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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有2.5亿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不会超过3000万人，10多年之后，这些农民工都老了，届时不会种田、没有田种的老民工将是一个严峻的社会安全隐患
不出意外，在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有一个提案将备受关注——实现农民工老有所养。
这个提案来自于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主委陈万志。在2005年1月16日结束的重庆市政协会议上，作为民盟重庆市委的提案，“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响，期间，民盟组的30多位重庆市政协会员还就此召开了一个专门的座谈会，其中心议题便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如何社会化地实现？
陈万志说，春节期间，各民盟区县组织都有团拜活动，他每到一处就宣传“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不仅如此，在今年重庆市民盟成立60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上，他仍会隆重地提出此事。
这个提案针对一个严峻的事实：西部民工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把青春和智慧献给了东部地区，而年迈体衰时回到西部，很多人积累的资金不足养老，西部将因此背上沉重的负担，东西部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提案是如何形成的
这一提案的主要依据是一份约一万三千字的报告——《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调查》，由重庆市政协委员、綦江县政协副主席、民营企业家冯秀乾倡导并全额资助，民盟重庆市委调研室和綦江县政协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历时5个半月完成的。
现年60岁的綦江县政协干部胡世博，60岁的綦江县政协委员、县党校退休教师罗开国，以及32岁的县写作协会文员杨阳等，为调查组主要成员，而在早期的重庆市内调查时，还有两名民盟重庆市委的干部加入其中。
第一阶段的调查为民工输出地。从2004年7月下旬至9月中旬，调查组走访了川、渝、黔三省市9个区县的3200余名农户，以及部分当地的农村干部和企业主。
由于开具了民盟重庆市委及綦江县政协的介绍信，通过当地政协及民盟组织，这种走乡串户式的定点调查进展得较为顺畅，通过发放《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问卷调查表》，由各农户填写在外务工的家庭成员情况，获得了较为翔实的数据。
调查组所到之处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人均耕地不足1亩，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70％左右，农民一年的人均收入为800元至1000元之间，而一个5口人的农村之家每年至少需要6000元的开支。
从2004年10月开始，调查组开赴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主要的民工输入地，进行了第二阶段的调查，这一次的重点主要是调查当地的各类企业。
对这一轮调查颇为有利的是，綦江县在外地打工的人很多，调查组事先掌握了一些人的联系方式，到了当地以便“顺藤摸瓜”，并发放《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调查问卷》进行不记名的调查。
不少企业主对此有所抵触。2004年11月底，广州市民盟联系了几个企业主，结果都不接待，最后还是依靠私人关系才完成在该市的调查。而在许多省市，由当地政协、民盟以及社保部门联系的企业，往往比较规范，有的已经为农民工买了养老保险，或者为部分人员买了。
2004年12月15日从广州回到重庆，赴沿海地区的调查初步结束，胡世博他们回收到了2万多份调查问卷，此外每人还记满了两个笔记本。一直到2005年初，调查材料初步整理完毕，他们得出一个并不乐观的统计结果，即目前只有10％左右的农民工享受了养老保险，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也只有20％。
2005年1月中旬，重庆市“两会”召开期间，重庆市民盟打电话给胡世博，让他一天之内将调查结果浓缩为几千字的报告，从网上传过去，从而形成了一个提案。其后，民盟重庆市委又邀请了一些社会学、法学界专家对报告进行研讨，最后形成了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立法建议”，不日将提交到全国政协。
政策性歧视
如今在冯秀乾的重庆川江针纺有限公司里做文员的成都女孩小王，曾在广东打工四年，那里的企业一般只为技术骨干、管理人员买养老保险，小王在广州时的工资较高，自己每月需缴纳100多元，公司也因此负担近200元。
2004年，小王离开广州到重庆綦江时被告知，如果开了证明，她能够转走自己缴纳的那一部分养老保险金，但因在綦江重新上保险比较麻烦，因而同她一起回来的朋友们都还没办理转移手续。不过，小王有一张从未使用过的保险卡，在网上可以查到自己的个人账户：缴纳了4年，有3000多元保险金。
胡世博说，由于尚未实现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如果农民工要异地转移保险金，则只能转移个人账户部分，即相当于自己的没有利息的储蓄，企业和社会统筹部分大都不能转移，而输出地也没有接受农民工养老保险的衔接措施。
事实上，多数地方政府要求农民工买养老保险，主要是为了弥补现在的支付不足，如江苏省丹阳市，现有城市人口的养老保险有很大缺口，国有企业转制职工的保障也严重不足，因而收取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金，用来支付当前的不足。
“农民工具有流动性和短期性，他们人走了，顶多只能带走自己缴纳的那一部分，只占其养老保险金的30％，”胡世博说，他们很难享受到足额的养老保险金。
