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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康·阿克曼难以接受网络作家的创作模式 摄影/任玉明
安亭别墅一楼大堂咖啡厅里，身高1.9米的德国歌德学院中国分院前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穿着一件镶拼着部分黑灰色条纹的黑色立领衬衣，选择靠窗一侧沙发坐下。立秋后的阳光透过花园里的灌木丛照到咖啡桌上，他靠着沙发背，显得低调而温和。
“阿克曼先生吗?”咖啡馆里不时往来着参加上海书展的人群，突然，一位手提印有“巴金故居”字样纸袋的中年男子走来主动打起招呼 ，“1994年我在南京一次都市文学研讨会上见过你。”“啊，好久以前了，那时我的头发可比现在多些!”阿克曼用带着京腔的普通话开起玩笑，站起身向他伸出宽大的手掌。
从最早一批来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之一，到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四十多年来，阿克曼就这样与中国结下情感和渊源。
1968年，欧洲爆发了学生运动。彼时，左翼青年阿克曼正在读大学，认为社会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以此作为专业。理想在现实中碰壁后，阿克曼转而改学最冷门的古代汉语。“我那时对实用学科不抱希望了，干脆就选一个最没用的。要知道，汉学在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根本没市场，只有那些没前途的人才去学。”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
1975年，阿克曼拿到奖学金，和另外11名学生一起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随后又入读北京大学的外国工农兵学院。“来之前，我们一直想象着中国革命多么激烈，人民群众热情高涨。可到了北京，却发现社会空气极其沉闷，没有人和我们真正地交流。”左翼青年失望地发现，他们对中国实在太一厢情愿了，决定参加知青上山下乡，到河北农村去，真正接触中国现实社会。
正是因为这段宝贵的经历，当“文革”结束，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流行起来，他读起来有了共鸣，由此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翻译过莫言的《枯河》、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王朔的《动物凶猛》等名作。其中《沉重的翅膀》在德国发行量接近10万册，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畅销书之一。直到今天，张洁仍是在德国知名度颇高的中国作家。他还写过一本介绍自己在中国经历的书——《中国在内蒙之外》，在西方发行之后引起轰动。
阿克曼如今长期在北京生活。他见过运货的骆驼走在海淀区大街上，也见过经济飞速发展后四合院的快速消失；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作家殚精竭虑写作，稿费却低得令他吃惊，如今，新兴的网络作家俨然成为新贵，他们“粉丝”众多，一日就可以写10000字，如此旺盛的创作力亦令自称是“老头儿”的他费解。
“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来得比别的国家可能还要更快些。”8月19日，作为上海书展邀请的重量级嘉宾，在一个国际论坛和一场诗歌朗诵会的间隙，阿克曼接受了第一财经的采访。他坚持，尽管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数中国作家在西方的影响并不大。他还指出，文学不能仅仅反映作家狭小的自我生活，亦不能对西方写作亦步亦趋，而要基于有特色的叙事手法和语言表达，中国作家的作品才能真正为西方读者所热爱。
“文革”经历令西方好奇
第一财经：请问是因为什么机缘，你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
阿克曼：我14岁的时候，读过一本在中国生活过的德国人写的故事《大山和小老虎》。书中讲的是一个德国青年人和一个中国年轻人被军阀从北京绑架到新疆后，一路上的历险和奇遇。这令我对遥远的东方充满好奇和幻想。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脑子里都有两个世界地图，一个是书上的，一个是想象中的，美国的印第安人、阿拉伯农民、中国的皇帝和他的妃子……这些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神秘、充满吸引力。正因为异国是遥远的，就可以加上自己的想象，因此倍感期待。
第一财经：所以就在大学学了古代汉语?但是为何后来到了中国，又对当代文学有了兴趣呢?
阿克曼：我在德国学的是汉学，学过《论语》、《道德经》等古文，刚到中国完全看不懂《人民日报》。那时是1975年，认识的中国人都经历了“文革”，他们什么都看过，杀人、折磨人，整人或者被整。我一直认为，没有这一代人中国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在70年代末，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感兴趣。其实伤痕文学从文学上来说很俗气和媚俗，是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痕迹的故事，文学性也不是很强，但他们表达的经验令人很感兴趣，所以我把其中一些作品翻译到了德国。
第一财经：据你了解，西方读者偏好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喜欢哪些中国作家?
阿克曼：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有不同的兴趣点。80年代我翻译过张洁的小说《沉重的翅膀》，这部作品写得也不错，是所谓的改革文学。但选择它并非只是因为文学价值，小说写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治斗争，上至重工业部的部长，下至汽车厂工人都有描述，可以让对中国好奇的西方读者更了解中国。但是，我估计王小波的作品在西方不容易找到读者，他明显带有七、八十年代欧美文学，还有拉美文学的痕迹。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意义很大，但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是西方读者特别感兴趣的中国作家。
目前，我正在把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翻译成德文。他的小说对西方读者来说很特别，他不用心理学，表面上是在讲故事，实际叙述手法又很像动物学家对昆虫的研究和解剖。
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传播有困难
第一财经：作家的某些写作手法也制约了中国小说在国外的影响?
