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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方面看农民权益的保护
（阮崇武 作者系海南省委原书记、海南省原省长；本文为在2003年7月31日-8月1日“中国农民权益 保护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感谢中改院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提供的机会，使我们在讨论中得到很多收获。
“三农”问题是一个开放的、自我适应、自我发展的复杂巨系统。仅从某个方面采取措 施，企图“纲举目张”，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大家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教育、 卫生等各个方面来讨论保护农民权益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我只想从经济方面补充几点想 法，供大家参考。
一、发展经济是保护农民权益的根本措施
农民权益的基础，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基本问题。在市场经济的 条件下，资源肯定要向成本低、效益高、利润大的地方流动。所以，生产要素往城市和经济 发达地区集中，是完全自发和自动的必然流向。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会伴生一个副作用 ，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不要说“全球化”，就是“全国化”也一样，有钱的地区，就 能提供各种优惠来吸引投资，没钱的地区，由于各种困难而屡屡失去机会，东西部差距、城 乡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农业、农民肯定处于弱势地位，而保障农民各 项权益，都是要花钱的，如果单靠其自身的努力，情况肯定难以改变，必须由相对富裕的地 区给予大力帮助，也包括各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优惠，以及各种社会公共资源的倾 斜。因此，保障农民权益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发展经济，首先得让农民逐步富裕起来。
如果仍旧保持在传统农业的框架之下，只靠那“一亩三分地”，不管种什么也只能勉强 糊口，发不了财。要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必须从结构上进行大调整，尽可能去赚城里 人的钱。而政府则要改善大环境，帮助农民从小农经济的桎梏中走出去，打开新天地，农民 才能富裕起来。
农民早已自发地看清楚：要想增加收入，就得去城里打工，目前，这已经成为农民增收 的主要来源。当然城镇也需要“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创造出大量“剩余价值”，藉以 快速发展经济。双方虽然都是自愿的，但应当说，农民工在城里受到的待遇，确实不够公平 ，大家已经讲了很多，不再重复，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户籍制度”。“二元社会”的形 成，有其历史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现在已经有条件加以逐步解决。主要措施就是改 “户籍制度”为“身份证制度”。现在，国务院已经决定推行第二代身份证（IC卡），利用 这种技术，可以很方便地实行网上管理、查询。如果再与个人信用制度结合起来，那么户口 簿、暂住证、务工证等就没有必要了，进城的农民就有可能逐步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这已 经不是幻想，而是可以开始动手去做的事情了。当然，由于牵涉到大规模、大范围的人口流 动、迁徙，在实施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各地政府要按不同地区、不同城镇 的实际情况，积极地、慎重地、逐步地加以推行。这应是保护农民权益，特别是保护农民工 权益的一个重要措施。
农业结构必须按照城镇市场的需求加以调整。比如海南，农业的优势在于冬季瓜菜、热 带水果、海洋捕捞、水产养殖、橡胶、南药等热带作物，这些产品在本岛没有多大市场需求 ，必须销往大陆或出口，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改善生活，才能争取到自己的权益。所以， 海南就主张“以运销加工为中心，组织农业生产”。为了改善生产、运销、加工的环境，首 先必须解决水利、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除此之外，还要提供购销信息，建立贷款 信用制度，推广新技术，加强文化教育等软环境的改善。农业生产也要相应进行集约化、产 业化改造，地区经济才能逐步发展。这些都是维护农民权益的前提条件。
保护农民权益，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大局而逐步改善的渐进过程。解决这么大的问题，需 要全国人民几十年、上百年的艰苦努力，需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点一滴地积累，才能逐步 得到改善。
二、 改革农村税制
现行的农村税法，形成于1958年，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与现在已经大不相同，确实到了 应当改革的时候了。
第一，照章纳税是每个公民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同时，每个公民也应有享受公 共服务、共公产品的权利。但是，城里人在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养老等各方面的待遇 ，农民都享受不到，这是不公平的。
第二，税收制度的一个职能，是平衡国民收入的分配，调节贫富差距，对高收入者多收 税，对低收入者少收或不收税。可是现行的税收制度恰恰倒过来了，农民收入少而税赋高。 比如城里人月收入800元以上（也就是年收入9600元以上）才起征个人所得税，这个收入水 平对农村来讲相当高了，但城里人还嫌起征点太低，在报纸上不断有人要求提高到1200元或 1500元，可是农民根本享受不到起征点的优惠。城里人从800元到1300元的月收入中，个人 所得税征收5%，为25元。月收入1300元，相当于年收入15600元，年纳税300元，税赋率为1. 9%。但在农村，按人头、按田亩计算，各种税费加起来不会少于5%，一般都在8%以上，显然 这也是不公平的。
第三，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税收成本太高。农村那么大地方，那么分散，只靠税务人 员当然管不过来，只能由村干部代收。这就很难避免“暗箱操作”，就会有不规矩的行为存 在。收上来的这点税，除掉人头费、交通费、办公费等等，也就剩不下多少了。成本与效益 比较，不大合算。
第四，由于是代收，很容易造成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当农民有困难或拒 交的时候，或是村干部有不干净的行为时候，矛盾更容易激化，不利于农村的稳定。
第五，发达国家一般都有农产品补贴，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我们每年有4000多亿的农 业补贴，其中还包括给粮站的价格补贴。而全国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起来不过400亿， 如果全部减免，作为财政转移支付拨给基层，也只占农业补贴的1/10。何况，农产品在加工 、交易的过程中，还可以实行与城镇同样的税收制度。这样做对农民、对基层干部、对政府 都有好处，省去了很多麻烦，既符合税制原理，又公平合理。实施起来可能会有困难，但应 当是可以克服的，国务院现在推行的税费改革，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希望城乡统一税法 能够早日实现。
三、农村的社会保障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区分几个基本概念。社会保险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强制交 费，二是基金共享。而商业保险则是自愿的、私有的，谁交费，谁享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 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村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保险的条件。
国家的税收、财政是全民的公共财产，而社会保险则只是参保人的共有财产。某些发达 国家实行“保险税”办法，全体公民从出生到死亡，都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这些国家虽然 很富足，但财政的包袱非常重，因为牵涉到全民的利益，想改也难。我们国家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不具备实行“保险税”的条件，尤其在农村就更不可能。
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得出共同的结论：在农村只能采取农民自愿交一部分，集体补助 一部分，财政补助一部分的办法，建立大病统筹制度。不愿参加的不能强制，但也得不到集 体和财政的补助。至于自愿缴费和集体、财政的补助各占多少比例，则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 济状况，分别确定。这是建立在商业保险基础上的办法。这种城乡不同的作法，是实事求是 的，不能认为是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