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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高路五十年(组图)

来源:经济参考报
国航飞机飞翔在雪域高原。 张翔宇 摄
国航飞机飞翔在雪域高原。 张翔宇 摄
张瑞霭、孙权贵机组驾驶伊尔18型飞机飞抵当雄机场,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张瑞霭、孙权贵机组驾驶伊尔18型飞机飞抵当雄机场,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藏区人民的期盼和祝愿。
藏区人民的期盼和祝愿。

  青藏高原,冰封万载,自古难“与秦塞通人烟”。

  据传唐文成公主进藏,从长安出发,历经风霜磨难,整整走了三年才到达拉萨。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进京与中央谈判,亦路途辗转2个多月的时间。

  不能简单地形容通往“世界屋脊”的路有多难走,因为千百年来,这片平均海拔在4000米之上的雪域高原,就不曾有过一条像样的路。

  直到1954年,西藏和平解放三年后,川藏公路通车,从成都到拉萨的路程大大缩短,但仍需要十几天的时间,而且一旦碰上雪崩、冰冻、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交通便会中断,行路的艰难仍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

  那么能不能有一条路,让高山化为坦途,让雪域与外界畅行?这是高原人民的千年梦想,也是内地同胞的千年企盼。

  这样的梦想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够实现。而这个责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新中国民航人的肩上,落在了国航人的肩上。自1965年第一条高原航线正式开通以来,国航始终把责任摆在第一位,大胆探索,不断突破空中禁区,在万米云端架起了一条条“高路”。云端有高路,天堑变通途,当天往返于高原与内地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而这一条条云端高路,更是成为雪域高原最重要的生命线和补给线,50年来,为促进藏区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定要飞上高原

  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极大改善了藏区的交通条件。但因路途遥远,又多受自然环境限制,高原与内地还是无法实现快速沟通。基于这一情况,1955年,国家下定决心:要在青藏高原上开辟出一条民用航线来。

  当时中国民航业刚刚起步,飞机数量很少,内地很多大城市尚且没有民航航班,飞机性能也比较差,当时的飞机最大飞行高度不到10000米,而青藏高原境内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多达11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有50余座。这片鸟儿都飞不过去的雪域高原,当时还是飞机无法到达的“处女地”,被称为“空中禁区”。要在禁区开辟出一条民用航线,确实是巨大的挑战。

  无论挑战有多大,国家的决心都不可动摇,新中国民航人迎难而上的脚步都不会停止。

  1956年,由潘国定机组驾驶“两航起义”归来的CV-240型飞机进行了成都—拉萨航线可行性试验飞行,并取得了成功,但当时的条件尚无法实现民航航班运行,要实现通航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59年,根据中央要求,民航局决定改用刚刚引进的伊尔-18型飞机试航拉萨,任务交由中国民航第一飞行大队(国航飞行总队前身)执行;

  1960年6月15日,张瑞蔼机组执行拉萨航线首次试航任务并取得成功;1965年3月1日,孙权贵和毕春芳机组驾驶着伊尔-18型飞机,稳稳地降落在海拔4250米的拉萨当雄民用机场,成都—拉萨航线成功实现首航!

  四发涡轮螺旋桨飞机,在近4300米的高原机场执行航班任务,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当飞机平稳降落在当雄机场,众多藏族同胞闻讯赶来,手捧哈达,载歌载舞,迎接飞行员。那个欢庆的场面如今还能从一张张黑白老照片中找到痕迹,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他们是如何在没有可行性资料、没有高原飞行的经验的情况下,以北京、昆明、格尔木三个海拔高度逐渐升高的机场为标准进行探索;又是如何在飞机起飞后的4300米高度上,一遍遍地进行“假”起飞、“假”降落;更是在怎样的难度下,进行了五次实地试飞以确保试航万无一失……

