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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周未，由港回沪的朋友为我买回几本阐述抗战历史的最新学术专著。不必忌讳，这些新书所阐述的历史事实与“传统的说辞”是有差别的。不过我仍相信著者的立场通常是严谨而不是“居心叵测”的。否则，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著者抛弃独立的学术立场，自毁“江湖声誉”，无疑于自砸饭碗。
还是上个周未，由北京和杭州的朋友来沪相聚，喝茶聊天时不经意间扯到了八年抗战。适逢抗战胜利60周年，况且60年在中国正好一个甲子，关注此事的同胞自然不在少数。而关注的话题又往往首先集中于全面、客观地评价抗日战争“全体中国人”所做的历史贡献。何况，进入“开放年代”的20多年间，每逢纪念抗战胜利带“五”、带“十”的年份，要求客观评价抗战历史的民间声音一波高于一波。
出版物反映历史受制于多重外部约束，包括受认知程度的约束和非理性的人为因素导致的约束。只是，历史的客观内容始终存在，不管人们是否拥有“出版机器”，都无法将其一笔抹杀。当历史的客观性被有意无意回避或遮掩时，其出版物无论发行量有多大，均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最终为子孙后代所嘲笑、所摒弃。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在前有俄罗斯作“标杆”（5月13日我曾在本专栏写过《俄罗斯的三天“看点”》一文）的前提下，强调并呼请“全面客观地评价抗战历史”，不是为了翻“旧帐”让谁难堪，而只是期待以此为契机，恢复历史的本真面目,以利于民族和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成广泛的争取“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新的统一战线”。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情结根深蒂固，反映于历史的修撰层面，“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观点同样根深蒂固。由此，“传统的历史观”强调历史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只是，当历史像面团一样任人拿捏时，更多的人则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历史虚无主义”所俘虏，由此产生的逆反心理使年青一代对本民族乃至本国家曾经的浴血牺牲、可歌可泣不屑于顾。60年后的今天，假如出一张事关抗战“ABC”的“全民必答测试卷”，总体测试“成绩”会是如何，我想，“惨不忍睹”怕是难以避免吧？
历史真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吗？恐怕从来不是。
就说咱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如此残酷无情，但所谓正史与野史始终并行不悖。后人研究前朝历史，不论其身份如何，从来不会仅仅依据正史作为惟一的史料。一部“二战”历史，一度被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方冷战及意识形态纷争所“笼罩”而弄得“肢离破碎”。同样，作为“二战”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战”历史，在长达数十年间，也由大陆和海外“各吹各的号”。如今，面对“开放”这一世界性历史潮流，面对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公开和共享的客观现状，历史开始变得无从遮掩，我们理当明智地顺应时代大势，客观还原历史，借机卸掉“历史包袱”，为谋求民族和解，实现国家统一“轻装前行”。
整个学生时代，因抗战而为国献躯的将领，我只知道八路军的左权和新四军的彭雪枫，那是教科书上说的。直到纪念抗战胜利45年周年期间，我有幸买到一本《中国抗战阵亡将军名录》（注：大陆公开出版物）适才目瞪口呆：整整200多名抗战阵亡将领为国献躯！包括整个“二战”期间同盟国军队牺牲的军衔最高的张自忠将军。这些中华民族的英烈都是些什么人？我想，不必挑明大家已心知肚明。自那以后，我先后购买到包括大陆和海外版的抗战出版物数十册（种），读来更是感慨唏嘘……
巍巍昆仑铁血铸就——我只举一例：1939年年末到1940年年初，广西宾县昆仑关战役日军第21旅团被国军全歼。在被国军郑洞国师击毙前，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日记中无奈地叹到：“帝国皇军第21旅团因日俄战争获‘钢军’称号，但在昆仑关，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中国军队……。”
洋人常常嘲讽我们中国人“缺乏记性”——撰写此文时，我在《南方都市报》电子版上读到“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墓被推平种果树”的消息，中国之大难道非得在此建果园不可？当然不是，问题出在一个民族和国家若不敢正视历史，其子孙当然不可能珍惜历史……
60年后之中国，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我们不必为历史遗憾，却该为谋求国家统一树写新史。抛弃历史的歧见，借纪念抗战60周年之机，对所有曾因政见不同甚至兵戎相见的抗日爱国将士（包括为国献躯的）表达我们的尊敬、慰问和感谢，在重大历史问题上展现执政党力求政治和解的宽容和胸怀——能做到么？我们共同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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