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14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主办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研讨会在京召开，搜狐财经独家网络协办。以下是国际研讨会现场实录内容。（第三部分 亚洲的观点）

第三部分 亚洲的观点

　　Caio KOCH—WESER：大家下午好！我的好朋友李若谷上午时间控制的非常好，没有给大家更多的机会，我想我们在午餐会这节之后首先应该给Jon CUNLIFFE。

　　Jon CUNLIFFE：非常感谢，我很抱歉在我该来的这节会上没有到会，我去到了日本，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看他们恢复的如何，实际上酒店全满了、机场也全满了，由于暴风雨的影响，我说几个关于早晨的话题，也许大家很关注政策方面的观点，首先是否有一个正当的国际失衡。

　　因为我看到了余永定先生的论文，我想说的就是，两年前就有人问我失衡的问题，我也接到了IMF的问题，他们调整了赤字，可以看美国的失衡已经达到了6%，而你说的是5%左右。我想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对失衡的理解使得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变得更深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预测是非常危险的。当然美国的经常项目的赤字不能够保持增长下去，会在一个高水平上稳定。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考虑风险，一般考虑薄弱性、它的规模，还有什么会触动这个风险，还有我们进行调整。

　　当我们看到经常项目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巨大的风险实际上是使我们有必要来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有一些政策对自己是有益，而对于其他国家没有好处，我们要做的就是向这些政策制定者解释，为什么这个政策短期内看起来是好事，比如从自己的后院角度来说是好事，但是从长期来说就会使其他的国家每况愈下，而自己的状况也会愈渐走弱，所以必须让其他人也要玩同样的游戏，我们应该把这些邻居们很好的捆绑在一起，这样的政策才能够是可行的。

　　现在美元贬值，如果亚洲的货币也随之跟着贬值的话，那么这些负担最后就会转嫁到欧洲身上，我认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对欧洲也不是很好，我们要让这个负担来公平的负担。谁来承担这个负担？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政策直盯着影响考虑的问题，他们不能只说别人做的事情不对，这是很危险的。

　　欧洲我想说两点，就欧洲而言，我们实际上是在亚洲和美国这个区间里来考虑，欧洲是节户期间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像亚洲一样，我们还有一个是超国家的欧洲的一个水平，有的时候欧洲水平的经济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困惑。比如说是讲到欧盟还有欧元区，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困惑的，我们看到有不同水平的政策，有的是适用产品市场的结构性的政策，这是欧洲水平上的。还有就是，劳动力市场，这是欧洲的美国国内的层面上的政策。还有财政政策，这是在欧洲范畴之内的美国国家层面上的一些政策，当然不同的经济体对于风险，还有平衡，以及不平衡的都有不同的了解和接触。当然不同的经济体都有应对不同的冲击，我并不想对此进行赘述，对于英镑来说如果对欧元和美元提值的话，我们英镑也会收到一定的冲击。所有的这些差别都是捆绑在一个架构之上的，我们希望是让欧洲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有利，因为不同的国家实际上有不同形式的方法，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程度的灵活性，而且处理每个问题的权利在国内层面或者是超国内的这个层面上有所分布，所以我们必须要协调这些权利，而且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目标、有不同的驱动力，这对于我们的稳定和成长协议的实施来说也是面临着一些挑战，有一些国家可能更积极、主动的来执行政策，而有些国家不是。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叫做代表性。当欧洲要与美国或者和亚洲进行对话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谁出现了，谁能持续不断的来讲，我们看到论文当中提到了IMF，还有欧元，如果你想到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在某种层面上的结构改革是有的，如果是劳动力市场就是财政性的结构性改革，我们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很多国家是多样性的，他们有制度方面的多样性，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这使我们的力量能够加强，同时也能够增加我们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我们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应对这些危险。

　　这里有一个很清晰，就是欧洲人在自己的后院应该做什么工作，我想这个论文当中也阐述了这个内容，最关键的就是改善弹性，如果不能改善经常项目的弹性至少让调控的过程不那么痛苦，这里双赢的局面就是提供一个弹性，可以让欧洲能够处在一个更好的，能够应对长期挑战的位置上。

　　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和爱尔兰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一些西班牙国内的制造者他也在面临着像国外制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压力，也就是说我们让资源向着非贸易行业方面来调整，我们是一个双赢的政策，当然结构性的政策会花很长的时间，而我们会留一些时间，我们会留取一定的时间来发展，我们这个论文就是要有一些财政政策的调控，当然最终债务如果停止的话，你可以确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另外，货币政策也可以使用，而欧洲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测试或者挑战，这方面的一个重点就是增加灵活度。

　　最后一点，如果其他国家采取了对自己后院有利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可能会使临国遭受到一些影响，这个论文当中我们也提到，我认为总的来说这个世界还是向前发展的，当然我是以英国为例来说。

　　对于当行如果他们站在另外的方向发展的话，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会看到如果这个负担是不公正的分担的话，你就会看到人们就不再支持全球化。现在全球化是一个趋势，我们如果调整了这个不平衡，如果有一个地区过多的吸收另一个地区的不好的地方，这会出现最终的一些风险。如果我们能够进入一个自由流动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会议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些政策制定者了解我们在自由流动的市场当中的一些想法。

　　Caio KOCH—WESER：谢谢Jon CUNLIFFE，你提出了这个观点，而欧洲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地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很多的辩论。谁代表欧洲来说话，还有很多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发挥得作用。

　　我注意到Klaus REGLING今天早晨也讲到了新的多边的工作，特别是IMF的工作，不仅仅是欧洲央行，还有欧委会都在发挥作用。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讨论，我想Alan AHEARNE的论文还有Klaus REGLING的观点，他和Alan AHEARNE实际上观点并不是特别一致，我们有15到2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自由的讨论。当然这个自由讨论刚刚吃完午饭看来是很难开展的。

　　听众：在我看来我们都一致认为欧洲不是问题所在，但是也可以是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你不是问题所在，你为什么是答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呢？我想这里有一个可能的解释。现在David VINES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经常项目的一个介绍，如果对于美元的贬值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如在亚洲地区的调整很慢的话，这个压力就会转嫁到欧洲的头上，这实际上是一个和速度有关的。

　　今天早上周小川行长也已经提到，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解释，揭示了都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还有Alan AHEARNE的论文当中所提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中国的央行或者如果亚洲国家的央行不再是继续买入美国资产的这些机构，那么这就会驱动欧元的升值，这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了。在亚洲必须要和我们的机构观点相吻合，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看欧洲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在这方面也要保持一致。