  国航的前辈们用过人的胆识、精湛的技术和严谨的态度创造了民航班机飞跃“空中禁区”的奇迹,而他们不畏艰险、大胆探索、勇于担当、不断进取的精神也融入了国航的精神血脉,国航人肩负着这份责任,在雪域高原上已经奋斗整整50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民航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国航也进一步加大了藏区航线的开拓力度,1995年,开辟成都—昌都(邦达机场海拔4334米)航线,刷新了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民用机场的通航纪录;1999年,开辟昌都—拉萨航线,让昔日“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焕发了新的生机;2006年,成功试飞世界上航路最为复杂的林芝米林机场(海拔2949米),并开通了成都—林芝航线,让“西藏江南”成为进藏旅游的又一个目的地;2008年,国航依靠RNP精密导航技术成功实现了拉萨夜航,结束了拉萨机场43年无夜航的历史;2010年,成都—拉萨—阿里航线开通,自此,神山圣湖可望更可及;同年,日喀则(海拔3782米)首航成功,西藏第五个民用航空通航点顺利通航;2011年,北京—拉萨直达航线开航;2013年,国航航班顺利降落在稻城亚丁机场(海拔4411米);2014年,国航航班平稳降落在阿坝红原机场(海拔3535米),从此由成都前往“黄河源头”只需1小时;2015年,“北京-林芝”实现直航……

  经过20多年的努力,这片曾经的“空中禁区”,已经被打造成航线密布、航路繁忙的空域。目前,在西藏、四川、青海境内共建成11个高高原机场(海拔在2438米以上为高高原机场),全部由国航完成试飞和首航,陆续开辟出近20条往返“世界屋脊”的国际、国内和区内航线,构筑起以拉萨为中心密集辐射周边大、中城市的航线网络,航空运输在西藏改革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显现。50年间,国航已在成都—拉萨航线上安全起降8.48万架次,运送中外旅客1099万人次,运输货物邮件24万吨;今年上半年,国航每月在藏区航线安全起降500余架次,运送旅客6万余人次,运输货物邮件600余吨。

  高原航线的意义,不仅在于西藏与内地乃至国际间的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拉近了高原与世界间的时空距离。

  飞在高原有多难

  翻开世界地图册,从平原到丘陵再到高原,由绿至黄的颜色渐变体现着地形海拔的逐渐攀升,而中国西南部的这片区域则被染成了深黄色。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集中在这里,全世界难飞的机场也都在这儿,在民航界的级别划分中,这里被称为“高高原”,比高原还要高,这“高”指海拔,也意味着难度。

  高高原机场,有其与生俱来的特性,这种特性带来的难度,你只能适应,无法改变。首先在雪山林立的高原找到一块适合修建机场的平地实在不容易,藏区的机场,多数都修建在河谷中,周围都是山,跑道的延长线很短,对面就是高山,起飞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拉升到足够的高度,这需要足够的精确度和力度,而有的机场只能单方向起降。地形的阻挡常常造成导航信号的不稳定,有时信号接收不到,有的信号不可参考,在高山之间准确地找到机场,对准跑道,并在特定的时间下降到特定的高度,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航班的起降对天气的能见度要求非常高,而高原地区的天气恰恰是最变化多端的,低云、多雾、雨雪、雷电、大风……四季的天气常常在几个小时之内呈现,而且毫无征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上一分钟还是东北风,下一分钟可能就变成了东南风,更有甚者,跑道两边刮着对头风。能见度不够或风向突变达不到降落的安全标准,飞机只能返航,有的机场返航率甚至在50%以上。直到2006年,国航引进RNP导航技术之后,这一状况才得到了改善。

  RNP(Required Navigation Performance)精密导航技术,原是军方技术,后来转为民用。它是利用飞机机载导航设备和全球定位系统引导飞机进近、离场的新技术,在能见度极差的条件下也可安全、精确地起飞和着陆。飞机在飞行的最后阶段,一定是要正对跑道才能落地。通常,陆地导航设备通过发射无线电信号实现飞机与导航台互动,但高高原机场特殊的地理条件,周围的高山对信号的接收造成影响,接收不到正确有效的信息。RNP技术突破了这一难题,依靠卫星实现信号的及时准确传递,也可以实时确认飞机的位置,“对准跑道”这一要素得以保证。RNP技术设定了飞机飞行的航迹,飞机在飞行中的每个时刻被限定在了对应的固定“位置”上,精度达到了0.3海里,对于飞行操作来讲,飞行员很难让飞机完成仅仅1度的精确抬头,但这一先进的技术能够做到。依靠这一技术,不仅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安全起降,一些受地形限制,只能单向起降的机场,也可以实现双向起降,风向对飞机起降的影响也大大降低。而引进先进的技术,同时也意味着巨额的成本投入。

