每次说法不一样。“最开始说是4亿多元，后来又说是5亿多元，最后一次说是7亿多元，涉及债权人六、七百人之多。”
而记者在卫生用品公司采访时，一位退休工人很肯定地告诉记者，黄亚平仅民间借款就是七八亿元，这还不包括1亿多元的银行贷款，总共可能超过10亿元。
对于黄亚平欠这么多钱花到哪去了，华铭也表示不解。一方面，黄亚平本人非常低调，经常在街边吃快餐，不喜欢应酬，也不参与赌博；另一方面，他有两家企业—亚鑫纺织土地都是别人的，整个投资不会超过一亿元；卫生用品公司效益一直不错，就算技改，也用不了这么多钱。
华铭告诉记者，县里召开的协调会通报黄亚平的债务时，谈到期货亏损2000多万元。他分析，可能大量的债务就是炒期货亏的以及支付高额利息造成的。
对于黄亚平的债务问题，目前政府有两个方案，一是对企业进行重整，二是破产。政府方面倾向对卫生用品公司进行重整，想保住这块好牌子。但黄亚平的债务究竟是怎样的状况，目前还在调查当中，所以意见还不明朗。
企业重整在武义是有先例的。据知情人士透露，此前武义某酒店老板民间借贷上亿元还不上，这位老板把所有债主召集起来，告诉大家真实状况，最后大家愿意把债务转成股份，目前酒店正常营业。
“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做法。”长期关注民间借贷的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最近到全国很多地方调研，民间借贷不分东部西部、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大城市与小城市，已经在全国蔓延爆发，政府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他说，民间借贷危机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方政府一开始总是试图掩饰，最后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最好的方法是早发现、早处理、积极应对。他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帮助一些地方政府处理企业民间借贷引发的危机，目前已有成熟的经验和案例。（文中债权人均为化名）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