　　听众：今天早上Alan AHEARNE向我们揭示了为什么欧洲人对于欧元过度的升值感到担心，我也同意他的关注点，但是欧元区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区，而且欧元区的货币实力在国际上居第二位，那美元是世界第一货币，如果美元崩溃的话所有的市场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如果美元出现进一步向下的走势的话，那么国际投资者就希望把美元计值的资产转到以其他货币计值的资产，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其他的货币市场都不得不承担起这个负担，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常项目的交易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资本项目的交易问题。所以我认为日元也处在同样的境地之中，当美元贬值的时候，欧元和日元和英镑会是承担美元贬值的后果的主要货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在各个主要的货币大国之间保持密切的接触，实际上三国集团美欧日这三方机制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沟通和交流的框架机制。

　　比如说日本货币当局任何的干预措施都会及时的通报给另外两方的政府。对于世界经济的现状而言，除了发达国家之外，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新进市场他们在全球市场中的应该力也与日俱增。如果能够加强这样的一个主要的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和沟通的话将是大有益处的，也包括主要的新进市场经济体。

　　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欧方应该进一步的利用欧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但是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以欧元计值的资产在各国外汇储备的组合当中，在世界外汇储备的组合当中欧元计值资产的份额是在不断上升之中的，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们欧洲的同事这次能够发表一些看法。

　　听众：欧洲可能就是造成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欧洲没有引入足够的资本，如果欧洲在80年代以来能够更加多的引入资本或者是欧洲有更多的资本的话全球的失衡也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欧洲可能也是造成问题的一部分。

　　Caio KOCH—WESER：今天早上的发言人谁愿意回应一下。

　　Klaus REGLING：虽然没有直接的结合我的问题，但是在刚才各位讲的过程中我能拎出几点来做一个回应，刚才也有也问了欧洲人是不是把欧元作为储备货币加以推进，实际上我们既没有推动欧元成为国际货币，但是也不会为欧元的国际化制造任何的障碍。但是事实上欧元在国际市场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不需要我们去推动和促进的，这是一个市场自然的发展，因为投资者是希望进一步的多元化的去投资，而且不仅仅从短期的角度来说是这样，而且从我们讨论的框架来看，如果出现了突然的汇率调整会带来不可维系的不平衡的话，那么在国际上进一步的使用欧元会进一步的带来欧元汇率上升的压力。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他们采用以欧元计值的资产，这让欧洲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虽然应该为解决问题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不希望受到这种解决方案带来的消极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并且从欧方的角度我们会竭尽全力把我们的后院管好，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Jon CUNLIFFE刚刚也说了，我们要这么做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讨论的要点，就是世界上其他地区该做的工作，如果欧元区和欧洲也来做的话也是符合我们利益的，比如欧洲要进一步的提高资源对于服务行业的配置，要提高生产率，要增强市场的弹性和柔性，进一步的增强欧洲内部的内需，从而加强全球的需求。

　　我想讲的最后一点，就是刚刚Jon CUNLIFFE对于欧元提出了一些细微的怀疑主义的论调，当然我不想反驳他的观点。他主要想谈的就是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将有可能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挑战，特别是和各个主权国家相比挑战会更加严重。

　　在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中，我们是从出现欧元之前各国货币是非常注重伙计市场的冲击和波动的，比如说在94年、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在欧洲内部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比如说在几周之内意大利里拉相对于德国马克贬值了20%，而且我们也找不到原因为什么里拉会大幅度的贬值，而且也造成了德国的出口收到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德国在1995年损失掉了1%的经济增长率。当然Jon CUNLIFFE和我对于欧元方面的价值看法可能是不尽相同的。谢谢！

　　Jon CUNLIFFE：我赞成您的观点，我并不是欧元怀疑论者，我想说的是灵活性、柔性，我想强调的主要有更多的灵活性，就是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既然包含这么多国家的情况，所以对欧洲央行来说他能够对各国的具体情况作出回应的回旋余地就比较小，这不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但是这就是现实，这就意味着欧元区的货币当局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大的回旋余地，而不是说欧元是好是坏，特别是在今后的几个考验阶段尤其如此。

　　Caio KOCH—WESER：下面进入30分钟的自由讨论，首先我作为一个讨论的引导者我要说余永定教授的论文特别精彩，特别是在他的政策建议方面，我们谈的是东亚，他在论文当中也着重的谈到了中国，同时我认为这段会也是格外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欧洲必须更好的理解亚洲的观点、亚洲的角度，那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方面如何来应对全球的失衡，在决策上可能面临着的局限性和选择，以及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协调如何来做，我想从三个纬度来谈谈有关的议题和问题。

　　在余永定教授的论文当中也谈到了，中国有一句老话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20年当中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增长的巨大成功的话，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被人们归纳为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同时又不断的进行有创新性的试验，同时又是非常的谨慎，预防过高风险的出现，预防这种宇宙大爆炸式的解决方案。

　　所以从这个基本点来看中国的决策必须要考虑方方面面的要素，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学者后来在法案当中也是反映出来了这些政策的渐进性的性质。但是根据余永定的论文，小心谨慎决不能够成为无所作为的结构，这一点亚洲和中国的决策者也必须认识到。

　　今天早上的发言人也谈到，欧洲不仅仅要理解外部的失衡，也要理解由此带来的内部的失衡，当然又以中国为例，谈到了在中国可行的政策的局限性，而且国内政治的一个主导型、强大的影响力。中国内外不平衡如果进一步增加的话，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是相关的，所以中国需要一个一揽子的综合的方案来解决内外的不平衡，与此同时这样的一个方案又要能够符合中国增长的需求，又要能够满足长期的以及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余永定教授的这篇文章当中也谈到了八大问题的建议，从欧洲理解的纬度，从政策协调怎么来做，首先在亚洲内部，我们已经谈到了亚发行这样的想法，中国和日本怎么样联合来推动泛亚或者亚洲内部的协调，这是一个关键的考验点。其他一些人也谈到了四国集团，以及亚洲在整个协调过程中更大的发言权，亚洲能做些什么，能在全球的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我们现在请余永定教授做一个20分钟的发言。

　　余永定：我报告的标题实际上应该是说我的角度，而不是说中国的角度，所以这一点我想讲一下这是我的角度，而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角度。