  高原的机场与众不同,能在高原机场起降的飞机自然也会与众不同。从最初的伊尔18,到后来的B707、B757、A340,再到现在的A319和A330,国航持续将先进的机型投入高原,并打造了一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机队。无论哪种机型,在发动机配置上都有特殊要求,高原起飞着陆,因为海拔高,气压低,氧气密度小,飞机发动机的推力会损失,而且气温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损失越大,这样在发动机的配置上,就需要有更大的推力,如果平原飞行,需要10000马力的推力,那么在高原就至少要12000马力,就相当于“大马拉小车”,飞机剩余的推力越多,相应的成本就会越高。执飞高原的飞机,还必须经过一系列改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氧气系统。正常情况下飞机是不需要单独供氧的,而是依靠飞机增压发动机提供的氧气。现代客机都装有氧气系统,除了飞行机组会配备氧气瓶外,一般航线客机的客舱用的都是化学氧气发生器,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氧气面罩就会自动弹出,旅客带上氧气面罩,拉动绳子,两种化学物质就会发生反应产生氧气,旅客就得以正常呼吸。这种氧气维持时间大约是15分钟,足够让机组在紧急情况下从12000米降到4000米,但在高原飞行,地面障碍物平均海拔4000米,特别是拉萨,那里的山大都是在5000-6000米以上,飞机不能贴着山头飞,最少要有600米以上的安全裕度,所以这条航线的最低安全高度是7470米,也就是说,一旦遇到座舱失压,飞机的高度不可以降到7000米以下,而这个高度常人是不能承受的,遇到突发情况飞机没办法紧急下降,就必须提供足够的氧气。成都到拉萨正常飞行约为一个半小时,飞行的时间中点是45-50分钟,必须提供足够满载旅客情况下维持50分钟的供氧量,保障从航路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安全返回成都,或者继续飞到拉萨着陆。这就需要对执飞高原的飞机进行氧气系统的改装,通过高压氧气瓶向管道中输送氧气。这些装备要占飞机重量,同时也需要定期维护。除了设备的改装外,针对高原飞行还要增加诸如着陆警告系统改装,飞机构造的审批认证,人员资质的授权、机务维护的《高原飞机维护检查单》,航前航后的附加维护检查项目,高原飞机维护保障人员的专项培训及考核制度……等等,这些标准有的是生产厂家的设计,有些是国际民航业的规范,更多的是国航逐渐加入的自己设定得更“苛刻”的条件。这些严苛得在外行人看来甚至“不太讲道理”的硬性规定,其实目的还是要保证绝对安全!在保证安全上,国航历来不惜成本。自1965年通航至今,国航高高原飞行从没有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这于整个航空业都算得上是一个传奇,而这一“传奇”不能不说得益于国航严格的规范。

  特殊的环境,特殊的任务,必然要有特殊技能的人。一名民航飞行员的成长和晋升,通常可以划分为学员、副驾驶、机长和教员,“四道杠”也许已是平常人眼中莫大的荣誉。然而,高原飞行员的评价尺度则被精确到了飞行高度和时段。对执行高原飞行任务的机队来说,成为一个机长仅仅是技术资质的第一步,之后将经过一般平原特殊机场、一般高原非特殊机场、一般高原特殊机场的训练和飞行,取得不同层级的资格确认,然后才能进入高高原机场。而高高原机场又分运用传统程序和运用RNP技术很多档次,每个飞行员要取得这些资质,必须一个机场接一个机场地进行起飞单发应急返场程序、单发飘降程序、飞机超障供氧程序、RNP程序等理论学习,再经过模拟机训练,方可进入带飞,检查,最后放机长,而后每半年还要进行1次单发培训,过程相当复杂,质量控制非常严格。一个普通飞行员想拿下高高原机长资质,至少需要十年。国航目前有近5000名飞行员,但具有高高原资质的机长只有259人,在飞行员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国航在藏区航线飞行中却始终实行双机长配组。尽管在人员培养、配备上成本投入巨大,但国航始终没有降低过标准。保证安全,永远是国航压倒一切的衡量标准。