阿克曼：是的。从文学上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传播有困难，一是文学水平不够，要么是模仿一些在西方很成功的作家，如马尔克斯、福克纳。中国读者需要这样的作家，用过去没有的小说技巧和观点来写作。可是对西方读者不一样，他们对这种模式太熟悉了，读了福克纳的作品，为什么还要读一个“中国的福克纳”?没有自己的创造就不容易找到读者。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有些作家的作品西方读者读不进去。例如，我认为贾平凹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当然这不是因为他写得多，他好的作品确实非常好，可是对西方读者来说，他写的东西就看不懂。另一个例子是阿城。毫无疑问他是“文革”后最重要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小说语言太特别了，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影响。我试图将阿城的《棋王》、《树王》和《孩子王》三部曲翻译成德语，可是失败了，阿城后来还很生气。可是我确实失败了，怎么也翻译不出原著的味道。后来，我也读过阿城小说的英文版，翻译得不错，但是就没有阿城的语言特点了。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一些特别好特别地道的作家，离开故乡之后不行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可能这是需要一种心理环境才能活着的文化现象，否则只能佩服它的语言、想象力，但是并不能像本国读者一样迷上它。
第一财经：除了贾平凹、阿城，还有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你觉得翻译到西方也是挺难表达其神韵的?
阿克曼：同样的情况还有王朔，他的作品也很有特色，也有外文翻译。可是在西方影响并不大，主要也是作品的韵味很难翻译出来。
第一财经：但你还是翻译过王朔的《动物凶猛》?是否因为相对阿城、贾平凹，你有在北京长期生活的经历，更容易翻译出里面的“京痞子味”?
阿克曼：我选这部小说，主要是和他的其他小说还有点不同，这是一篇故事性很强的自传体小说，一帮小伙子，爸妈也不怎么管，又野又害怕，对性也开始感兴趣，这种生活对西方小伙子比较熟悉，可以拉近读者的距离。
任何一种文学，翻译都不容易。翻译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得知道在母语中如何找到合适的表达。我偶尔翻看一些德文作品的中文翻译，感觉很糟糕，而且是越来越糟糕，所以现在我都对这一块不感兴趣了。当然，中国读者对当代外国文学的知晓度也并不高，除了国际上知名的米兰·昆德拉、帕慕克，中国读者读得最多的是美国畅销文学，跟西方读者一样。
网络文学是“可乐”
第一财经：你还会关注现在的中国文坛吗?比如前两天刚公布的茅盾文学作品奖?
阿克曼：这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好些都是我认识的，我从八十年代就认识格非了，那时知道他的人还不多，当时他的作品太先锋了。金宇澄是最近参加上海书展的活动上才见到的，好多人都给我说起他的《繁花》。
但是，现在中国流行的大多都是网络文学，都是一次性的，看了就忘记了，就像可口可乐喝了就扔，我不爱喝可口可乐。我也读过一些年轻的作家的作品，从写作技巧来说，他们可能比八十年代作家更懂，可是我觉得没有意思。这不是一种真正的自我探索，好像唯一的探索就是市场能否成功。其实文学的题目无外乎生、死、爱、恨几个方面，也就是怎么用语言来探索。
第一财经：而且现在中国似乎也有这种趋势，年轻人对传统阅读的关注力在下降，网络文学很受欢迎。有人还提议，中国应该像德国学习，从小培养全民阅读习惯。
阿克曼：其实现在德国年轻人也和中国人一样，喜欢看手机、iPad或者Kindle。我觉得读的媒介并不重要，而应该看他们读的是什么。140字以内的东西，无数有意思的事情，无数的心情，一个小时后再去回忆究竟读了什么。其实已经忘记了。可是那种不断的短期刺激，对人究竟起什么作用?可能我不懂。当然，我也不想让人家觉得这个老头儿发牢骚没有意思，也承认，在地铁里拿一本书也并不方便，但是我认为，在适合的时候应该还是读点别的东西。
确实，在中国，读莫言的读者历来就不会太多。中国文学的作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主要是探索经验和教训，通过文学来了解自己和时代，从九十年代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无论是什么文学，都要是好的文学。
非常遗憾的是，在德国没有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很有影响力，就算是一个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人，他可能会说读过中国作家的作品，但是记不住名字。就像前面说的，这里面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中国值得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多。不过我认为，对中国文学发展最大的障碍是内在监督，就是作家的自我审查，他们无法无障碍地表达自己想象力、好奇、探索内心的空间，就不能写出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除了围绕自我探索，还要有探索世界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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