　　对于全球失衡来说，我想失衡实际上是把两方面问题的一方面做了一个归纳，一方面是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这是非常巨大的。另外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常项赤字居高不下的累积额也是非常之大、贸易赤字额也是非常之大，这两点是令人担忧的，但是现在我们问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战胜它，而是要问我们将来往哪儿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两点。特别是外部负债占GDP的比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但如果我们和欧洲的指标做一个对比的话，还不是那么糟糕，债务比还不到6%。所以我想我要考虑的就是美国GDP当中的外债率要达到一个危险水平还需要多长时间，现在没有人能够通过准确的预测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能够把这个预测做好，我想大家都会问一下美国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多方都有了分析。在这儿我想引述一些美国官员代表的观点，比如美联储副主席德科森这样说，美国的失衡有五大原因，这五个原因我不会一一的重复。在我看来根据德科森的说法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差距是最不重要的，就是相当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这个问题来说也是最不重要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很感兴趣，很有意思。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维系性，是不是可持续的，对此我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要问。

　　首先我想问一下，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那么重要，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影响。举个例子，直到不久前，因为美国还有很多的决策人要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不用关心经常项目赤字。对于我来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一种政策使得美国的生产力在未来多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很快的增长，并且使得美国的家庭将来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既然这个政策有这样的作用，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这么担心呢？为什么急于要修正这样的现状呢？当然有一些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政客，他们谈到了就业机会减少，以及竞争能力的下降。

　　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的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也许有些国会议员他们在担心由于全球失衡或者这个地区全球失衡所造成的一些不好的结果，但是在长远的目标来说，我认为美国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关注、关心那些工人们失去就业机会，我觉得他们对此并不是特别的关注，当然我对此也是有一些困惑。我想说的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更谨慎的加以思索，对我来说很多的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他们都是三心二意的处理全球失衡的问题。所以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一个目标是他们不可抵抗的，就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绕过这个目标必须作出调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看的。

　　我们最通常使用的一种衡量的方式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占GDP的比，也就是NIIP的占比。根据一些非常简单的计算，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计算来得出一个趋势，在我的论文当中提出了八个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中有几个结构是具有警示性的，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没有警示性的。我让我的学生们进行了一些计算，做了一些假设，假设美国的GDP达到了某一程度，是符合美国过往经历的。还有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到2010年的时候，净国际投资头寸占GDP的比是会低于50%的，这就会导致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那时候的一个情况并不是很危险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还要问另外的一个问题，也许会有一些事情触动，比如说经济还有政策制定者，究竟什么会触动我们进行调整，而这个调整是不是会很大幅的调整，我认为很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都在思索这些问题，当然很多美国人对此也有一些观点。在这里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官员们的观点，实际上这应该是信心的问题、心里的问题，如果相信美国继续运行这样的赤字的话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不相信就不行了，很多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我并不想重复我的观点，因为我已经写过很多这方面的论文了，但是这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美国官员的观点来说他们听起来是非常自负的，尽管这些观点并不是十分的有理，他们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我认为这里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说，这些观点本身是以美国人为中心的，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他们应该问一下中国将要做什么，亚洲的一些国家将要做什么，这些问题是非常总是。不问美国做什么，我们要考虑中国在做什么，亚洲的其他国家在做什么。我们不能被美国的观点误导，所以我要从中国的观点来讲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应该做什么，我认为中国会对全球的经济会有影响，而且对全球的经济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

　　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下的，但是这个不平衡的特点就是双赢余、双顺差，在美国我们讲是双赤字，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在中国双顺差指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双赢余，这是非常特别的。在东亚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国家是六年的时间内维持这样的一个双赢余的，而中国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有15年了，这是非常独特的，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想在此来讲一下双顺差的本质，基本上来说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是非常巨大的，他是由中国巨大的储蓄来支撑的。

　　第二，中国是一个资本输出型的国家，不是一个资本进口型的国家，十年前就是这样了。这些因素是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想法，中国人都认为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在利用外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正相反的，这是我们双顺差的一个本质。为什么我们有过剩储蓄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呢？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从中国的观点里看不平衡的现象。在这里我给大家列举了几个原因，我讲的是一些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的因素实际上是促进了资金的流入。当然我们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当然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因素也许有的时候比正面的因素等能够吸引外资的进入。

　　首先，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些中等规模的企业，他们想要从中国的商业银行借贷款，但是他们找不到钱，这些银行拒绝给他们贷款。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外商投资有利的优惠政策，所以他们就建立起合资公司，外汇就流进了中国的市场，但是他们并不需要用这些外资来买外国的商品，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汇卖给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时候外汇的储备就升高了。这个时候这些公司在用这些外汇来买本地的产品，所以资本的项目也在增加，也就是说资本的流入实际上是增加了外汇的储备，这些资本的流入的情况在一个有着非常健全的完善的资本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为什么提出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不完善导致了这个现象。即使你有了钱，想买外国的产品，但是由于资本的控制、资本的管制、资金的管制你就不能买，所以你必须要采取迂回的方式来做。

　　我想在这里重申一点，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特别是国企，如果企业能够和本地政府有很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得到的资金应该就是免费的午餐。对于很多的本地政府来说，这是完全无关税的。在未来几年当中你可以获得收入，你要付红利，比如说五年、十年之后才能够分红，我才不关心呢，因为到那时候我早就退休了，不在这个职位上了，所以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是免费的午餐，但是对于你的子孙后代来说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因为你必须给他分红的。所以你必须考虑到政府和国企的企业家他们的一些做法，这些都是外资流入整个市场的一些原因。我不并想在此赘述，你们可以去我的论文当中来看。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期的保持顺差。在这里有一个答案，就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从94年开始中国的储蓄是持续的高于投资率的，我可以告诉你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投资比率是48.6%，而今年会超过50%，肯定的，但是储蓄率比这个还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常项目会有赢余。当然这个储蓄和投资的差距还有经常项目的赢余实际上是一个总体的问题。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93年的时候，黄金的进口是负值，在93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出现过过热，当时投资率是64%，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当然会有帐目的赤字，但是在其他的那些年份里中国都是存在通货平减的时候，所以中国在出口方面表现非常良好，所以经济循环周期在中国的经常项目赢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仅要看国内的循环周期，还要看国际的循环周期，比如在98年、99年的时候贸易性商品表现并不是很好，因为世界经济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衰退。

