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14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主办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研讨会在京召开，搜狐财经独家网络协办。以下是国际研讨会现场实录内容。（第六部分 公开讨论与媒体采访）

研讨会实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六部分 公开讨论与媒体采访

　　Mario MONTI：首先热烈的欢迎各位媒体朋友来到最后一讲，因为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的媒体朋友前两天也过来了，会议的前一部分是不在记录之列的，最后一部分媒体公开讨论是在会议记录之列的。我们会议的主办方也考虑到了最后一段会议当中我们的发言人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所以我们需要两个主持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主旨人，我们会共同的把这段会来主持好，希望最后有很好的争论、讨论。

　　我们最后的访谈嘉宾地域角度来说都有性，有中日韩的代表，从机构角度来说有日本财政部的代表，Kiyoto IDO，是日本财政部国际司的司长，余永定先生，有来自中国银行的，还有欧盟委员会经济及金融事务司的司长，我们还有欧洲议会的代表。还有欧洲央行的董事会成员，以及Klaus REGLING先生，代表我们委员会。我们的两位主持人有一位主持人已经从主持人升格到了访谈嘉宾，我们得把这个情况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在前几讲当中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两天讨论的一些主题，特别是这些论文，至少我们访谈嘉宾做一下参考。在上一讲的结束语当中也是谈到了可能会出现保护主义回潮的危险，无论是全球失衡深化的情况下还是全球失衡进一步调整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两天会议当中对潜在的保护主义的回潮还没有充分的讨论，所以我们今天将会在这里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现在按照字母的顺序让大家讨论，下面请…女士。

　　Pervenche MIZOGUCHI：主席先生，非常感谢，首先我感谢会议的主办各方，使我们能够在这儿讨论非常重大的问题，在上一段讨论下来我认为这个议题不仅仅是让经济学家来讨论，也是对于决策人的决策来说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我作为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主席，我想感谢Mario MONTI主席还有Zembei MIZOGUCHI教授，以及会议的组织者。我作为一个主席，不仅是负责我们国内的经济货币事务，也负责了欧洲国际事务的活动。

　　在宏观经济和货币市场之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系，我们再也不能够彼此隔绝的看待这两个问题当中的任何一个了，我这两天来到中国也是看到了行长的发言，我非常告诉的注意到我们现在找到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是金融市场的改变，在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中，我们也谈到全球的失衡，全球的失衡需要全球的调整。其他的几个人也都谈到过了，有一个地区根本没怎么谈到，我认为我有责任来谈，那就是非洲。

　　因为这样的全球失衡也会对非洲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决不能够遗忘非洲。虽然我不会去细讲如何把非洲包括到这样一个全球失衡当中来，但是我们决不能遗忘非洲。在我做我的发言主要部分之前我想回应一下前面的访谈专家，有一位放胆专家谈到要邀请美方的人也来参加这个会，我想这是很好的想法。但是我们如果要确保我们有一个全球协调的一致的解决方案的话，我们也要有一个各方参加的共同讨论，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确保通过发挥合力带来更大的附加价值的话，首先要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把双边的对话做好。

　　我的结论是有一个书面的发言已经分发给诸位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草稿。我想给大家做一些介绍，有人也说过欧洲不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但是欧洲是解决问题方案的一部分。我想对于欧洲人来说全球失衡带来的风险可能是会让欧洲付出过大的代价，如果欧洲内部要做一些内部调整的话，这就意味着欧洲要针对自己的弱点来采取行动，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要更加富于升级，而且确保欧洲公民不仅仅要理解目前的进程，而且也要找到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昨天我们发言人也说到了，如果全球化带来的负担分担不衡的话，那么整个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不均衡的，也将是难以维系的，这样问题就会远远的超过经常项目或者资本项目的赤字了。

　　对于欧洲来说，亚洲，包括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发展不是问题，但是确实带来了挑战，我们在欧洲内部必须要充分的理解，同时对于欧洲来说我们不仅仅要应对亚洲的崛起使我们的一些产业收到了损失，同时我们也在受害于美国的双赤字，以及在不断上升的能源价格。所以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应该把自己的家庭作业做好，但是仅仅做到这点是不够的，但是自己的工作是肯定要做的。特里歇来到我们委员会的时候经常会说，美国人必须要提高储蓄率、欧洲人必须要提高投资率，崔西也说亚洲应该增加内需，但是仅仅做到这点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一些有益的工作会成为有害的工作，我并不认为对于美国有利的就对全世界都有利。

　　所以我们做好各自工作的时候，我们这种诊断的方案、我们的工作日程、我们的工作方式都要有充分的交流和协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和Erik NIELSEN先生一样的乐观，但是我们都需要讨论，可能他说的对、也可能他说的不对，如果他说的不对的话我坚信我们应该合作共事，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不均衡的状况。Yung Chul PARK也说到这样的状况是不精细的，如果看一下美国的形式、美国的利益冲突，以及美国的美元体系，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欧洲代表之间才有必要共同的探讨。