  飞在高原,无论难度有多大,投入有多大,国航都不会停下向高原进军的脚步。“西藏的机场修到哪,国航的飞机就飞到哪!”这份初衷和承诺,国航人都会始终坚持。

  缺氧但不缺精神

  当初参加探索、开辟拉萨航线任务的老一辈飞行员潘国定、张瑞蔼已经离世,孙权贵、毕春芳等人也早已告别了驾驶舱,但他们身上那种忠于使命、责任至上、无私无畏的精神,却始终留在国航,一代代传承。高原虽然缺氧,但有这种精神在,国航人就会始终坚守在高原,并不断向禁区进发,高原航线就会不断延伸,高原生命线就会永远畅通。

  在年轻一代高原航线“探路者”中,李应是个代表性人物。他参加过除拉萨机场外所有藏区高高原机场的试飞。2008年,他驾机实现了拉萨的第一次夜航,成为民航飞行史上第一个在月色中俯瞰布达拉宫的人。这些经历和成绩,听起来风光无限,但背后的艰辛常人是无法想象的。李应曾这样说过:“我是一个最不希望遇到危险事情的人,但在试飞的时候我和同事们必须要把事情做到极限”。

  试飞,就是别人从没飞过,你是第一个飞,并且不像飞普通航班,而是要飞足所有科目,所有的程序。比如,“贴地”飞行,模拟单发实效等等,在飞行中可能遇到的危险情况都要模拟,从而找到最安全的路径,每次试飞都要飞上几个小时。

  通常机场的运行有传统程序,但对于高高原这样高难度的机场程序更复杂,难度更大,风险也更大。比如模拟单发失效,在高原,由于氧气稀薄油料燃烧效率很低,飞机发动机性能衰减很厉害,两台发动机推力尚嫌不足,减少到一台性能衰减得会更厉害。缺少推力,飞机爬升能力特别低,飞机的反应速度也会降低,而李应要做的就是在飞机最差的状态下,飞出安全路径和程序。

  谈起这么多试飞的经历,李应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试飞邦达机场,邦达的风向风速变化特别快,起飞时可能才几米的风速,刚一离地一下就变成了十几米,飞机偏侧特别快,单发操作起来就像一个人在往一边推,另一个人往反方向拉,飞机都是拧巴的,真能让人飞出一身汗。

  试飞工作中的风险和挑战,对于李应来说早已司空见惯,再大的挑战他都能够从容应对,但他也知道,对于常人来讲,这些风险是一道不容易过去的坎。所以他很少对家人和朋友谈起试飞的过程,每次接到试飞任务,他都不敢告诉年迈的父母,只有在试飞成功后,才会给身为国航乘务员的妻子发上一条再简单不过的短信——“平安落地了”。

  李应不愿意多讲试飞的苦,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在藏区人民的需要面前,这点苦和险实在算不上什么。2010年,李应等一行十几人前往阿里进行通航前的考察,从拉萨到阿里需要驱车1600公里,路况不好,而且要穿越几座五六千米的雪山,考察组一路奔波,历尽艰辛,几名考察组员的高原反应非常剧烈。当车队行驶到距阿里还有400多公里时,在飞扬的尘土中,他们看到阿里党政军民近百人,手捧着哈达站在那里迎接。迎出400公里!这是多么高的礼遇?又是藏区人民多么大的渴望?那一刻,泪水模糊了考察组员的双眼,也让他们下定了决心,无论有多难,一定要把阿里的航线飞出来!

