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12月11日电 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发表主旨演讲，详解了中国经济新常态，指出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十三五”规划应该是中高速增长，并指出四类改革最为重要。
“十三五”规划经济应是中高速增长
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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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说，中国马上就要制订“十三五”规划，大家怎么考虑呢？两个共同认识，第一，“十三五”规划增长率不要太高，超高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应该是中高速增长。究竟中高速增长多高呢？7%左右，以后有可能还要低。全世界能够连续保持6%的增长率，同样是中高速增长；
第二，观念在改变，过去的观点是经济增长率一定是硬性的指标， 这样才有威信。目标增长率是刚性的，地方政府为所谓刚性指标而努力，形成压力，觉得就非完成不可，而不顾形势的变化。结果造成要完成目标，出现各种产能过剩现象，信贷超标现象。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是定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年初估计今年增长是4.5，过了几个月没有到，第二季度改回4.2，或者4，这种调指标实际上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硬性指标就会造成压力。
“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 四类改革最重要
厉以宁认为，要完成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还要改革配套，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当前这么多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几个改革呢？大概是以下几个改革。
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即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有两个层次的改革：一是高层次的资本资产机制的改革，二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分门类、分行业，有些行业公益性的，有些行业是国家特别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所有行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业搞活。混合经济所有制不同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即使几个国有企业都投资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也比单一的投资主体建立的国有企业好，因为董事会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争论的不是一种声音，这也是有利的。
混合经济所有制在竞争性行业中，迟早中国要走到职业经理人制度。如果全是官员调动职务来当总经理，就不是职业经理人，要学做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供方、有求方。需求方就是国有企业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这就需要职业经理人，有需求，有供给。在西方发达经济国家经常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企业咨询公司，有猎头公司，有企业家协会，经理人协会等等，他们把这些人的信息会聚在一起，推荐经理人。没有中介机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形成不了，因为他跟一般的劳动者不同，不会自我标卖，主要是通过中介组织推荐进入。中国迟早要有的，特别是竞争行业，还包括民营企业，要搞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也一定这样做。它有一个过程。公务员如果退休以后能够成为职业经理人是很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个改革，独立市场主体的改革。
第二，收入分配的协调。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没有产权，农民在土地上确权，原来我们去浙江那边，杭州、嘉兴进村的路都进不去，农民土地有权证了，宅基地有产权了，房子有产权了，你不能随便圈地了，要不然用法律权利告你，产权改革深入到农村了，这个作用将来很大。而且我们在那里考察的结果，土地流转加快了，家庭农场制起来了，这都是新的变化。收入分配的协调必须让劳工市场有完善的议价机制，工资水平怎么定，得有一个合理的议价机制。劳工市场是不对等的，农民工是一个村子里面抱团出来的几个人，这个力量太差了。应该按照国外的经验，工会参与，工会参与到议价当中，这样初次分配就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
第三，农产品的采购商和农牧民之间要有合理的议价机制。农产品出售和收购方议价不均等，或者一些买主和采购方说了算，只要你有问题就不要，说不要就不要，没办法。国外怎么办呢？国外有合作社，有合作社、联社。在丹麦、荷兰、新西兰，他们合作社都有联社，联社力量大，有自己的车队、轮船和码头，这样议价能力就很大，对农牧民是有利的。中国联社刚建立，这是需要中国加强的地方。
第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均衡的，教师现在城乡不均衡，同是义务教育，城里的学校好，师资足，学生积极性高，学生质量高，而农村就差，这样下去中国垂直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教育体制也需要改革。
厉以宁强调，中国要在新常态保持还要注意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抓两个问题，一是根据国家情况，失业率将来在4%到5%之间，不会出大问题。如果超过4%，就重在微调，宏观调控切忌大起大落，大起大降，大摇大摆。二是增长率指标改为软指标、弹性指标，“我相信进入新常态的改革一定可以成功，”厉以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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