　　我不想讲的太冗长，但是我还有最后两点要讲一下。

　　第一，可能市场自己会去调整。我们宏观经济的形式总体的发展会让问题迎刃而解，但是就算能够做到一点在全球的层面上我们也必须有一些信号、有一些警报，及时的去拉响一些警钟。

　　比如以两年前的七国集团会议为例，我们看一下他们这个会议结论当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国家层面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从两年前的七国集团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今天，对我们各自做好本区域的工作来说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挑战。我们有工具，我们已经改革了，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日程，但是很多人还不太了解，所以最终我们说白了就是结构性的改革，这样大家才容易理解、才容易买账。

　　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要增加能力来协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在之间进行协调，在欧盟内部也要自己协调。因为我们在欧元区的成员国应该未雨绸缪，来为调整作出相应的准备。

　　同时我们还要确保我们ECD的主席，也就是央行的主席和欧盟的主席他们的关系应该是好的，因为在有这个调整的时候他们必须是在同一条船上，使同一个劲，以便能够对这个情况作出应对，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对于欧洲来讲。正如主席昨天说的那样，也是这个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可以是区域合作的一个典范，在主权国之间的合作典范。那么也是公平竞争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

　　我还想说一句，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全球国际收支平衡的调整和失衡以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不怎么说我们应该本着诚信，在各个成员国之间、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我们必须一起来讨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因为最终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公民在做工作。

　　Mario MONTI：谢谢Pervenche MIZOGUCHI女士，我也在想7月14日我们有这么好的欧盟董事主席在跟我们一起讨论全球失衡的问题，这也是非常好的姿态，非常非常感谢你光临这个会议。

　　请下面一位发言人。

　　Lorenzo BINI SMAGHI：我先要感谢组委会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对话机会，而且我想我们以后的对话也是富有成果的，正如对于欧元区来讲亚洲是他们重要的一个贸易合作伙伴，重要性在于美国，你可以看一下以往我们看一下欧元有效的汇率，亚洲的货币总的加权分量比美元重得多。所以我们这个地区跟欧洲的对话，不光在官方的层面上，应该在其他的层面对话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可以更好的理解彼此，理解彼此的经济情况，同时我们可以很好的学习彼此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研讨会上互相学习。

　　我们还来做几点分析，这个分析是涉及到我们这两天的讨论。首先一点就是，正如其他人说了，外部的收支平衡，还有经济政策首先收支的失衡也反映了总体的经济情况，反映了可持续性，也反映了内部失衡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个政策注意。

　　另外有些国家，如果有太多的经常项目的赤字，这个也是信号，就说明他的国内储蓄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就不可持续，这是从内部平衡的角度来讲是不可持续的，希望这些国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可能是通过一些适当的政策方法，而不是通过市场的毁灭性的东西。

　　再有一个，对称性的问题，也就是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和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这个也是一个内部失衡的迹象，以后也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稍后我会提到。

　　第二个分析点就是，在全球的经济中缺乏外部的失衡，外部没有失衡并不是说内部就没有失衡。实际上欧洲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实际上欧洲没有外部的不平衡，但是在全球的范围内却是不平衡的，我们有不平衡，事实上说低增长以及高的就业率，这是欧洲的情况，主要就是由于全球化的过程所带来的。欧洲不能够与全球的经济竞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所以说内部的失衡也是外部失衡的一部分。

　　我主要想谈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彼此能学什么呢？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学习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战后新兴的欧洲他们的情况，比如50年代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可能有一些协同性，跟现在亚洲的国家有一些相同之处，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经验教训。当然这里也有差异，就是说我们在学习或者是得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谨慎一些，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有必要的，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国家的情况。在6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也是出口为导向的增长，而且是和美元盯住的，同时金融产业也不太发达。在这样的情况下欧洲的这些国家他们经历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但是有失衡，失衡的情况也很急剧。

　　德国在60年代的后半期，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巨额顺差，有很多很多的外汇储备。另外有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对于你们来说是相似的，在宏观经济的政策也是在管理方面有很多的限制，特别是固定的汇率政策。

　　事实上在60年代的下半期，在德国有很多的讨论，涉及到主要的宏观经济问题。问题就是说美国的金融货币政策，对于德国的汇率政策有没有更大的影响性。还有，德国也有自己的货币政策，是由德国的金融机构来定的，他们是按照对德国有好处的这个方法来定的，而不是说什么对美国有好处。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文献，以及当时的分析优劣，然后看一下德国的央行他们制定了德国的货币政策，而不是考虑到美国的情况。德国的经济就有了不同的发展，跟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货币政策对美国有好处，但是不见得对德国有好处，所以说德国的马克就贬值了，也影响到了价格的稳定，这样使得他们有增长。

　　另外也有一些人害怕，说德国马克的升值将会导致竞争性的丧失，减少出口，同时也会减缓他们的经济增长。固定汇率的系统，也就是说德国的马克和美国的规定汇率系统，以前都被认为是德国奇迹的一个发展，我想这些情况跟我们今天的某些情况是相似的，最后这种失衡是越来越大了，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德国的央行他们让德国政府不跟美元盯住了，自身就解体了，欧洲的国家最终有自己的货币政策了。