  这就是国航任凭风险高、困难多、投入大,在高原坚守50年的唯一理由:因为藏区人民需要国航。而这个理由,那些长期坚守在高原一线的国航人体会得更深。

  藏区的民航运输有三多——孩子多,急病患者多,担架旅客多。在高高原,许多危急情况下,民航是这里唯一的选择,从企业经营来讲,运送这些旅客其实是件“既费力又亏本”的事,但藏区的人们知道,有急事找国航,他们一定会不讲代价、创造条件、想办法来承运。

  杨明曾在西藏工作11年,几乎每一天他都会遇到需要特殊保障的旅客,但回忆起十年前的一次保障经历,他仍然会泪流不止。那是在他入藏不久的一天,在拉萨贡嘎机场候机楼值班的杨明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一位因车祸受伤的小女孩需要搭乘次日的航班回内地治伤,但实在买不到票,看能不能帮忙解决。电话里叙述的细节没有太多,但杨明知道,关键时刻求助于国航,对方一定遇到了万难。没有考虑更多,他和同事们想尽办法在本已满满的航班上腾出了座位。

  第二天,一个上身缠满纱布的小女孩被送来了,女孩父亲手中一件特殊的随行行李被安检拦下检查,杨明赶忙上前协调,被拦下的是一口“石锅”,当他下意识地要打开锅盖时,虚弱的小女孩轻轻地说了声:“叔叔,请小心些,那里边有我的手。接上后,我还要用它来写字、画画呢。” 后来了解到,小女孩已经受伤三天了,一直买不到机票,万般无奈她的父亲才打了国航的值班电话。杨明当时就哭了,“为什么不早一天给我打电话?早一天,即使再难我也会帮你协调出一个座位来!”他知道,这个女孩的手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这件事成了杨明心中永久的遗憾,也成了他在工作中的另一种鞭策。虽然在高原机场,紧走几步都会喘得厉害,但每当有特殊保障旅客需要协调时,他从来都是跑步前进,他知道早争取一分钟落实,对这些伤病者都是一个安慰。“想旅客之所想,急旅客之所急”这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自此在他工作的每一天都饱含了更深的意义。

  当然,最好的坚守还是热爱。国航针对援藏干部制订了很多特殊的政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奔赴藏区,爱上藏区,坚守藏区。同时也加大了藏区本土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越来越多的藏族员工成了高原航线的顶梁柱。黄兰成的藏语名字叫才巴多吉,寓意着聪明和吉祥。黄兰成出生在甘南藏区一个偏僻乡村,他曾是方圆几百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曾是国航招收的第一批藏族飞行员,但因为从小没有接触过英语,基础太过薄弱,已经飞到了高教机的他,最终没能如愿飞到最后。停飞后,黄兰成来到了国航西藏分公司。学飞行的经历却让他在现场保障岗位有了更好的施展,既熟悉流程又懂得技术,令他成为与机组沟通、与地面协调的最好人选。同时,西藏特殊的人文环境中许多藏民不懂汉语,精通藏汉双语的他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乡音让藏族旅客更觉亲切、可靠。同事们给他起了绰号——牦牛。耐得住寂寞,抗得了风霜,禁得起辛劳,憨厚亲切、沉稳可靠。国航在昌都(海拔4334米)的运输保障,黄兰成是第一个被派去的。那是一个连藏民都会产生高原反应的地方,但他连年主动申请并参与保障:“内地上来的不适应,时间久了会落下毛病。我是高原长大的,总会比兄弟们要好些。”保障通常都在11月底,在零下20多度的环境中,廊桥里都结上了冰。多变的气候经常下雪,睡觉时候还是晴天,半夜就已大雪封门,每当这时,黄兰成就得马上爬起来,叫醒当地机场的工作人员连夜扫雪除冰。除冰除雪的进度怎样,机场现场的状况怎样,什么时候可以完成……黄兰成操心着方方面面,但只要有他在那里,运行保障就能令人放心。虽然内心深处有着不能翱翔蓝天的遗憾,但黄兰成总是说自己是幸运的:“我是带着梦想来的,因为这里是离天最近的地方,我就是喜欢这里,愿意在这儿。”

  无论蓝天,还是雪域,国航人心中都有一个责任、一种精神、一份热爱,永远不变。

  作者:徐彦纯 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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