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保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投资，虽有制度滞后于实践的历史背景，却也凸显了决策人与执行者的冒险，交织着权力寻租的“灰幕”

　　□ 本刊记者 胡润峰 杨海鹏 付涛 季敏华 罗昌平 历志钢/文

　　成立八年的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上海社保局）正陷于有史以来最大的漩涡中。

　　主政多年的局长祝均一在7月中旬被中纪委“双规”，8月9日再被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免职。官方消息称，祝涉嫌违规操作社保基金及受贿。 财经观察：再谈祝均一案警示社保转轨风险

　　与祝均一案发同时，上海民营企业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张荣坤新闻,张荣坤说吧)也被监视居住。这名32岁的亿万富翁是华东多条高速公路的控股人，也是上海市政府间接控股的H股上市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2727，下称上海电气）副董事长，近年来在多个产业投资逾百亿元。 >>>我来说两句

　　初步证实，张荣坤于2002年初从上海市政府下辖公司购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99.35％的股权，曾从上海社保局借贷约32亿元。张将其中的11亿元支付沪杭高速股权款，余款转作他用，令社保资金蒙受巨大风险。

　　相关官员及国企领导“落马”的消息接踵传出，分别是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上海电气执行董事韩国璋；最近的一位，则是8月15日被上市公司公告“接受调查”的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被传唤接受纪检机关谈话询问的当地官员亦不乏其人。

　　短短一月内，政府官员与民企富豪相继被查，在多年来甚少负面新闻的上海引起极大震荡。尽管司法程序尚未展开，外界难明就里，但上海社保局历年来违规乃至违法操作的内幕，已被揭开一角。

　　《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获悉，上海社保资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即因进入房地产等行业出现投资亏损。为止损，更为“增值”，政府一度将全市社保资金委托浦东发展银行（下称浦发行）社保部经营，高峰时超过100亿元。浦发行1999年上市后，社保部脱钩，经过一段过渡期，至2002年转回社保。其时，部分资金仍在房地产业中沉淀；而转回上海社保局的自营部分，又再度进入“长期项目”。

　　这期间，是中国社会保障机制从草创至摸索、又在无序中不断走向规范的15年。其间，上海社保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投资，虽有制度滞后于实践的历史背景，却也凸显了决策人与执行者的冒险，交织着权力寻租的“灰幕”。上海社保收缴在全国名列前茅，向以高效、足额发放养老金闻名，但近年也已收不抵支，加上对外投资所埋下的隐患，未来支付风险不可小视。

　　长期以来，上海政府部门集社保资金行政主管与投资运营人为一身，即便在社保资金法制监管、市场运营呼声日高的今天，也未有实质性改变。这一超强垄断的现实，既构成上海社保之于全国社保的案例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今日乱象之源。

　　祝均一被免职后，上海社保局长一职由原上海杨浦区区长蒋卓庆接任。现年48岁的蒋卓庆是“老财政”，曾任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曾有名言“工作好不好，评价权在老百姓”。

　　如今新社保局长所面临的，既有过往之乱，更有现实之困。上海社保何去何从，今后当引起持续关注。

　　祝均一与早年上海社保

　　“1996年前后，是社保基金投资房地产的高峰期，投入资金在60亿元左右，但社保投资性质不清，产权不明，非常危险”

　　此次卷入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祝均一，现年55岁，早有声名，由青年企业家而入仕途。

　　祝均一祖籍浙江海宁，生长于上海。15岁初中毕业后赴黑龙江当知青，十年后返城，在街道生产组做工，因才具脱颖而出，将生产组改制为上海卢湾区春雷电讯厂；之后，以春雷厂联合十家街道工厂组建多灵有限公司，任经理。公司多有盈利，成上海街道企业典范。祝一跃而为上海经济改革先锋，屡做演讲，广为报道，是当年官方媒体报告文学的主角。

　　1985年，34岁的祝均一被破格提拔为卢湾区集体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从此入仕。之后十年，祝历任上海市集体事业办副主任，上海市经委副秘书长、副主任等职。1996年，祝均一以上海市经委副主任之职兼任上海劳动局局长，从此与劳动社保打了整整十年交道。

　　祝均一履新劳动局长当年，上海申宝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下称申宝公司）已运营四载。申宝公司由上海市退休费统筹管理所划拨1亿元资金创立，后者正是早年上海市统管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缴交、发放的全权机构，隶属上海市劳动局。申宝的使命，则是利用养老金“部分结余”投资房地产，以“保值增值”。申宝公司之于上海劳动局，其实是政企不分，相关人员既是劳动局干部，又是申宝公司高管。