　　还有第三个是政府出口的促进政策，本身这个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我想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直到最近应该这个政策都是比较正确的，但是这个政策的确产生了多的扭曲。在最早开放的时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管制政策，叫做自我平衡的规则，最重要的那些外商投资应该是用来保持外汇的平衡的，所以这些合资公司必须是面向出口型的，否则就不欢迎大家建立合资公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自然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些直接投资。这些外商的直接投资将会提供经常项目的赢余，而不是赤字，当然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有效的方式，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政策，所以我并不想说这个政策本身有错，我只是想说这个政策是过时的政策，特别是中国进入WTO以后要取消这个政策，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在这里，我们仍然在品尝这些政策带来的苦果。当然还有外汇汇率的政策，我并不想详细的讲这方面的内容。

　　此外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还有其他的一系列政策，从很大的程度来说造成中国的经常项目赢余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政策推行的促进出口的政策，它实际上是给市场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加工贸易在中国的作用。我想我很尊敬我的一个女士朋友，她在早期做过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我认为她的论文是非常杰出的、非常优秀的，所以我要在此提到。这里有几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当中是1020亿，加工贸易占据了有54.6%，因为从顾名思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加工贸易战总贸易的比例越大它的顺差就会越大，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现状的。

　　还有另外的一点，我想稍微一下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制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贸易节余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对欧洲、对美国都是有贸易顺差的，但是对中国大陆的台湾、日本、韩国，还有其他的东亚国家来说都存在贸易的逆差。当然中国对香港是贸易顺差，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把他看作是中国的顺差，我是并不反对的，其实有些中国制造并不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只是这个国际制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他实际上是配套的一个环节，我想中国制造并不是一个标签，应该说亚洲制造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标签，如果到美国去，如果你是在打击中国的话，实际上应该是打击整个的亚洲。

　　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双顺差的可持续性，即使对中国来说是可持续性的，是可以接受的，是中国想要要的。但是全球的不平衡则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人不满意，也许他们假装没什么不高性的，但实际上他们就是不高兴，在我看来我们也不愿意维持这样的双顺差，而且我们也不想让它继续维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投资的收入外流将会在外来稳定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中国外商投资是5千亿，这里有500亿是投资的收入，是流出了中国，如果他们不钱寄回国内就会进行新的投资，每年外商投资在中国将会逐渐的减少，这个时候中国就会有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平衡这个投资收入的外流，这将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世界市场不会允许中国如此大幅度的提升出口，无论这是一件幸运的事还是不幸运的事，大部分外商投资者现在还不希望把钱返还回去，现在在做再投资，只是把问题推迟了，在今后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当中潜在的问题会出现。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排除将来会出现这样问题的可能性。日本和韩国过去他们做的非常聪明，在他们发展的早期采取了很多种方法，防止了我刚才描述的这样的场景的出现，所以中国也要考虑到十年以后我刚刚讲的这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就是错误的配置，中国曾经是一个贫困的国家，中国通过出口去支持了一些富国的消费，我认为这是一个资源的错误的配置。对中国来说继续保持贸易的顺差是必须要改变的，因为这是不可维系的，这样全球的失衡也是不可维系的。

　　不久前我们推出了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当中主题就是中国必须调整其增长策略、发展策略，从而降低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性，从而进一步的刺激内需，使得国内的需求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中国的政策方向已经出现了转变，现在就是我们应该放弃对外商的投资优惠政策，这点大家已经达到共识了。同时我们也将会放弃很多促进贸易的政策，比如税收减让以及退税政策，同时中国的汇率政策也在调整之中。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还有很多政策上的选择，来解决失衡的问题，中国在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也会有助于全球失衡问题的解决，至少从一定程度上中国会有助于全球失衡问题的调整。我有很多政策上的建议，大家可以在我的论文中看到，我就不一一朗读了。

　　最后一点，如果全球失衡是不可维系的我们如何来修正这样一种全球失衡了，现在中方已经开始了修正，我们已经开始在国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了，虽然我们没有向美国施加压力，我想他们也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我们也在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了。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国际失调，这样一种修正会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失去了信心的话，如果人们认为美元会贬值20%、30%的话，有人就认为应该匆匆忙忙的抛售美元资产。

　　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荷兰的央行行长，由于英镑的贬值造成了国家储备资产的大幅度贬值，这个荷兰的央行行长就自杀了，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情，我不希望将来在中国也会出现或者其他国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亚洲各国的央行应该在一起进行协调，因为大家都是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各国应该协调在一起，而中国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个很大的利益相关方，所以中国当然是希望看到整个国际系统的平衡、稳定，中日和其他的东亚经济体应该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同的策略，就是一定出现某种外部冲击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如何同舟共济度过难关，然后亚洲和欧洲应该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广场协议，这样我们能够共同的修正全球的失衡，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其他的道路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谢谢！

　　Caio KOCH—WESER：非常感谢余永定教授清晰的观点，待会儿我们也会回到您到您的最后一张幻灯片上，不仅仅有政策上的选择，同时还有八大建议、一揽子的政策，以及亚洲和国际上的协调。

　　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谈谈如何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在资本商场方面要更高效的把储蓄的资产加以利用，从而减少FDI的依赖性，要给予外商投资以国民待遇，这样就应该减少对于新的跨境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性。

　　下面我们有两位评论人，他们两个人的简历大家都有了，我先请Midsuhiro FUKAO，日本庆应大学教授。

　　Midsuhiro FUKAO：谢谢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作为一个评论人对于余永定教授的论文进行发言，并且谈一谈中国的宏观政策。

　　首先我归纳一些要点，他认为美国居高不下的生产力的居高使得美国的经常的资产项目是可以维系的，而且美国有大量的外地资产，所以美元贬值又能够感受美国对外的收支平衡，所以现在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可以维系的。

　　第二点，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可以维系的吗？不，是不可以维系的，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太多了。人行的外汇储备的风险太大了，过去促进FDI做的过了，大量的FDI造成了简单的外汇储备的上升，所以中国应该减少对FDI的促进，对于出口的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疲弱都是重要的因素，我同意余永定的观点。

　　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和不平衡的状况，他强调了中国的主要强项是加工出口，而加工出口主要是由外资来投资的，但是如果中国把所有的出口收入都用掉的话就不会有顺差了，只要中国把所有的出口收入都用在投资和消费上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顺差。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很虚弱，所以我在这里也讲我们要更深刻的研究一下中国国内的不平衡，比如说收入分配、比如说地区收入分配的不公是不是可以维系。这种人均收入的不人均从1990年到2000之间上海、北京为代表的地区和贫困地区为1：3、1：4，这是1990年的情况，现在收入差已经拉到了1：10，这是2000年的情况，现在差距已经更大了，所以这种收入的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可能会带来一些地区过度的储蓄。