　　他们这个政策是怎么做的呢？这是特别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把它的简化，给它分成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德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主要是要有价格的稳定，这是一个目的。主要刺激增长的责任应该由政府来做，比如说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改进市场，也通过社会伙伴他们应该有这个负责任的行为，也应该确保这个价格的稳定。作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呢，低通货膨胀，但是汇率上升了。这个问题就在于，这种汇率的升值，也就是说在布雷顿森的体系解体以后，事实上德国已经变成了最大的出口国，货币政策也是非常强的。

　　另外一些国家认为他们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处于增长的，应该是低利息率，应该把货币贬值，以便增加出口竞争性。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国家是不是有了更高的出口、更高的经济发展，以及更高的收入呢？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如果追求贬值的货币政策呢，他们根本没有太高的增长，相反通货膨胀率相当高，这是60年代的情况，也是80年代的情况，这些结论使得欧洲有一种会同的现象，就是说他们应该有相关的原则，首先欧洲需要自己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欧元区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他们自己来定。这些政策不应该是附属于其他的政策，特别是在汇率方面。所以说它的汇率不是主要的一个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

　　第二个原则，他们货币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价格的稳定性。这样的话才能够促进增长。还有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老龄化人口的需求，还要看到商业周期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促进增长的工具应该是经济的改革，改进市场的功能，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这些指导性的原则是非常好的，现在也有价值，也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欧洲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一个主要的基础。这些原则实施起来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知道改革是艰难的，特别是从政治角度来讲，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别无他选，如果我们想促进可持续的平等的增长我们必须这样做。

　　有的时候欧洲也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错误，也就是说实施改革的时候会有困难，他给货币政策带来了压力，他主要的目的要对于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负责。实际上是应该由改革来做的，现在有的时候人们也愿意让货币政策成为欧洲的经济增长的替罪羊，这是欧洲的经验，我们是付出的艰苦的代价得到了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应该分享一下彼此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自己问一问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亚洲的情况，包括中国。

　　我自己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两天讨论的问题是不是跟亚洲的情况也相关，我们来试图看一下这些问题，看看现实。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由中国来自己定，是由中国的央行来定，而不是美国定。因为现在中国的汇率是跟美元连着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针对价格的稳定性，而不是促进增长、发展和出口。

　　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增长的任务是不是应该结构改革的任务，应该改革、改进市场的功能，欧洲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一个是，我们应该改进中国外部的不平衡，因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是顺差，这是不是反映出了国内更深层的不平衡的问题。因为现在没有其其他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该是针对价格稳定的。最后一个，就是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不是也应该创造社会安全网，确保人们的平衡。

　　非常抱歉我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我们问自己的问题。当时我们增长特别块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失衡，我们就问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不想给出答案，我只是想问出来，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欧洲所经历的这些好的和坏的经验，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以便我们对这些问题找到一些答案，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些着眼于未来的政策的调整。

　　Kiyoto IDO：非常感谢这位发言人，下面我先向中国的同事和组委会表示感谢。我今天会谈几个议题，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东亚金融合作的一些最新的进展。

　　首先谈一下全球失衡，特别是美国的经常项目的赤字，对全球不会带来迫于眉睫的威胁，但是这样的失衡如果加剧的话会对经济长远的发展产生影响。所以为了纠正这样的失衡，我认为这些实体的经济应该作为问题解决方案的主要来源，而且这样的调整应该尽可能的平顺。这样的调整过程往往会花很长的时间，需要在劳动力和资本项设备方面做调整。但是我也是坚信各国之间协调一致的政策行动，有可能在实体经济当中带来平顺的调整，这样有一些国家在美国需要去控制他们的财政政策，在欧洲和日本需要进行进不的改革，这样才能够通过渐进式的调整来纠正全球的失衡。

　　在4月份的七国集团的宣言当中，不仅仅是七国集团，其他的集团也都表示要采取措施去纠正这些失衡，特别是新兴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像亚洲这样的新兴市场来说应该更有效的投资，应该促进内部市场的消费，应该让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特别是中国应该转换其增长模式，应当从这种过度投资、过度生产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转变为内需驱动型的增长，就像消费驱动。

　　这样我们需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以及建设社会安全网，像医疗保险盒养老金，并且通过进一步市场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对于石油输出国来说，他们应该把更多的石油输出收入投入到原油开采的设施当中，这样也能够进一步的减少过分的顺差或者是赢余。

