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文：技术薄弱是制约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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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2 09:08:23

来源：新华网

　　解读《中国制造2025》·专家系列谈

　　编前语

　　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纲领？又该如何看待当前制造业发展的动力、阻力和潜力？新华网财经特约相关领域知名专家作出权威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专家赵昌文和王忠宏从技术创新角度出发，认为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薄弱仍然是当前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并建议政府要从传统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换。

　　一、近些年来中国技术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1、企业创新意识增强，但总体上创新能力不足。

　　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体，其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产业升级的水平。

　　中国企业之所以总体上创新能力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后发优势”的背景下，不少产业部门实施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来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这一战略在特定发展阶段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了企业对国外技术的高度依赖。目前，中国芯片80%依靠进口，2014年集成电路进口额为2156亿美元，继续成为单项进口额接近石油的商品。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企业即使没有大的技术创新也能依靠低成本、市场优势等取得良好的收益，近些年在经济增长趋缓和企业经营困难的背景下，企业的创新投入又难以得到保证。三是因为对企业创新成果的产权和收益保护不到位，甚至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2、专利数量增长较快，但专利质量水平有待提高。

　　专利是衡量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2014年中国发明专利的申请受理量达到92.8万件，同比增长12.5%，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

　　但专利的质量和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11年由国内申请者注册的每一项专利的平均使用寿命是6.9年，国外的每一项专利的平均使用寿命是10.3年。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获得的国际专利数量仍然不多。2014年，中国企业共申请了26,472项欧洲专利，占全部欧洲专利申请数的9%，美国占到专利数的26%。而且，中国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数字通信领域，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公司就占据了申请总量的70%。从获批专利看，2014年欧洲专利局共批准约6.46万项专利，中国只占总获批量的2%。2014年，美国批准的专利总量首次超过了30万项，中国公司只占总专利量的2%，而日本公司则达到18%。

　　3、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得到重视，但仍是制约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

　　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薄弱仍然是当前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瓶颈。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受制于人，共性技术难以突破，是中国制造业部门“大而不强”的根本所在。主要原因有：一是以各类项目支持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的模式，存在缺乏系统规划、重复分散投入等问题；二是大部分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后，虽然适应市场的能力有所增强，但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三是作为产业共性技术重要方面的标准制定、认证和评价的研究与服务机构发展滞后。

　　4、大学与科研院所在知识创新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低。

　　一方面，大量的科技成果束之高阁，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大量企业缺乏先进适用技术的支撑，对科技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科研机构和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服务的实力不足。二是评价体系不合理导致科研人员缺乏创新成果转化动力。三是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服务功能不能满足企业创新需求。四是成果权属关系模糊不清而造成的审批流程长、利益分配不均。

　　5、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模式在特定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市场机制作用不够的问题。

　　过去30多年，中国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赶超模式，在技术创新和产业政策上主要采取“选择主导产业、确定技术路线、指定承担单位、催生冠军企业”的不平衡发展模式。

　　这种做法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政府干预过多、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许多企业和研究机构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争取政府的政策扶持上，甚至出现了不少“套利”专业户，企业准入和竞争存在或明或暗的不公平，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市场需求和资源环境成本，垄断行业、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收益率远高于其他经济部门，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造成了尽管中国研发投入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产业仍处于低端环节的尴尬局面。

　　二、政策建议

　　1、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实现从传统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转换。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传统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以优惠的土地、财税、金融、用工政策等压低要素成本，获取竞争优势为特征的传统产业政策的作用明显削弱。同时，在由技术模仿阶段步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政府已不再具有充分的可用于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信息。

　　一是要推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升级。全面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大学要把精英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把“顶天”与“立地”相结合。加强职业技能教育体系，培养一大批适应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高水平技术工人。要进一步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资本市场引导资本流动、支持创新、分散风险的能力。

　　二是要推动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推进金融改革，抑制经济的虚拟化，打破行业间利润严重失衡，特别是金融业与实体部门利润失衡的格局，引导升级后的创新要素向创新领域配置。

　　三是要通过加快改革和强化制度建设不断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用地制度，减少对工业用地的“暗补”，逐步提高工业地价的市场化程度，增强土地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尽量减少土地用途变更带来的套利空间。彻底破除行业垄断和地方垄断，强化竞争和统一市场。改革科技投入体制，进一步提高研发资金使用效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提升知识产权附加价值。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有利于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

　　2、按产业升级目标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以产业链引导创新链，以创新链支撑产业链。

　　一是建议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家创新领导小组”或“国家创新委员会”。统筹制定全国的产业发展规划和科技创新规划，从组织上保障按产业升级目标推进创新战略的实施。

　　二是统筹谋划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定位、布局、衔接、互动与优化。消除产业链与创新链优化配置和融合互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创新资源整合共享，建立产业和创新要素合理分布与优化配置、上下游和各环节有机联动的机制。

　　三是选择若干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展产业链与创新链联动发展试点。通过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促进资金、人才、科研、信息、网络、数据等知识要素、创新要素集聚和共享。

　　3、协同推进、集中突破产业领域发展的若干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

　　一是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建设。主要是指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制造装备的研发、设计和制造能力。

　　二是强化关键和共性技术研发。围绕重点产业领域，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引导整合现有科研院所、企业形成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体系。改革行业研究院所管理体制和绩效考核机制，充分发挥其在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中的作用。推动建立一批由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同参与的产业创新战略联盟。

　　三是多模式、多途径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模式集成创新资源，如日本的“整体网络方法”和美国的“合作创新”模式。鼓励中小企业采取联合出资、共同委托等方式进行合作研发。

　　4、进一步完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促进产学研结合。

　　一是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推动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国家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借鉴美国《拜杜法案》，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的制度障碍，给予科研单位和研究人员更大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二是强化政策引导。探索建立国有技术类无形资产的管理制度，加快完善技术成果产权转移转化的财政税收激励制度。完善对科研院所的考核方式，进一步提升科研院所的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积极发展科技服务业，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成果“技术市场”建设。

　　三是通过设立开放实验室、产业创新联盟、创新孵化器等载体，推动大学、科研院所向社会开放。围绕市场需求，通过成果转移、合作研发、人员流动等多种形式，促进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实现产业化与基础研究的良性互动。

　　5、坚持开放创新，加强技术创新的国际合作。

　　一是紧密跟踪国际最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动态，坚持问题导向、需求牵引，高标准、大范围、跨领域进行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整合和集成世界性的创新资源，在合作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二是加强与国际产学研机构战略合作，组建若干战略联盟。结合国际产学研机构的比较优势和特点，完善合作机制，加快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三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建立研究开发基地。鼓励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收购或加强与国外研发机构合作，设立更多的全球研发中心，依托国外先进和适用技术扩大国际市场空间、提升中国产业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