据广州市的有关规定，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是按当地上一年的人均年收入的60％作为基数，再提取21％作为农民工养老保险金，其中农民工自己缴纳8％（每月为100多元），企业缴纳13％（近200元），尽管大多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但实际上，企业支出的保险金，只有3％进入工人的账户，10％作为社会统筹并未进入。
据调查组透露，即使在广州，社会统筹部分估计已经被挪作他用，社保局没有什么资金实力，以至于40％的个人账户成为空账，即个人缴纳的部分也被挪用了。
而全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2004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在一次会议上透露，目前中国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规模已超过6000亿，并以每年1000亿的规模在扩大。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周庆行教授在接受《经济》杂志采访时说，现今整个社会的养老保险，基本上是现收现支，即“挖东墙补西墙”，按规定每年的新增人员在领取养老保险费时，财政无力负担，加上一些陈年老账，就只好动用其他人缴纳的保险费支付，这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金。
因此，这就造成了现实中农民工养老保险推进不力的两大瓶颈。首先是企业主大体相似的心态，即花钱为农民工买保险，但农民工并未得到实惠，反而还增加了生产成本，“如果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所有企业都买了，竞争的环境才会相对公平一些，”一些企业老板说。
其次，很多农民工也不愿意买养老保险，因为他们不大可能在一个企业干15年，而即使满了15年，离开打工之地时，仍然很难享受到。尽管农民工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也十分巨大，但他们并未享受到公共财政带来的相应的福祉。
周庆行认为，这是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个制度缺陷，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工”存在了20年，直接导致“一城两制、一企两制”，而在社会福利上又往往优先考虑城市人口，包括养老保险问题，因此，除了财政、税收等体制需做调整外，必须对具有某种经济待遇和社会福利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真正享受到养老保险。
对于异地转移问题，陈万志认为，必须实行全国统筹，办理统一的保险卡，将农民工个人、企业和地方统筹部分都打进卡里，一旦离开，所有账户也随人走，接受地区的社保部门也不难办理转移手续。
“要想靠企业主的良知来推行养老保险是不现实的，因为有80％的企业主不赞成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陈万志说，这一项社会推进工程，必须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
无法拖欠的和谐成本
调查组认为，养老保险需要公共财政一定的支出，但绝大部分资金是积累性的。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2.5亿民工，其中流动的在1.2亿以上，拥有养老保险的不会超过3000万人。如果按照每人一年拥有2500元的养老保险金，则每年都要积累6250亿元，10年就是6万多亿元，加上银行利息为7万多亿。但如果10年之后这些农民工年迈体衰，都得由国家财政支出，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事实上，在如今“421”的家庭结构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而依靠土地养老也很难现实。周庆行认为，没有养老保险，就没有家庭安全，也就没有社会安全，国家着力解决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一强的农民工“老有所养”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在目前的重庆市，各区县的劳务输出正值黄金时节，一方面人数达到高峰，另一方面年轻力壮，许多区县每年均有十几亿现金汇回来，但10多年之后，这些农民工都老了，届时不会种田、没有田种的老民工，就成为新的救济对象，给各区县带来新的贫穷和不稳定。
调查组认为，现在开始全面推行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的条件已经具备，但应当“逐步推进、区别对待”。具体而言，首先是对劳动关系比较稳定的农民工，如技术骨干、管理人员等，可与当地职工并轨，享受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由当地政府组织实施。
其次，对于大量流动性强、工期较短的农民工，可以从工伤、大病的养老保险开始，这对他们而言，更为紧迫也更易接受。
再次，养老保险可以采取“低进低出”，降低门槛，扩大覆盖面，尤其企业缴纳的部分，可以考虑降低至10％左右。
再一点就是关于养老保险的异地转移问题，可以采取全国联网的方式，通过商业保险等渠道，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发放。
此外，对只生一个且为女孩的农民工，可以优先办理养老保险，政府应补贴多一点，这样才能避免人口的结构失调，最关键的是性别失调，因为73％的农民认为，生儿子就是为了养老需要。
陈万志认为，全国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全面启动，至少需要5年时间，而在全社会推广开来，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因为这牵涉到公共资源的重新配置，甚至要打破现有的一些利益格局，“必须要有国家的财力和法律制度做保障，”陈万志说，这对于实现十六大提出的目标是大有帮助的。（详情请见《经济》杂志3月号）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