　　亚洲经济体的汇率灵活性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但是如果过多的强调汇率或者只有汇率发挥作用的话，会导致市场投机的加剧，从而扰乱市场危机的加剧。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过度的忽视汇率对基本面的关注，现在每个国家应该实施政策来加强经济的基本面。这种基本面的加强对于平顺的有序的解决全球失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来谈一谈日本的政策措施，在日本方面我们已经实施了改革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带来了初期的红利。现在日本经济的增长已经不需要过多的实行财政政策的刺激了，在2005年的时候增长率高达3.4%，其中主要是由国内私有部门的增长驱动的，也就是说日本经济的增长已经由私有部门驱动了。日本的结构改革使得就业生产和产能方面日本的企业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革和优化，优化了日本家庭的就业和收入结构，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快日本的结构性改革，包括财政的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是由国内的私有部门的增长驱动的。这样的措施也和其他国家的政策能够协调在一起，能够共同的长期的为全球失衡的调整去作出贡献。

　　我们也数次谈到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四国集团或者是类似的国际机制，我想解决全球失衡在全球论坛比如20国国际会议以及东盟10+3当中已经有了努力。在几次会议当中我们也谈到了要建立多边监控体制，在区域金融合作当中主要是通过东盟+中日韩，也就是10+3这样一个财长协调的会议当中，这样的合作能够进一步的稳定本地的市场、进一步的促进投资，并且让经济活动以更有效的方式发挥作用，这样有助于纠正全球失衡。

　　东亚金融合作的一个倡议，就是建立起东亚证券市场，来有效的实现本地区的资金流。东亚债券市场主要是实现债券发行的多样化、分散化，并且进一步加强向平级机构这样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亚洲债券市场由于成员国不断的投入，在不断的扩大，本地货币的债券市场现在已经扩大了1.6万亿美元，这是从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取得的进展。

　　本地货币债券的流动性、透明性和信用度进一步增强，对于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创建更多的更广泛的本地债券产品，并且进一步的实现投资者的多样化，进一步的加强基础设施，这样能够进一步的加强东亚债券市场的发展。

　　地区金融合作在东亚的另外一点就是一个倡议。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双边出现货币或者出现金融危机情况下的本地合作的一个合作，将有助于实施有效的措施来防范经济可能的下滑会带来的风险，将会倒向一个由这个倡议为基础的这个地区金融合作的框架。

　　除了这两大支柱之外，我也会谈一谈东亚货币合作。5月份我们也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东盟10+3的会议也达成了一致，东盟10+3有一个专门的小组研究能不能建立地区货币组织机构，从2003年以来这个机构在不断的探索这样一个东盟10+3货币合作长远的路径，也有大量的研究机构参与。在此我想很高兴的指出，在东盟10+3的联合公报当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货币合作并不是说要在东亚地区近期当中就找到一种共同的地区货币，我们的这种地区货币单位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会计单位、结算单位，而不是作为像地区货币，长远的角度我们可能会考虑亚洲货币单位，我们也要了解有关方面的机会和挑战。这样就有助于在东盟10+3的货币当局实现进一步的协调。

　　不仅仅从各国的层面来说，而且从地区合作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像倡议或者是亚洲债券市场或者是共同货币单位这样一系列的讨论，能够从长远的角度进一步的缓解国际失衡的状况。

　　Mario MONTI：谢谢，请金教授发言。

　　In Jun KIM：昨天的讨论非常活跃，今天也是听的很高兴，我想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全球失衡的原因很复杂的。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以及经济基本面是共同的造成了全球失衡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我们说全球失衡的本质在于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面出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一些短期的调整，比如说汇率改革、货币政策的改革会发挥非常有效的作用。从韩国的经验来讲尤其如此。

　　众所周知，韩国在97年和98年也是经历了经济危机，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韩国决定竭尽全力构建我们的外汇储备体系，现在已经达到了2千亿美元，占到了我们GDP的20%。我们把外汇储备构建好以后我们认为有必要实现内外国际收支平衡，我想赢余国或者是顺差国应该积极的采取措施，来减少经常项目的赢余。与此同时美国应当负起责任来，通过对于美元贬值以及相应的货币政策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此同时东亚国家应该承担起其各自的责任，来减缓国际失衡，来避免对于世界经济潜在的冲击。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我是建议东亚各国要采取改革措施，通过结构改革像汇率政策这些方面的政策。

　　我想汇率政策和结构改革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如果能做到这两点的玖我们就可以有效的缓解全球失衡，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Mario MONTI：下面请主持人发言。

　　Zembei MIZOGUCHI：主席先生我有两点要讲，第一点是关于中国渐进式的汇率改革，我想就此谈一谈日本的经验。

　　七国集团他们的一个共识就是汇率必须能够准确的反映经济的基本面，我完全赞同这一共识，而日本正是身体力行了这一共识。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汇率从最终的角度来说，应当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齐头并进，虽然我们有时会发现一些过之犹不及的情况，以及会发现外汇市场紊乱的流动。

　　在1971年的时候日元是第一次进行了大幅度的升值，这是二战以来，当时日本的生产力大概比美国的生产力要低150%。日本的起飞是通过迎头赶上发达国家，比如像美国来实现的。具体的方式就是深化资本市场，引入高科技。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日本的生产力迅速的得到了改进，上升，日本的日元升值实际上是反映了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也就是越来越高的生产力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日本的相对生产力现在和美国相比几乎是1：1的关系了，日本的生产力和美国的生产力是大致相当，所以日本追赶世界经济的过程已经结束了，日本经济已经成了成熟的经济体。这样在三大货币之间的汇率主要是由一些周期性的因素来影响的，周期性的因素就包括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就是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增长率的差额，消费价格指数通胀，以及利率之间的利差。