　　知情人透露，申宝早年既涉足房地产，也买卖当时紧俏的钢材，因操作水平低下，造成逾2亿元亏损，曾遭中央审计部门调查。

　　1993年初，上海市社会保险管理局成立，下设上海市养老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统一经办全市社保基金，同样是集行政管理与商业运营为一体。原上海市退休费统筹管理所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申宝公司也相应划转上海市社会保险管理局。

　　鉴于申宝公司经营社保基金严重亏损，上海市政府意欲将全市社保基金转予专业金融机构运营投资，1992年方始成立、本身亟需业务的浦发行遂成首选。

　　约在1994年，浦发行成立社保基金部，专司接口社保基金。原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人事处长张洛敏调入浦发行，任社保部主任，从此在前台主掌社保基金运营大权。

　　随后，上海社会保险管理局将超过40亿元社保基金划入浦发行社保基金专户，后者对政府有保底收益的承诺。

　　社保基金这一托管运营模式，曾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也曾写进1994年颁行的《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办法》。《办法》第四十一条称：“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运营委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进行。”

　　然而，相关制度的“正名”，并不必然确保早年社保基金走上合法和理性的投资轨道。浦发行社保部在受托巨额社保基金后，面临巨大的投资增值压力。此时，上海房地产市场开始升温，巨额社保基金遂大举投向楼市。

　　“1996年前后，是社保基金投资房地产的高峰期，投入资金在60亿元左右。但社保投资性质不清，产权不明，非常危险。”一位接近早期浦发行社保基金部的知情人告诉《财经》记者。

　　投资乱象

　　“我们之前所担心的所有问题，全部集中爆发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社保基金投入的五大房地产项目均已动工，分别是如今的明天广场、永银大厦、东银大厦、东海广场和来福士广场。

　　然而，社保基金选择投入上述房地产项目，并非全部由受托机构浦发行社保部主导，当时的上海社会保险管理局也不是最终拍板人。其中主要项目系指令项目，有些项目所有人根本没有资金开发，只是拥有一块地块，甚至连地价也未支付，全靠社保基金启动开发。而在最初，大笔社保基金投入，只获得“参建”的身份。

　　这是一种严重不规范的投资行为。由于有关房地产项目未成立项目公司，社保基金的巨额投入无法构成产权投资，只能采取借款参建形式。当时的合作方式，是由社保基金与项目所有人签约，后者承诺先还本付息，待项目建成后再予分红。

　　当年社保基金借款与浦发行社保部商定的利息，是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和物价指数之间取高者，再加两个百分点，由此最初确定的年息约在15％至20％；分红比例则一般定为四六开，项目合作方得四成，社保基金获六成。这是一个如意算盘——假设房地产项目开发完毕，全部售出，则社保基金既能收回本息，又能获得丰厚分红。但是，如果项目开发失败，合作方并没有一分钱投入，完全可以一走了之。约定的借款利息高达20％，形同高利贷，即便打起官司来，也不会获得法院认可。所有的风险都落到社保基金头上。

　　很快，上海社保基金就遭遇了第一次重大风险，“我们之前所担心的所有问题，全部集中爆发了。”知情人说。

　　这个骤然爆发危机的房地产项目，就是东海广场。

　　惨败东海

　　“社保基金投资东海广场，最终什么也没得到，简直是一场闹剧”

　　东海广场项目位于上海南京西路1688号，最初由上海天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天怡公司）拥有。天怡名为民营企业，但背景相当复杂，其中一度包含不明“干股”。天怡在获得东海广场项目后，因手头没有资金，迟迟未能开发。

　　1994年，浦发行社保部受有关指令向东海广场投资4.8亿元，项目由此动工。然而天怡公司一直拒绝就东海广场设立项目公司。浦发行社保部虽有巨额投资，但不能体现为项目产权，只能采取借款名义。

　　东海广场启动开工后，天怡将建设用地许可证等全部办理到自身名下，而非与浦发行社保部共同持有，理由是浦发行作为银行，不能投资房地产项目。此时，浦发行背后的社保基金的投资权益，已被完全虚置。

　　至1998年，因中央清理整顿社保基金投资，上海社保基金后续投资受阻，东海广场就此停工，合作双方矛盾激化。天怡公司铤而走险，擅自成立了上海天堡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天堡公司为中德合资企业，天怡在其中的投资，正是来自东海广场的相应资产。天怡此举，意在抛开浦发行社保部，转向外方融资。