　　同时在中国市场最大的扭曲就是劳动力流动的方面，以及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居民户口制度妨碍了农村地区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1993年之前的中国实行的都是粮票的制度，就是食品的供应都是定量的，所以在1993年之间劳动力基本上是不能够移动的，今天虽然能移动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限制，对于农民工和迁移性的人来说他们的孩子还是无法上学、还是无法上保险，甚至是有一些民工致富以后他们专门开办自己的民工子女的学校。

　　比如对于北京的一些大学来说，这种外地人，特别是农村的子女入学需要高考的考分高出100多分，和北京当地居民的子女相比，才能够被北京的大学录取，这也是一种扭曲的现象。

　　在余永定教授的论文当中也是谈到了日本对于中国状况的观点，我的第一印象是中国在不断的增长，中国在不断的增长对日本的进口，在过去几年当中日本在对中国进行越来越多的出口，中国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GDP已经达到了日本的一半，而且中国现在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9%，日本的增长率只有1%、2%，所以每年的增长率的差距是7%，也就是说十年以后中国的GDP的总量就会赶上日本，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但是中国的GDP总量正在迎头赶上。中国在国际经济当中的规模和影响力也是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世界经济主要地区的失衡，特别是对于美国的赤字来说，美国的赤字是巨大的，日本有巨大的顺差，中国的顺差是日本的一半，但是在在今后几年当中中国的顺差可能会赶上日本。

　　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实际上是由中央银行里支撑的，比如说中国每年就在积累2000亿美元的资产，所以中国实际上是支撑美国赤字的最大来源之一，而且也是建议中国要避免日本犯过的错误，比如说在日元升值方面，在1992年到1993年、1997年到1998年，这几轮的日元汇率的变化，先是带来了通货膨胀，后来带来了日本经济的疲软，也就是说日元的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灾难，但是对此我并不赞同，实际上日元升值给日元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对日本的公司和日本的消费者，他们能够进口商品和先进的技术。

　　而且日本的汇率机制的放松做的太慢了，在二战以后，也就是说48年、49年的时候，日本的这种汇率的自由化就已经开始了，我过去也是读了这项法律起草人的回忆录。这项法律本来只应该去生效10年到15年，而不是30年。比如说索尼现在已经开始从美国开始收购一些来自中国的技术，他们在开发一种新的射频收发机，使用的是中国的技术。只要中国能够保持一定限度的汇率控制，比如说如果你要控制资本的话就必须要控制贸易，对于贸易进行一定的控制是重要的。那么有这样的控制中国的公司在世界市场上进一步的扩张就会受到限制，所以说在日本80年代进行汇率控制的时候，当时日本银行大量的增加了他们的雇佣人员，但是与此相反当时英格兰银行实现了裁员一千人，因为当时英格兰银行当时放松了对于外汇的管制。

　　Caio KOCH—WESER：谢谢，我们晚些时候会请余永定谈一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因为这和城市化和地区收入的再分配是密切相关的。下面请来自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Dennis SNOWER发言。

　　Dennis SNOWER：谢谢，我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发言。我觉得余永定先生的论文是非常精彩的，充满了对于全球失衡充满洞察力的看法，而且政策也是极富建设性的。考虑到他对全球失衡的看法，我在越来越不耐烦的告诉自己，我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入哪些实质性的内容，我想要让我来归纳一下余永定教授的这些精彩的观点的话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我要做的是我会努力的去接着谈几点，主要是想围绕着Midsuhiro FUKAO刚才的观点。

　　如果谈到全球失衡，我们实际上对于全球失衡还没有完全的作出最终的判断，我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消失，还有一种是比较长久性的，也就是说会长期与我们共存的。在我们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讨论当中，我们主要是探讨了这些临时性的东西，造成全球失衡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于投资方面，还有对于过去的危机所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资产的泡沫，还有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在北美、拉美地区的IT的泡沫，不同的国家对他的反映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是通过货币和财政市场反映，而这些新兴的亚洲国家他们更抵触这个风险，他们会用货币紧缩的政策来应对它。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国家，比如日本想要刺激它的经济，但是很不成功，而德国也是一样，直到最近才好一些。而英国和西班牙和美国比较相似，他们有很大的宏观经济的动力和刺激力。这是一些暂时的反映，最终他们所应对的这个危机的影响会逐渐的消退、消失。

　　还有另外的一点，就是很高的储蓄率还有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最终这些储蓄率也会不断的降低，而在石油输出国的国家他们都会有更多的储蓄。而低的东亚国家他们的投资占GDP的比率是比较低的，而这些国家他们还没有完全消除他们在97、9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采取的外贸主导型的政策。

　　此外，我们在这些领域也做了很多的讨论，但这些都是关于暂时的。

　　还有一个领域，就是长期的决定性因素。余永定先生的论文当中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我是完全同意的，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的重要。美国的经济是比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更高的程度，当然美国的储蓄率非常的低，因为他很容易借到钱。当然需要进行迅速的金融的改革，在中国需要有更快的金融的改革，以便能够建立起健全的债券的市场，使企业能够分红付红利，使中小企业都能够很容易的融到资金。同时也要建立起一个信用的机构，改善银行系统、改善银行体系。

　　正如余永定先生本身所讲到的，这里有很多有利的发展，增加了消费率，人们发现找钱比较容易，而且减少了资源配置或者是投资配置不当所带来的不好的影响。国有企业更容易来获得基金，当然在中国这个市场是在迅速的扩展，在担保市场方面也在迅速的发展。所以这种长期的发展实际上是对中国的高储蓄率和美国的低储蓄率负责的，这本身是能够解释通的。

　　还有另外两个长期的发展，则是被大家所忽视的，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统计的长期发展。很明显，当大多数的人都在工作，比如说像中国有些政策，这个时候储蓄率是非常高的，随着人们的退休储蓄率就逐渐的降低，比如拿中国和日本做对比就非常的明显。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储蓄投资率在将来是比较容易被预测到的，所以这是一些长期的要素，是需要让我们认真考虑的，我们对此却没有很大的作为。