　　所以在日本和另外两大经济体当中的这样一个多元的平衡体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互动的关系。我想中国现在也进入了一个相似的进程，就是正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货币必须要和中国的生产力的提升相一致。中国的生产力现在在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的资本项目的投资水平已经非常之高，当日元当时第一次升值的时候是升值了17%。

　　为什么升值的幅度如此之大呢？大家知道在1971年之前日元和美元是采取固定汇率制的，日元和美元是1：360，固定汇率制。虽然日本的生产力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断的提高，但是日元的汇率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一直是多年保持了固定汇率的水平。这是为什么日元的第一轮升值幅度高达17%。

　　我认为中国的渐进的改变汇率这样的一个政策可能是一个良好的政策，从目前来讲，但如果这样的政策长期持续执行下去的话，将来有可能会不得不面对一些更加剧烈的状况。

　　第二个看法，欧洲在全球失衡调整当中发挥什么作用。昨天欧洲的同事们谈到了他们的一些担忧，也就是欧洲可能会在对于全球失衡调整的过程当中受到重大的影响，尽管欧洲的经常项目是保持了平衡。

　　昨天我就说了，全球失衡既和经常项目有关，也和资本项目有关。所以说欧元作为世界第二大的国际储备货币，可能需要由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其升值，而不是通过人工政策上的设定来决定其币值。当美元的币值受到动摇的时候，也许美元的币值随着以美元计值的资产被不断的转换为以美元之外的币值计值的资产，美元的币值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样来看欧洲积极的参与到全球失衡的调整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欧洲的高增长，比如说通过结构性的调整将会是有用的，能够有一个顺利的全球失衡的调整。

　　Mario MONTI：非常感谢Zembei MIZOGUCHI先生，下面请Klaus REGLING发言。

　　Klaus REGLING：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也觉得一天半的会议非常好，我们亚洲和欧洲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也需要世界经济能够运作正常。实际上这个调整失衡的问题将是一个方面，我们很清楚有共同的利益，我们也需要逐渐的做出失衡的方案。

　　我也说过了如果不按顺序的进行调整会有风险的，如果有的话将会对于所有的全球经济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我认为外部失衡反映出了内部失衡，有的时候我们在会议上可能更多的关注汇率的问题，经常项目下的不平衡，实际上也可能反映出投资、储蓄的不平衡，如果这个不平衡我们需要进行调整，比如调整奖励机制等等，汇率在这个机制中可能会起一个互补的作用，因为可以强调很多东西。

　　今天早上有一位发言人也说了，汇率的变化不可替代，跟结构性的调整是不可替代的。我认为结构性的调整是最好的方法，能够避免没有次序的调整，同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同时两者都进行，在世界不同的国家采取这个政策。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国家的政策建议，不光是中国、不光是美国，我们也看到了其他顺差国家的情况，我们基本上同意在美国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基本上也理解这一点。我们觉得中国应该做一些什么，作为一个新兴的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顺差，但是中国没有储蓄率低的问题，也没有投资进一步加强的问题。在其他亚洲国家他们金融市场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还可以有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更好的贸易环境，这样能够使得很多国家的汇率变化能够进一步的调整。石油输出国的国家我们也提到了他们有自己的政策建议，带这儿我就不重复了。

　　除了这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桥梁，因为这位女士提到了非洲，也就是说石油的输出国使他们自己的体制得以加强，我想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这也是很多政策建议的一部分。最后，日本、欧洲，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更多的结构性正、灵活性的经济，再有有些地方生产力比较低。我也看到了在有些领域中有很多进展，虽然政治上是艰难的，但是仍然是有进展的，这也是国际合作的一个结果，是对话的结果。国际合作在这方面还是有用的，同时我也认为我们这些政策的建议是按照国别来讨论的，这个是对这个国家有用的，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提一点儿。

　　同时政策的转移也不能够光着眼于消除国际的收支平衡，这个政治家是不买帐的，应该着眼于国内的情况，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对国家有用的。如果这些国家采取这些政策的话，当然对世界经济也有好处。同时我也说了，我们不能担保一切都会非常的顺利。

　　欧洲怎么样呢？欧洲治理的结构会有没有调整呢？昨天一直没有怀疑，昨天主席先生给了我一些压力，我认为欧洲要做好准备，我们知道欧洲也比较复杂，但是欧洲也有很多风险管理的，特别是汇率方面的经验。自从25年前的布雷顿森体系解体之后我们有很多安排涉及到汇率、货币风险的问题，以便能够确保这个货币不会影响到欧洲的情况。