　　1999年1月，浦发行社保部将天怡公司告上法院，要求中止后者侵权行为，并明确自身在东海广场的投资。由于东海广场自始至终未能成立项目公司，法院判定浦发行社保部的投资无法律效力，东海广场项目所有人仍是天怡。

　　法院判决天怡公司偿还4.8亿元借款本息，由于当初浦发社保部与天怡约定的将近20％的借款年息过高，明显违反信贷政策，得不到法律保障。最终，法院判决天怡按正常贷款利息还本付息，总计约5.48亿元。

　　然而此时，东海广场仍然“烂尾”，天怡公司根本无法还本付息。之后，经上海政府有关部门安排，由当地一家国有企业接盘东海广场，社保基金方始收回5.48亿元本息。

　　“社保基金投资东海广场，最终什么也没得到，简直是一场闹剧。”当年参与诉讼的一位人士说。

　　危险的“安联模式”

　　“安联模式”突出反映了上海社保基金集基金管理人、投资人和经营者于一身的种种弊端。无论是社保基金的增值收益，还是安联公司的资金负债，已经形同一场往来平账的纸上游戏

　　从1996年起，上海社保基金经营高层意识到“借款参建”的巨大风险，开始要求与合作方成立项目公司，将社保基金的投入规范为产权投资。

　　于是，浦发行下属上海东展有限公司（下称东展公司）走上前台，成为社保基金的投资主体。东展公司虽名为浦发行全资公司，实际注资悉数来自社保基金。

　　1996年起，明天广场等房地产项目相继成立了项目公司，体现社保基金投资的东展公司在项目公司中持股60％，另外40％股权则为合作方所有。

　　“这又形成了一个悖论：合作方事实上没有一分钱投入，为何能白白在项目公司中持股四成？他们顶多是把社保基金投向项目的资金，拿出一部分作为自己在项目公司中的注资。”浦发行一位前中层说，“我们决定有步骤地将产权全部收归己有。”

　　以上海明天广场有限公司为例，1996年公司成立时，注资2000万元。工商资料体现为东展公司注资1200万元，合作方注资800万元。至1998年，上海安联投资发展公司（下称安联公司）增资8000万元，持股明天广场80％，原有两大股东的持股被摊薄为12％和8％。至2000年，持股8％的原合作方彻底退出，明天广场成为安联和东展各自持股95％和5％的公司。

　　1998年现身社保基金投资前台的安联公司，实际上是由原申宝公司在1998年更名而来。也正是从1998年以后，安联公司取代之前的东展公司，成为上海社保基金投资房地产的企业法人主体。原先的三层投资架构——社保基金注资东展，东展再投资房地产项目公司，因安联的介入，转为更为复杂的四层架构。在股权上，安联公司由东展公司全资所有。

　　“这种架构，其实是将社保基金投资置于更为杂乱而尴尬的境地。”早年参与上海社保基金运作的一位资深经理人说。

　　一方面，社保基金借东展公司曲折进入安联，在安联公司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巨额借款；另一方面，社保基金对外需要显示“增值收益”之绩效，每年在账上获得不菲的“投资收益”。这一投资收益，又体现为安联公司每年的巨额资金成本，进一步放大了负债规模。

　　事实上，除了东海项目投资失败，1998年后以安联名义投入的明天广场等四个房地产项目，有的长期“烂尾”，有的不能保证正常收息，安联公司投资收益并不显著。所谓“安联模式”，突出反映了上海社保基金集基金管理人、投资人和经营者于一身的种种弊端。无论是社保基金的增值收益，还是安联公司的资金负债，已经形同一场往来平账的纸上游戏。

　　1999年浦发行上市前夕，这一危险的游戏已经难以为继。

　　真假脱钩

　　就是在各地社保基金全力清收早年投资的1999年，已是形同“看守内阁”的浦发行社保部，作出了一个继续投资房地产项目的大胆决定

　　浦发行于1999年末上市。上市前夕，自1994年以来受托账外运营的逾百亿元社保基金，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要么将这100多亿元社保基金放进表内，体现为社保基金在浦发行的存款，而之前的社保基金投资，则表现为浦发行的贷款；要么将社保基金全部划出，还归上海社保局自己经营。”一位参与上市的浦发行人士说。

　　此时的上海市，已于1998年将原劳动局和社会保险管理局合二为一，并为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由原劳动局局长祝均一出任合并后的上海社保局局长。当年47岁的祝均一，从此掌管上海全市社保基金大权。

　　同样在这一时期，中央有关禁止社保基金乱投资的文件接连出台。最早是在199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6号文”），明确规定社保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支付费用，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之后在1999年，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就上述社保基金投资原则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