　　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经济增长习惯，如果一个国家增长非常迅速，就需要花一定时间调整他的消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进行调整之前，如果增长过快储蓄就非常高，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处在这个位置上。这些增长都是在沿海地区的，收入增长非常迅速。正如Midsuhiro FUKAO刚刚给我们看到的，但是消费没有增长，这需要花一定的时间，这是长期的东西。但是这里有一个长期的失衡，就是政府可以做一些工作，他不是能够自动来进行调整的，这就涉及到社会的供应、社会的拨备，如果社会业务的提供是非常低的，有很多经济上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储蓄率就会很高，人们就需要通过储蓄进行自保。

　　这是在中国可以普遍看到的现象，风险并不是聚集在一起的，但是个人仍然做了很多的储蓄来自保，所以国家总的储蓄率是在逐渐的增加的，这对于中国的储蓄率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如果你是看长期而不是看短期的话，我认为有必要不仅仅看储蓄投资的失衡，或者是看现在的全球的经常帐户的失衡，我认为我们更需要认真考虑的是社会业务提供方面的不平衡。就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业务提供来说是更加发达的，比其他地区更为发达，即使比远东的国家也更为发达，所以这个社会的提供是深入到了美国和欧洲非常基础的层面上，由政府来提供，是非常发达的，这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

　　在中国有家庭计划生育的政策，所以不能人们指望自己老的时候单靠自己的子女抚养他。另外，在中国有很多人来付养老金，但是现在在农村地区这个养老金的制度还是非常罕见的，只能在城市的层面上执行这个养老保险的体系。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导致了储蓄率提高的原因。

　　此外，住房也非常的昂贵。在教育方面中国花了GDP的2.3%，用于教育，这比马来西亚、泰国都要低。而中国实际上是在向以收费为基础的医疗系统和教育体系过度的转型过程当中，实际上它的社保的安全体系是在不断的降低的。实际上这还和中国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是匹配的，这些都是推动中国储蓄率提高的原因。在美国储蓄率是非常低的，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业务提供的话，我想在美国社会服务的提供是非常起作用的。人们在美国如果找工作的话，很容易找到工作，一旦找到了工作就能够获得医疗保险、获得教育、获得养老金的保障，还有各种权利。所以美国实际上在社会拨备方面、在社会业务的提供方面是更为安全的，所以他的储蓄率就比较的低。

　　在德国我们是从社会工资方面起点非常高。人们发现政府对于社会的提供实际上是在不断的减少的，所以人们对于未来也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现在就业率也在降低。所以我们如果从社会服务方面看一下储蓄，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有用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个开据政策的方子，社会服务提供的平衡应该是能够保持的，就要求个人能够有能力在这样大的环境之下保障自己的医疗、保障自己的教育。如何实现这一点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对于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当中所做的一些工作，我的解释是，如果你看欧洲的社会模型，它实际上是在有摇摇晃晃的现象的，所以不愿意来跟随这样的模型，我们更想以市场为模型。这么做就是需要非常有效的来提供社会服务，因为它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风险。

　　还有，要考虑解决收入的不平等，还有社会服务提供的不平衡。我看到有些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有益的进步，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们不是完全基于市场化的，中国不要跟随欧洲的模型，但是如果看一下社会帐户，在新加坡、在智利，还有欧洲很多的其他国家，社会福利更多的是由社会帐户来进行管理的。所以是离开了税收转移的帐户，来提供社会服务，而更多的由社会帐户来进行福利的提供。在智利就是这样，人们为自己的个人帐户付费，然后可以从这个账户上来提款。

　　在瑞典也开始建立起教育和培训的帐户，人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帐户来提供教育，还有很多的国家，比如说英国他们都建立起了养老金的帐户，在美国也在讨论开设类似的帐户。所以我想请大家来想象一下，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加的注重帐户的话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是说来通过缴税让政府提供各种的保险、医疗体系和教育以及养老金，那些已经缴税的这些人他们还会来建立自己的个人帐户，可以从个人帐户这个角度进行贫富之间的重新分配，可以根据政府的意愿、政府想要达到什么层面来进行这个调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你结束工作之后可以把你的钱从你的失业帐户当中转到教育帐户当中，或者从养老金帐户当中转到其他的帐户之上，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你工作的时间越久你从国家得到的钱就越多，现在的情况是你工作的时间越长，有的时候从你的养老金帐户当中获得的钱就越少。

　　同时，我们也要改变原来的激励体系，像中国的国家想要提供社会服务，我认为这种基于社会帐户之上的体系是非常有利的。作为一个副产品也能够减少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社会服务提供方面的不平衡的现象。

　　Caio KOCH—WESER：非常感谢你提到了社会福利的角度，待会儿会请余永定先生从这方面来谈一谈。

　　我们还有两位引导讨论，一个三星经济研究所的Ku—Hyun JUNG先生。

　　Klaus REGLING：谢谢主席！我也从余永定先生非常杰出的论文当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情况非常具有洞察力的意见和观点，我在这里有三点意见要说

　　第一，在您的政策建议当中，你提到了人民币的汇率应该是逐渐升值，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逐渐是什么意思。因为中国的升值一年就达到了3%到5%，这似乎是太慢了。

　　现在经常项目的赢余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外汇储备逐渐的增加，很快就会超过一万亿。还有保持这一点，还有冲销的成本，都是存在问题的。

　　我知道说的很对，就是中国的双顺差，特别是资本项目的顺差，是由于政府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的。所以我的问题是，考虑到现在的情况，中国如果把他的人民币升值的更快一些，可能更有意义，就是说升值的幅度和去年7月份改革以来的平均速度相比要更快一些就更好了。我的问题是，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觉得有什么样的障碍？中国的决策者有哪些担忧的地方？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能不能请您给我举两个主要的考虑，为什么人民币升值的这么慢。

　　第二，在汇率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之间的关系。刚刚您也谈到了对外商直接投资优惠的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政策，以及对于出口的鼓励政策在市场上带来了很大的扭曲，但是汇率的政策也会带来扭曲。因为目前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吸引了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至少在两个方面。

　　一，因为资本项在中国没有实现自由化，所以很多投机资本以FDI的形式流入，在过去的两年当中FDI的的流入达到了600亿美元每年的规模。我想这个FDI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不是外商直接投资，而是热钱，而是投机资本。

　　另外，由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过缓，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和韩国的情况做一个对比。举个例子，韩元对于美元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升值了25%，对于人民币来说升值了20%，这就使得韩国公司不得不把他们的生产设施从韩国转到中国来。同时，像韩资企业和一些台资企业把他们采购的原料地从韩国转移到了中国的国内，这样也进一步的加快了制造业产能的转移，造成了韩国制造业的两极分化。