　　我们70年代欧洲货币系统建立起来了，还有一些相关的安排，虽然说这个过程不是非常的平顺，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危机，但是我们边学边做，但是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了欧元。而且这个可能使欧元稍微有一些独立，这样也可以避免货币的危机传到欧洲去，当然这里头也涉及到机制的问题。我们有了这些经验以后再有危机的时候就会好一些，应该尽量减少欧元区的脆弱性，使得有欧元以后跟没有欧元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了欧元区以后各国的经济更紧密了，当然这里也有非对称性的效应，有些国家更开放，那些小的国家可能对汇率的变化有更多的影响。

　　我们再看一下小的国家可能是更易受伤害，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财政状况，这些小的国家在欧元区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平衡是更好的，他们甚至有一些顺差。所以他们可以很好的作出反应，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必要性。

　　另外，可能这些情况并不像您想得那么坏，我们要使得有财政方面的赤字，同时如果情况恶化的话、如果有经济衰退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升3%的上限，所以我们从财政方面来讲会做好准备的。

　　最后外部的一些情况，一切都在变化，我们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要决定事务的时候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而是很多国家坐来来谈，所以我们要进行货币的磋商。我们本周也会到北京、东京、里约热内卢等等进一步磋商，也要到法兰克福进行谈判，所以我们会和很多同事在一起工作，我觉得这个会议也给我做的一些充分的准备。非常感谢！

　　Mario MONTI：余永定先生是最后一位发言，我是特意这么安排的。

　　余永定：感谢主席！

　　在前一段发言中Zembei MIZOGUCHI先生做了很好的总结，同时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框架，我希望在过去两天的讨论基础上我们今后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我相信会议参加者在这次研讨会上所提出的建议将得到中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

　　在过去两天中大家都谈到了结构改革问题，全球不平衡是一个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和定义是不能通过一两项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加以解决的，我们应该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

　　中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国的投资率高达48.6%，而且还在上升，中国的贸易对GDP的比超过了70%，而且还在上升。中国是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但中国每年在吸收400到500亿美元的外资。中国的贸易产业和非贸易产业比例失衡，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比例失衡。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出口加工贸易的比重大大超过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顺差大大超过一般贸易顺差，中国的经济系数据许多研究证明超过了0.46，中国城镇人口收入三倍于农村人口的收入，中国的发展正在受到环境、能源的严重制约，目前在中国的人口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高达60%。

　　在看到问题的同时我想强调，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在过去26年中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的财政状况是相当健康的，中国的债务对GDP的比不超过20%，而且还在下降。中国当前的良好形式意味着中国有能力解决他目前所面对的结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我相信在未来的至少十年中中国将能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

　　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政策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汇率只是中国必须关注的许多变量中的一个变量。我个人对汇率问题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我不想在这里重复。但我希望媒体注意到，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是明确的和连续的。

　　昨天研讨会上许多中国学者谈到了升值问题，但是学者的看法仅仅是学者的看法，这些看法并不能反映更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看法。媒体可能会感到失望，但我必须强调，关于中国汇率问题参会的中国学者没有也不可能传达任何新的官方信心。

　　我注意到，这次研讨会已经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报道，昨天我已经从国外接到电话来询问关于我们研讨会的事情。我发现，媒体的报道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我对参与报道的媒体诸君表示衷心感谢。

　　利用这次机会我想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研究生，对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谢谢他们对会议召开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最后，我也祝参会的外国学者一路顺风。

　　谢谢大家！

　　Mario MONTI：非常感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看看会场上有没有人有问题。

　　听众：我在你走之前问一个问题吧，我理解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标准，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货币政策是一个工具能够进行周期性的调整，事实上它比财政政策可能会更有效，对吗？

　　Lorenzo BINI SMAGHI：如果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价格的稳定，而且能够成功的使价格稳定的话，那么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反周期性的工具，我们知道原因，当然我也可以详细的谈。就是说如果我们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周期性的目标，也就是说一旦周期性的东西出现的话，市场的参与，这时候价格的稳定可能就忘了，通货膨胀就会出现，所以利息率就会上升，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刺激经济了，因为利率上升了。

　　如果你看一下价格的稳定，你认为这个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而且你能做好的话，那么长期的利率就是下降的，而且一旦经济减缓了你可以调整货币的条件，利率也可以下降，这样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认为你刚刚所提到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你的目标必须主要是针对通货膨胀的，我想以前我们有这样的体验。在过去欧洲这两年利率都是比较低的，因为市场的参与认为一旦通货膨胀上升的话，短期的利率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听众：有很多真正的利率和汇率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欧盟国家也是一样的，你怎么在欧盟的央行采取一些货币的政策？因为你实际的利率在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汇率也是不一样的，汇率的实际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做呢？

