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全文正式公布。在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在新常态客观上迟滞了改革进程的背景下,《意见》的正式出台终于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在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公布后,深为市场关注的国企改革,将有可能从此揭开新的一幕。
国企改革《意见》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对未来的市场会有何影响?对于民营经济发展是否带来了机会?在汇总了国内媒体各类报道之后,我们对这份顶层设计进行了初步解读。
首先,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鼓励国有、集体、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使国企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这是国企改革的政治框架和体制框架。
其次,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在国企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成果,形成符合上述原则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国企公司制度改革基本完成。经营性国有资产实现集中统一监管。值得注意的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时间表,正好与“十三五”规划时期同步,同时也是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时期。这也算是另一类“三期叠加”。
第三,国有企业将实行分类改革。《意见》提出,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企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将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其中,商业类国企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而公益类国企的改革,也要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但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类国企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企,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引入基本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着力推进整体上市。对这类国企,重点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市场竞争能力。另一种是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对自然垄断型国企的改革,要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
第四,国企监管从管企业转向以管资本为主。《意见》提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界定出资人监管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的转变。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要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其他直接监管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
管资本涉及到国有资本的流动和退出问题。《意见》提出,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要建立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支持企业依法合规通过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等资本市场,以市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本的形态置换,变现的国有资本用于更需要的领域和行业。
此外,以管资本为主,还要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用于民生和社会保障。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第六,在国企股份制改革和公司治理方面,一是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在少数特定领域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二是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解决董事会形同虚设、“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
最终分析结论:
整体看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一片艰难的环境中终于启动了。虽然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意见》所展示的改革力度与市场的预期还有距离,但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中央推动迈开深化国企改革的步伐,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近期,在国内外市场动荡和政策大调整中,国内外对于中国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诚意和行动都有所怀疑,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深化国企改革《意见》出台为契机,中国将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尽力推动既定的改革行动。因为当前的形势很明显,不推动深化改革,中国的发展就难有出路,难以从多种困境中摆脱出来。获得“改革红利”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需要!(以上分析出自安邦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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