　　如果韩元、日元和人民币能够更好的进行协调的变动的话，这样我们这三方之间的贸易就不会经历泰国的扭曲，但是考虑到目前的速度，特别是两年当中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在这个地区的生产分工方面造成了很大的扭曲。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中国的外汇政策、外汇储备，在FDI方面也是带来了另外一个扭曲的因素，吸引了不必要的FDI的流入。

　　最后一点，这也是跟刚刚余永定教授讲的有关的，因为在他的论文当中也是谈到了，我们主要谈全球的失衡，但是我们在衡量全球失衡方面也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大家已经数次提到了，美国对外投资的头寸主要是以FDI的形式出现的，而外商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以持有固定收益的金融资产实现的，我们所以看到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至少有两个原因，我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比我们统计出来的数额还要大一倍，为什么这样呢？

　　第一，当一家公司对境外做直接投资的时候，除了他上报的这个外商直接投资之外，他还会再去借款、再去融资，这样会造成总的投资额更大，这样这个投资的收益也会更大。

　　另外一个对于FDI统计不准确的来源就是，没有统计到再投资。就是说一家公司做了FDI的投资，利润很不错，这个例如当中有很小一部分是返还到了投资的原始国，其他的都用在当地做了再投资。我们在给FDI做统计的时候就低估了这部分再投资的价值，由于美国的再投资主要是以FDI的形式出现的，所以美国的实际上是低估，所以这使美国的头寸实际情况和我们统计的情况应该是大相径庭的。

　　另外我们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当跨国公司在海外获得利润的时候他们只是把很小的一部分返还给本国总部所在地，这样会造成对于净投资FDI的投资进一步会低估，而对固定资产的评估就很容易做。

　　今天早上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度量准确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度量全球失衡，所以在此我也想听听余永定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Caio KOCH—WESER：刚刚您谈到了中国的货币政策，认为对于韩国来说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您认为从韩国的角度来说如果人民币、韩元和日元进行三方协调是一个现实可行的途径，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外汇储备过度的积累肯定是不理想的，所以对于三国来说我们必须进一步的协调政策。您在政策上是不是看到有这样的操作的可能性呢？

　　下面请北京师范大学的贺力平教授发言。

　　贺力平：我想进一步的回应一下余永定的说法，就是说他不代表全中国的角度而代表他自己的角度，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确实代表了中国的角度，因为他这个说法不仅仅是中国很多学者所认同的，而且中国政府也越来越多的认同他的这个理论。而且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分歧基本上是没有的，特别是近期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第二，这确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角度。因为他也是考察了中国国内的问题，谈到了中国在失衡当中的状况，中国政府可以采取的哪些政策来应对有关的挑战。所以这和我们美国朋友谈论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同时，我也想指出，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并不是在国内问题上每一次决策都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从这次来看在经济上、还是财政上我们会有一套正确的一揽子的政策，这是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国际伙伴要采取前后一致的彼此协调的措施，将来才有希望。

　　这样说了以后我在此想特别凸显的一个议题就是，听了前几位论述人的讲话之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如何把国内的宏观经济的因素与外部的失衡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消费的增长和贸易赤字的缩减方面。也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造成贸易赤字的部分原因是美国消费者太能花钱了，而中国的贸易顺差的形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消费者存钱存的太多了、花钱花的太少了，所以我认为这两个现象之间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共同造成了国际上的失衡。

　　我有一个疑虑，如果中国的消费者能够增加内需、能够增加消费的话，并且我们消费的增长能够超过投资率的增长的话，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中国能不能增加进口，就是净进口，从而使得贸易顺差能够得到缩减，趋向平衡。从近期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看到了一些方向不同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在过去两到三年当中投资率大幅度的加快，但是对于进口的需求并没有能够跟上投资率的增加，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底层的一些结构性的要素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我们也要考察一下在消费和进口或者是和贸易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将使我们更多的去思考一些结构性的因素，除了要考虑传统的宏观经济的因果关系之外，这就是我要提出来的问题。

　　听众：作为一个前决策人，我也是想把我的观点讲一讲今天讨论的问题我是怎么想的。

　　我同意各位的说法，但是各国政府在解决失衡方面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在Jon CUNLIFFE发言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中日韩，韩元是刚刚升值了20%到30%，韩国是很快的采取了措施，但是中国和日本却没有这么做。我们这里只谈到了中日韩的汇率系统是如此的不同，同时利率和税收政策更多的是由国内的要素来决定的，以及国内的社会政策、社会环境这些方面来决定的。斯诺先生谈到了各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带来的政策的要素也是不一样的。

　　同时对于亚洲内部的政策协调我们有了一些讨论，跨区域的政策协调又该如何呢？是更难做的，特别是要进行积极的先发制人的政策协调的话那就更困难了。所以接下来会怎么走呢？根据我在政府任职的经验，会进行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只有通过危机和准危机才能够进行调整，我并不是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也是知道国内外一些问题的处理，大部分的调整都是在危机和准危机的时候才能到来。各国正确只能按步就班的进行调整，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环境要素，在政策工具当中我还是想凸显一下汇率政策。

　　汇率政策是最有可能调整失衡的工具，在韩国金融危机当中，比如储蓄投资不平衡，这些方面的政策我们也都实施了，但是要想真正的纠正失衡，主要还是要靠调整汇率，如何来调整汇率政策呢？我想最好是让市场来决定汇率，因为市场自己会考虑到会发生什么样的各种环境的要素。在很多国家当中市场实际上是会兼顾到宏观政策、社会政策各方面，斯诺谈到了养老金、劳动力的流动性、医疗保障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储蓄率。但是要想解决全球失衡的话，要想谈到这些社会问题的话，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对于各国来说最好建议做的事情，是要让汇率能够跟着市场走，这是各国政府手中所拥有了最有可能解决全球失衡的最主要的工具。

　　听众：刚才几个人谈到了中日韩之间的汇率协调，我来讲两句。我想坦率地说，97年、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就是10+3，东盟加中日韩，已经开始了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我们已经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来进行宏观政策上的协调，特别是在中日韩之间。在东盟10+3中日韩的会议上我们也多次进行了宏观政策的协调，在宏观政策的管理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的是其他几位谈的政策协调到底是哪方面的政策协调。