　　Lorenzo BINI SMAGHI：当然了在任何国家我们可以看一下欧元区的数据，跟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总量来看，我不会过多的来强调实际利率的差异，特别是如果你从长期的利率来看，这个对于经济是有影响的，对经济的政策也是有影响的。我们把通货膨胀看一下，看一下投资，很多国家对于通货膨胀的期望值大概都是2%左右，很多国家在短期角度来说这个数值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西班牙，甚至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利率并不是那么值得我们去担忧的，但是在欧洲内部的竞争力是有一些转移，有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其他一些国家上升更快，这样长期发展下去就会带来一些的调整。这样的调整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也已经开始了，货币政策既不该解决，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重要的一点是各国的企业家以及社会伙伴，我们都应该认识到一旦工资的增长率超过资金的增长率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这也是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的。

　　听众：在今天和昨天的讨论当中我们对日本的货币政策做了很多的讨论，现在日本央行可能会再加息25个基点，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做。日本的通胀率，就是消费价格指数只有0.5的通胀率，如果我们把能源价格上涨的因素去掉的话，日本的通胀率几乎就是零，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是远远超过了通胀率。而且日元的汇率现在达到了20年来了低点，日本可能还能够再吸纳10%到20%的升值，但是回旋余地不是很大，如果日本银行决定往上加25个基点的话，实际上往下再调把汇率重新降为0的回旋余地也就是只有25个基点。所以从国际调整当中来说，总日本的汇率回旋余地看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回旋余地了，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听众：您对于欧洲央行目前的货币政策做何个评论，您是不是有一个乐观的观点认为欧洲的利率能够进一步的加快，因为经济发展的势头已经非常强了，欧洲能够进一步加息。

　　In Jun KIM：名义增长率是4.5%，利率是3%，我认为这样的利率水平在阻碍欧洲经济的发展，我不这样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是2.5%到3%，利率是0，通货膨胀率0.5%，这也不是一个收紧的货币政策，欧洲也是一样。

　　我来谈一谈货币政策，刚才也说到了欧洲地区的名义增长率是4%，信贷增长率是11%，实际上已经是名义增长率的3倍了，早些时候我们也强调了在亚洲地区亚洲债券市场、亚洲货币单位不妨谈一谈我们的经历，广泛的讲一讲只要能够带来更多的区域合作的都是有用的，与此同时每个倡议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要看具体的情况，比如欧洲当时创建了欧洲货币单位，而且欧洲货币单位债券也发行了，但是当时不是很成功，但如果这样的一个定义有助于保持一些投资投在亚洲地区而不是先投在纽约，再以其他的方式投到亚洲的话，这样是很好的，我不能说是成功不成功。

　　听众：从欧洲的角度来说您认为世界经济需要几种关键的货币？一种、两种还是三种？现在我们有三大关键货币，美日欧，您认为对于世界经济的福利和稳定性来说，是不是要让日元变得更加重要，或者是让日元的重要性降低，怎么看？

　　Kiyoto IDO：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因为日本当局对日元进行了国际化的改造，经历了过去数十年，但现在日元的国际化好象还没有那么得成功。

　　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关键货币的一个属性之一是要有稳定的保值功能，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日元的投资性还没有这么强，日本已经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扩大金融产品的多样性，通过金融行业的自由化。

　　我想讲的另外一点就是，是不是作为贸易获益用什么样的货币来做，现在日本贸易的一半是以美元或欧元计值的。同时，将来我们会进一步的努力，但是在目前我们是希望进一步的加强亚洲货币发挥的作用，特别是是在亚洲的一揽子货币。

　　听众：我想问余永定先生一个问题，我是代表局外人，但是我们在考虑全球失衡的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到美国降低财政赤字，美元的实际汇率应该要贬值。另外一方面，东亚，特别是中国，要增强内需，也要提高实际汇率。在参加这次会议之前我已经了解到了中国扩大内需有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在中国还有很多的理由要进行充分的储蓄，但是在这的两天的讨论当中一个新的想法又看到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人民币汇率快速上升的话也会带来挑战、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们从农产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产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投入了国际贸易的交易，而且希望通过贸易谈判能够更多的投入到国际交易，在中国城市制造业生产力的增长是非常之快，而现在农村的生产力还每年得到充分的提高，而且已经开始面临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是不是意味着在中国是一个新的压力的来源？而且在中国的渐进式调整当中应该先留出足够的时间或者是机会让农村的生产力能够提高上来，让城市这种生产力也能够部分的转移到农村，这样让农村地区也能够做好准备，来应对外部压力的冲击，我对中国工作的轻重缓急做的一个界定对不对呢？

　　余永定：我完全同意指出您的看法，您指出的确实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但目前不是最大、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中方主要关注的是出口行业，比如说说我们纺织业的就业机会有1900万人，您现在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政府很多官员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发展了。

　　听众：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全球失衡方面我的一些看法。我的工作是做金融市场发展的，如果我们把美中之间的情况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发现美国的金融市场是非常高效的，美国是靠着它的金融市场，美国可以有效的吸纳各国存款，有赖于他们的金融市场，美国就可以去应对他们的这种双赤字的情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我们有双顺差或者是双赢余，但是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的金融体系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导的，而在中国我们缺乏资本市场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比如说公司债券市场和其他类型的金融市场都是匮乏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实体经济受害于双重赢余的话，那么过度的流动性就不得不继续的维持在一个银行体系当中，这是我们所面临着的问题。

