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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荷兰首相、知名经济学家、院士、原副省长、原市长、原证监局局长、国家一级飞行员……无论这些行业翘楚的身份之前有多悬殊，而今他们有着一个共同身份—独董。
经过10余年的发展，A股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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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自去年10月以来，共有395位独董离职，其中144位独董是受18号文所限，其余则以个人原因、工作原因、身体健康原因、工作繁忙、届满6年等理由请辞。
突如其来的离职大潮把不少上市公司搞得“手忙脚乱”，不得不紧急寻找合适人选补缺。8月初，深交所在山东济南举办第五十七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参加独董培训的学员达330余位，创历史新高。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根据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加强独董的培训力度。
而由于中组部、相关单位等严格规定，退休官员、高等院校党政领导成员等角色均不再适合任独董，“要想找到能给公司提供帮助的独董，只能找行业协会人员、高校教师、中介机构了。”某上市公司董秘称。
“花瓶、不独、不懂、橡皮图章”等贬义评价经常充斥在独董周围，细究之下确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次大换血是否可以让国内的独董队伍得到升级？独董和专家们提出了一些改良方法。
官员、高校独董遭抨击
在国内独董架构中，退休官员派独董备受争议。2013年末，退休官员独董达962人，但在新一届政府大潮中，这类独董遭遇大力“清洗”。
18号文下发后，各部委、各省市、各单位均下发了相关通知。近日，中视传媒独立董事刘素英遵照《审计署关于印发干部离职兼职（任职）管理办法的通知》的要求递交了辞呈；三友化工独立董事端小平的辞职依据是18号文，以及国资委2013第76号文等；民生银行独立董事秦荣生和尤兰田辞职依据分别为财政部财人干［2014］33号文件和中央统战部干发［2013］210号文件。
最受关注的是，A股“最贵独董”巴曙松的辞职。2013年，民生银行给巴曙松开出了100.5万元的年薪，在沪深两市5700余名独董中居首。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要求研究人员辞去所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规定，巴曙松于7月22日递交了辞职报告。
记者做了个简单减法，目前仍有逾800位退休官员没有辞职，占比约83%。
“美国、香港等成熟资本市场的退休官员也可以担任独董，根据级别有时间不等的‘冷河期’，过完之后就可以在企业任职了，但是有些也需要政府规管。”上述教授独董称，不过跟美国不同，中国偏人情社会关系。官员退休后，一个月仅有几千块的养老金，所以有些官员在退休前就为退休后铺路了，虽然退休，但是影响力及人脉都还在，有时候某件事情在两可之间时，一个电话过去就很管用。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退休官员派独董相当给力。上述教授独董透露，有位独董曾经任职建设部质量司，他十分懂行，提的建议对公司帮助非常大，“我认为他非常适合当这家公司的独董。但限于18号文，他辞职了”。
“我们上届的独董也是政府部门的，可是需要当地政府批准，他也辞职了，很可惜。”上述董秘称，事实上，公司的独董聘任、薪酬等都是非常阳光化的操作。打个比方，如果真有什么利益输送，私底下就可以做，为什么要给他独董的头衔呢？
“18号文是杜绝了一个利益输送的名正言顺的通道，退休官员再不能借着独董的名号收取咨询费、顾问费等。”芮萌表示。
与退休官员派独董类似，高校派独董也备受争议，但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其中缘由颇值得寻味。“美国也有高校教授担任独董的情况，但是很少。”芮萌称，即使有，美国教师的薪酬高出国内好几倍，这使得他们有发表独立意见的基础。而国内教师的薪酬较低，每年开几次会就能给他们好几万，甚至几十万，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师，他们会很珍惜独董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很难起到监督作用。
“我是大学的教授，还好本身也是注册会计师，如果没有这个专业，我真不知道能够给上市公司带来什么帮助和咨询。”上述教授独董告诉记者，开董事会的时候他会提些会计专业意见，而有些教授独董则很少提意见，因为他们对上市公司的业务不太懂，根本没法儿提。
上述董秘直言：“如果一位独董要财务没财务，要专业没专业，如果再没有资源，不能给公司带来帮助，那我们要他做什么？”
即是这样，为何还有这么多的高校独董？上述教授独董一针见血地说：“国内上市公司的独董制度是监管要求，并且投资者也喜闻乐见公司找知识渊博、声誉好的教授出任独董，所以有许多高校独董。但实际上一般大股东本无意设置独董职位，对独董的聘请和意见不够重视，也不够尊重，这使得独董们变成了‘橡皮图章’。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十分懂行的教授。”
“高校教师本身有很繁重的教学科研要做，如果再担任独董，甚至做满5家，怎么会顾得过来？”芮萌指出。
记者注意到，去年12月，天山生物独董李胜利请辞，理由便是“在国家奶产业技术体系的科研管理以及中国农业大学繁重的教学和研究生培养任务”。
改良“好好先生”
国内上市公司独董备受争议除了其主要架构包括高校教师和退休官员外，还有其鲜少出具非标意见、对公司影响甚微，成为典型的“好好先生”。
数据显示，从2011年-2013年，独董投出反对票的次数共51次，弃权票次数94次。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今年以来，国内上市公司已经召开逾万次董事会，仅有6家上市公司的独董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芮萌几年前曾花费不少人力和物力做过一项研究，在数万次董事会中，独董们仅出具了一百多份非标意见。研究结果发现，有些独董虽然第一次出具了非标意见，经过与上市公司洽谈后，第二次便出具了正常意见；另外有些独董虽然出具了非标意见，但是上市公司仍不加改正，最后结果便是独董自己离职。
五洲交通便是一个独董投弃权票后辞职的鲜活例子。
4月10日，五洲交通第七届董事会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投资梧州市预拌商品混凝土搅拌站项目的议案》时，独立董事董威、邓远志、陈潮三人均投了弃权票，理由是“公司投资运营成本项目无明显优势”。5月8日，陈潮便辞职。
针对国内独董“不独、不懂”的现象，芮萌认为，国内独董制度土壤已经如此，我们应该寻求改良的方法，如适当减少独董任职的企业数，不要有5家这么多；另外完善独董架构，将以高校教师、退休官员等为主的独董队伍逐步改变成为以同行业退休高管等为主的队伍；第三则是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以监督“监督者”。
在美国、香港等成熟资本市场，股东起诉独立董事的案例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是安然事件中的独立董事不仅备受责难，而且遭到了投资者的起诉。而在国内，类似案例凤毛麟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关键是激活新公司法第151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际上，不光是国内投资者状告独立董事比较少，就是状告董事长、总经理、执行董事等高管的例子也比较少，部分原因是投资者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积极性和动力不足。”
刘俊海说，第一，按照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计，即使小股东胜诉了，获得的利益直接归公司所有，既然不直接归小股东所有，当然缺乏动力了；第二，信息不对称、小股东举证难，可是打官司经常采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这也是许多投资者对失信董事虽然心存愤恨，但是拒绝和怠于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刘俊海进一步指出，如果股东利益直接受到失信董事的不法侵害，比如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损害公众投资者的利益。这时公众投资者提起诉讼就不属于151条的股东代表诉讼，而是股东直接诉讼，股东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上述两类诉讼都应该进一步激活，这样才能强化董事对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诚信义务，才能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才能完善公司治理。
（记者邮箱：2464795425@qq.com）
(编辑 庞华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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