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2014"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全球杠杆的增高是金融危机的一个信号,全球的杠杆都很高,这是非常危险的。各国政府就用加杠杆的办法对付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如果加过多,杠杆过长会导致下一轮的困难,曹远征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以下是发言实录:
曹远征:查琳·巴舍夫斯基女士说到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发达国家的状况明年可能略好于今年,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风险是在加大的。关于短期经济我不想做更多的评论。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样?我们知道,金融危机重要的表现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由于金融机构的杠杆最长,危机被定义为金融危机。从这个角度观察世界经济,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全球的杠杆依然很高。举个例子,如果按照欧盟的标准,也就是马斯特里赫条约的规定,除了中国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负债率是低于60%的,日本达到了250%。但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错配非常严重,48.85发生在08年以后。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如果杠杆去的过快,金融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各国政府就用加杠杆的办法对付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如果加过多,杠杆过长会导致下一轮的困难,于是在这两者之间艰难的选择平衡。
一方面通过宽松的货币,特别通过银行购买国债来支持维持杠杆。但是,长久下去,两党关于债务上限的谈判愈演愈烈,这就引发了一个思考,我们未来还是处在这样一个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货币政策是什么样的?首先,它会宽松,因为它要避免去杠杆。其次,它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是我重点要讨论的问题。过去我们在讨论货币政策的时候,经常讲M1、M2、M3,那是从供应角度讨论问题,是假定资产负债表在稳定甚至在扩张情况下,央行的货币供应就能控制整个经济的活动。但是,如果资产负债表在衰退中间,或者说在去杠杆的过程中间,是不是这种手段就不太灵呢。应该从资产端考虑问题,其实没有QE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改变央行资产,从需求端看看供应端应该有多大的量,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使我想起了自上世纪20年代以后,对中央银行功能的重新认识。中央银行出现以后,没有货币政策,它是金融稳定性的,它是最后贷款人,货币政策只是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发现,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引起利率的变动,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的成本的变动,影响一些投资行为,然后提高总需求。
这次发现,金融的稳定性 更为重要,央行除了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以外,还有一点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承担责任。如果在货币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恐怕影响资产偏好,而不能影响货币供应。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央行也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它在资产端开始做很多的工作。今年以来,PSL对于开行一万亿的再贷款保障建设,这是在资产结构中间进行调整,而不仅仅一味追求货币供应的宽紧,这会不会一个全球新的变化趋势,影响资产结构的情况下,来看它的货币供应,而不是单从货币供应的角度来看它是什么样。
如果这个是成立的,我们会注意到,货币政策理论正在重新塑造,新的操作工具正在出现。在这样一种出现中,各国央行的紧密配合就变成应有之意,这是在重新塑造全球的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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