　　虽然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缺乏相应的金融市场，所以我们过分供应的流动性很难在我们的银行体系当中去收回，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要想来中国的这种失衡状况的话，我们应当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一个多层次的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券市场。如果中国能够良好的发展其金融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券市场的话，我们就可以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当中来发行人民币债券，来吸纳中国过高的储蓄，同时把吸纳的存款投资到更加高效的领域。

　　听众：今天的讨论当中我们可能忽视了点，那就是美国目前可能已经处在了一个岌岌可危的境地，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货币汇率调整的话，以及能源价格的居高不下，以及地产价格的下降，再加上美国财政赤字的恶化，会使得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这样对远东会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风险，也就是说我们考察全球失衡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风险，应该强调汇率的变动，以及这种渐进主义是不是长期的角度是有效的，会不会让我们忽略我刚刚讲到的风险，不知道各位访谈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不是不是应该把这样的纬度也加入进来？

　　Mario MONTI：我们能不能请余永定教授开始由各位访谈嘉宾做个回应。

　　余永定：我想如果您讲的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在调整失衡的过程当中这是有助于调整失衡的，但是会以一种非常剧烈的无序紊乱的方式出现，如果人们自满自足而不愿意去采取积极的措施的话，这样的一种剧烈的调整将会被强加到人们的身上，这将是不理想的，所以我们应该采取一些主动的措施来调整全球的失衡，而不是最终被迫来进行调整，就像您所说的那样。

　　Zembei MIZOGUCHI：谈到美国的经济状况，美国货币当局已经多次加息来扼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在这儿对于美国的通胀风险来说有两个因素。

　　首先，是资源的充分利用，在美国有经济过热的风险。

　　第二，油价和商品价格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来自外部的压力。

　　所以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对美国来说有必要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美国经济增幅的有所放缓实际上是有益的，有利于控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有利于调整这样的失衡。而且如果美国经济的增幅适当减缓的话，也会带来世界经济增幅适当的放缓，这样的话不会是太有害的，应该是有必要的，使得我们有一个更平衡的经济发展。这是我的观点。

　　Klaus REGLING：我想美国的衰退可能也会威胁到世界经济，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讨论，逐步的来减少经济的失衡，我也说了韩元升值还有货币方面的政策，今年韩国会减少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减少的幅度达到2%的GDP。

　　Kiyoto IDO：我说两点，对于美国的风险正如我刚才说的，这个可能没有近期的风险，因为正如我们刚刚说的那样，流入到美国的资本还是非常高的，当然美国仍然有3%的增长率，这种双顺差、双逆差的问题我们讨论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些机构可以向市场传递适当的信息，使得人们获取信心，知道我们能够管理好经济。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市场的问题。

　　我再说一点，我们正在实施所谓亚洲债券市场的活动，一个就是要发展当地的市场，发展东亚地区的债券市场，我们和中国也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希望其他的国际债券市场来到北京的债券市场上，比如说美国、日本相关的银行，还有一些其他的国际机构也在北京的债券市场上发行他们的债券，我们欢迎北京债券市场的发展。

　　Pervenche MIZOGUCHI：在欧洲有些人说最好的情况是0增长率，我不支持这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一定的增长来确保一切都正常。所以任何的美国经济的下滑，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法了，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几个月前，在圣路易斯，在美国有一个前国务卿参加了我们的会，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也参加了我们的会，大部分美国人都说这个情况是可持续的，所以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我认为对于外部的人来说我们确保应该有很好的信号、有很好的压力，对于我来说可能我到这个会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大问号，我回去的时候还得带着一个大问号走，就是说我们怎么组织我们这个基准，有相关的压力确保我们最终不是每个地区都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措施。如果有保护主义我想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不好，对于欧洲、对于你们这样的国家也不利。

　　我仍然还有半个问号，我也知道现在IMF有一些想法，这可能是好的消息，但是这够不够呢？会不会由更多的区域性合作能解决呢，我觉得这是我剩下的那半个问号，我得带回去。

　　Mario MONTI：非常感谢！现在我们这一场的会议就到结束了，我想我们讨论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而且是很愉快的。当然了我会说几句总结性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前瞻一下。

　　我们今天上午讨论到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这个研讨会没有美国人参加这是一个遗憾，我同意，即使这是一个具体的讨论，当然如果我们从美国邀请一些人发表他们的观点，应该是不错的，这样我们的视点会更加全面一点，以后可能会这样，当然取决于我们讨论的议题，我们会考虑这一点，至少我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保持这种亚洲、欧洲论坛的特色，不要让它变成那种三边的论坛，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合作项目是非常好的，我们首次体验是觉得非常好的。我们回去会更多的考虑，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我们想在做感谢Yung Chul Park教授，以及他的杰作，感谢余永定，感谢Alan AHEARNE，感谢他们的努力工作，他们的努力使得我们这些工作能够顺利的举行。当然还要感谢翻译，非常非常的感谢！

　　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国际研讨会实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