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亮点颇多,首次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九大新常态,深刻揭示了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等多角度分析和认识当前的形势,对新常态提出了全面的认识。
同时,对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也做出了清晰的表述,“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对经济全面而清醒的认识,意义重大。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按照会议提出的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信息经济助转型突破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九个新常态: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从这九大新常态趋势不难看出,我们的消费模式、产业形态、贸易结构、信息经济等新的经济转型正在发生,而人力和技术进步、质量型竞争成为转型的出路,低碳发展、杠杆和泡沫风险、化解过剩产能是转型的障碍。
信息经济连接着上述9大新常态中的消费、投资、出口、产业结构、劳动力等,将是经济转型的突破口之一。
当前,全球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主战场是德国、和中国。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提出了工业互联网,中国提出了两化深度融合战略。因而在新一轮的经济博弈下,中国需要抓住新常态下的经济新动力,把握发展的脉搏。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成员、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安筱鹏认为,中国关于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转型早在十多年前就进行了战略布局,在经济新常态的当下,应当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坚定不移地实施中国的两化深度融合战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等产业组织新特征,也正在各地涌现。
在资本市场的热捧和各地政府扶持政策的推动下,国内机器人行业不断升温,各地区、企业争相上马机器人项目。分布在国家高新区的机器人产业园区超过30家,有36个城市将机器人产业作为当地重点发展对象。
在互联网区域版图中落后于北京、深圳、杭州的上海,正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发起冲击。据悉,目前在金融咨询、第三方支付、P2P网络信贷为主体的互联网金融,以及网络视听、网络游戏、数字生活咨询等领域,上海已在全国形成领跑优势。
央行发放的两百多张支付牌照,上海占据了1/4的份额。目前,国内第三方支付领域近六成的业务量全部聚集在上海。不仅如此,上海在网络视听产业方面经营收入去年也超过了100亿元,占据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同比增长150%。
今年11月,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管委会发布了《陆家嘴互联网新兴金融产业园暨创新孵化基地配套措施》,力挺互联网新兴金融业,此次明确的配套措施被业界简称为“陆九条”,囊括了几乎所有基于互联网的金融新业态,被认为是截至目前含金量最高的互联网金融扶持办法。
靠市场培育新增长点
按照惯例,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都会为来年经济布置主要任务。今年会议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
一是市场要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二是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
三是政策要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创造更好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
事实上,中国企业整体的信息化与德国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要向新业态增长要动力,中国面临更加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面临两步并作一步走的挑战,如何适应这一趋势,智能化是主攻方向之一。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曾指出,两化深度融合应当成为建设制造强国的制高点,要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融合的主攻方向。这需要把握住“五化”,即产品的智能化、装备的智能化、生产的智能化、管理的智能化和服务的智能化。
比如,在产品的智能化上,尽管专家们估计到2020年这些物联网的“原住民”和“移民”加起来将超过500亿个,但多年以后,还会有大量的物联网“边民”,难以成为一个网络的终端。
“尽管产品智能化已走过了很长的历史进程,但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潜能来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产品智能化处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未来3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尺度内,重大装备和产品的智能有可能走向成熟。”安筱鹏认为,因此需要围绕重大装备和大宗消费品的智能化,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打造贯穿全产业链的新兴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服务平台,增强重大智能产品的自主发展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的当下,培育新业态、新机制、新模式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任务,互联网企业在产业变革中的引领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能把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业的作用对立起来,而是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互联网企业与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融合创新、手牵着手向前走的关系。”安筱鹏认为,“如果把国家间的产业竞争比做两军对垒,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一支突击队、先遣队已经占领了前方阵地的制高点,并在引导、指挥、掩护后续大部队(传统制造业)跟上。这支突击队、先遣队就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ICT企业,互联网是中国产业转型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此,安筱鹏建议,中国需要坚持标准先行,把制订智能制造标准化作为智能制造的优先领域。
他认为,一是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标准化路线图,二是尽早启动优先急需领域标准化制订工作,此外需要建设和推广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另一方面,作为工业生产的驱动力,人力和技术,正如新常态所描述,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对此,安筱鹏认为,在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中,人才、信息安全和创新体系建设将是重大课题。
数据显示,2013年牛津大学调查了702种工作,并分析了未来10到20年被机器取代的可能性,其中47%的员工肯定会被替代、19%的员工有可能被替代。
“这意味着你在职场上的竞争对手将不是你的校友,而是智商快速提升的机器人,智能制造时代让人们都要思考,什么样的工作将会被机器替代?全社会应当如何打造一支适应智能制造体系的新型产业工人大军?”他认为,应当面向智能制造如何建立一套新的教育理念、学科体系和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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