　　刚刚我也说了，我们在汇率协调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这样的协调应该和七国集团之间的协调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货币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者坦率地说我认为在人民币和日元或者人民币和韩元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货币之间的交易，没有这么多的美元参与期间的交叉交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几个国家的协作应该和七国集团之间的协作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政策协调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哪怕谈到汇率协调方面我们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听众：我想问余永定先生一个问题，您能不能进一步的谈一谈刚才的最后一点，就是新的广场协议，新的广场协议的时候一般指货币协调，老广场协议像现在有很多的讨论，就老广场协议是不是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针对自由兑换的货币。另外，有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能不能有一个协议能够进行结构上的调整。在这儿进行结构调整，不管是在亚洲或者是在美国的财政赤字方面有一个确定时间框架上的困难，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政策上的建议，虽然在幻灯片上没有，我希望余永定先生能不能谈一谈什么叫新的广场协议。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关于美国国家做自己应该做自己的事情的问题，我记得余永定先生在论文当中提到中国的央行应该在三个有冲突的政策目标方面进行选择，两个都是货币政策，而第三个是健全的金融体系。我理解这里，因为有冲销，就是外汇储备的冲销问题，而且还有银行要买的低收益的银行债券，所以在这方面是有一定风险，我没有听过您更多的解释这方面的内容，您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政策这方面的状况。

　　听众：关于余永定先生讲到三个资本帐目的赢余，一个是人民银行的金融调节，是由外汇进行担保，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刚才Ku—Hyun JUNG教授刚刚讲的有很多资金内流，以外国投资的这种形式进入的，是纯粹的资金的内流。第三，就是美国的一种解释，他们需要一些资金的担保，比如遣返资金的收入等等，在这方面他们需要有担保。而这些外资的持有当然实际上是对外商投资者来提供担保，所以我并不想说哪个对哪个错，但是在资本帐目赢余方面有三种这样的解释，也许这三种解释当中任何的一种都没有完全的解释资本帐户的发展，但是第一个解释就是央行来接入，这是不是你的解释呢，您是不是这样认为？

　　听众：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观点，我认为余永定教授给我们非常好的揭示了一下中国的外部不平衡现象，同时他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政策建议，我是完全和余永定教授保持一致意见的，特别是关于外商投资的政策和鼓励出口的政策方面，我完全同意余永定教授的观点，实际上对于解释中国外部的不平衡是非常有用的。我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就政策建议而言，余永定教授能否来给我们看一下哪一个政策建议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实际上给我们列出了一长串的政策建议，我就是不知道您认为哪一点最重要的，哪一个政策是立即就应该被执行的。

　　第二，您讲到了经济的周期、经济的循环，您提到中国的经常帐目是处在赢余，而当他的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是这样，那么基本上我们是同意您的观点的。不是说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如果我们看一看历史的话，这也是很对的。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情况让人们有些摸不着头脑，自03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我们很难说是不是过热了，但是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强劲的，在过去的两年当中。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贸易节余还有我们贸易的顺差也是迅速的增长，我们如何来解释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余永定：首先我同意Caio KOCH—WESER教授的观点，同时我也同意Dennis SNOWER的意见，他做的评论都是对的。

　　第二，Dennis SNOWER先生讲到了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区别，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指导性意见的。我认为这的确是长期的问题、长期的要素。

　　另外，他也提到了人口统计方面的要素，这也很重要。因为我也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我是提到了Midsuhiro FUKAO教授，这里面也有一个要素，就是老年依赖比，依赖比在50年代的时候是70%，大家都知道这个比率是在逐渐的下降的，因为现在的小孩越来越少了，05年的时候这个依赖比是降到了43%，而且这个比率会继续降，在2010年根据中国当局做的预测，这个依赖比会降至41%，然后这个比率会有所上升，这是统计因素造成的，我对中国增加潜力还是很乐观的。

　　您也提到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这也是很正确的，实际上我们两年前已经关注这一点了，两年前计划办写了一个很好的例文，就是讲中国如何建立起的自己的社会服务提供体系，我们也是参考了智利这个模型，很遗产没有时间继续讲这个问题。

　　刚刚韩国朋友也问过我，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依赖于它的纺织品行业，还有制造业，还有IT业。在这些行业部门当中这个赢利率是3.5到5%，在纺织行业的赢利率是3.5%，如果这个升值比率高于3.5%，很过企业都会破产，这是中国当局非常重视的问题。当然我认为3.5%这个比率不一定全对，因为有好的企业有不好的企业，即使有超过3.5%这个水平的也是有一些企业倒闭，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做了很多相关的调整。我认为这些关注都是合理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必须要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我们外国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在中国所处的不同的环境。

　　做起来总是比说起来难得多，所以如果我是行长的话我说升值是很容易的，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问题，就是广场协议。我想说这里最重要的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危险的来卖美元，从中受益。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中国的这位同事问了最重要的政策是什么，我很难把这个政策做一个排序，哪个最重要哪个不重要，但是我认为有一些政策是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有些则是要逐渐的来采取的，而其他则是要等一段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应该取消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国内和国外的企业应该有同样的税率，这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一条，如果你想要做那明显就可以这么做了。

　　你还提到了对中国的经常项目的一个影响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很明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经济进口增长是在缓慢下来，而出口则要看很多不同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并不难解释现在的格局。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我想我没时间回答了，也许我们可以会下来讨论这些问题。

　　Caio KOCH—WESER：我想我们根据余永定先生的论文做了很好的讨论，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还会有非常多的政策上的议题介绍，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同意余永定先生的观点的，中国有一系列的政策可以遵循。

　　余永定先生也提到了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待遇的问题，还有出口的政策，有些政策已经放在了十一五计划当中的，还有其他人也提到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相信金融行业的改革应当加快。我们看到中国有入世的承诺，就是给外国银行到12月的时候有平等的待遇，作为管制者来说，很多的计划都已经在微观的角度之上看待了这些问题，如果要加快这个行业的改革，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

　　第三，城市化的政策。Midsuhiro FUKAO教授也提到这是不同的话题了，但是我想中国政府要求进入更深入这个城市化的政策，因为在涉及到了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土地政策等等，这都是面临的紧迫的问题。

　　第四，关于社会保障的形式。正如余永定教授刚才所说的，我想余永定教授的论文应该广为散发，中国政府已经试验性的开始做一些工作了，在某些省已经开始做了。

　　另外，汇率政策的协调。在亚洲我想以前我们也已经讨论过，所以我们应该鼓掌感谢作出这么一个好的论文，也感谢讨论者参与这样一个讨论。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