　　从1998年起，中央有关部门连番调查社保基金投资问题，各地社保部门纷纷整饬门庭。当此情势之下，由祝均一主政的上海社保局也开始大力清收以往投资。

　　1999年，浦发行最终与上海社保局达成协议，将受托社保资金悉数划转社保局。双方同时约定三年过渡期，过渡期内，由浦发行和社保局共同清理以往投资项目，收回资金。

　　此时的浦发行社保部依然保留，张洛敏依然担任主任，主要任务变成了变现资产，清收贷款。

　　“我是在1999年初认识张洛敏的，他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和他谈事，感觉就是在和高人交手。”早年接触过张洛敏的一位知情人说。

　　就是在各地社保基金全力清收早年投资的1999年，已是形同“看守内阁”的浦发行社保部，作出了一个继续投资房地产项目的大胆决定。

　　“张洛敏当时告诉我，社保基金在万都中心有5.5亿元的投资，现在万都烂尾，钱眼看收不回来。他考虑继续投资，把大楼盖完。”前述知情人回忆说。

　　身陷万都

　　万都巨额银行贷款以及房产被悉数查封的事实，似乎表明今日的万都并未完全“解套”。上海社保基金对万都超过十年的巨额投资能否最终收回，至今仍是未知数

　　万都中心由上海万都中心大厦有限公司全资持有，公司最终权益人，系湖南籍港商钟建国。

　　万都中心位于上海虹桥经济开发区兴义路8号，上海社保基金早在1995年即已投入万都中心。投资方式，同样是早年含混不清的“借款参建”，至1999年初，社保投入万都累计已达5.5亿元本金。

　　“钟建国当时没什么钱，他在拿到社保的投资后，迅速抽走去开发其他项目，再将万都的地块向银行做抵押贷款，用贷款来建房子。”接近钟建国的一位法律界人士说。

　　至1999年初，因后续资金投资受阻，工程业已过半的万都中心停工。“张洛敏对我说，设计规模54层的万都中心是上海浦西第一高楼，有领导指示一定要建成。如果资金不够，就让社保基金继续投入，否则钟建国就死定了。”上述法律界人士透露。

　　约在1999年底，张洛敏主管的浦发行社保部与钟建国签约，以预付房款名义向万都再投7亿元，即万都中心竣工后，向浦发行交付价值7亿元的房产。而实际操作方式是，一旦万都中心竣工发售，则钟建国向浦发行社保部还本付息，“卖一套房子，就还一套房子的钱。”

　　如今看来，上海社保基金早年投资或可诿过于无法可依；但在1999年各地在中央三令五申下大力清收投资之际，仍继续投入风险极大的房地产，明显属于违法违规之举。

　　在获得社保基金巨额后续投入后，万都中心终于2002年竣工。今年8月中旬，记者来到位于上海虹桥经济开发区兴义路8号的万都中心，只见这栋54层的大厦周身以豪华玻璃幕墙包裹，气势恢弘，各楼层几乎全部出租，据称出租率高达93％。

　　而在上海长宁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房产资料中，显示万都中心除五层楼宇业已出售，其余楼层全部于2006年5月被上海市第一中院查封，查封原因是“诉讼保全”。《财经》记者获悉，此案申请查封人正是安联公司，案由是追讨委托贷款，诉讼标的额为4.5亿元。

　　浦发行2005年年报显示，上海万都中心大厦有限公司是浦发行最大贷款客户，贷款余额为12.05亿元。《财经》记者采访中获得证实，这笔巨额贷款，系早前社保基金向万都的12.5亿元借款，经重组辗转变更而来。万都巨额银行贷款以及房产被悉数查封的事实，似乎表明今日的万都并未完全“解套”；而上海社保基金对万都超过十年的巨额投资能否最终收回，至今仍是未知数。

　　“这几年因为上海房地产飙升，社保基金当年的投资才有可能解套。张洛敏很能忍，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浦发行一位资深人士评价说，“这好比一场原本必输的赌博，万幸地挺过来了。”

　　据悉，目前仍担任着安联公司董事长的张洛敏已在2002年前后正式离开浦发行，全家也早已在澳大利亚置业。

　　重回“申宝时代”

　　祝均一执掌下的社保基金与年金管理“两大中心”，似乎也并未能显现出超越以往的财技，反而暴露出更多的混乱和尴尬

　　正是在张洛敏离职的2002年，浦发行最终将受托社保基金与上海市社保局交割完毕。

　　同年，祝均一主持下的上海社保局相继登记成立了两个事业单位：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中心（下称社保中心）和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下称年金中心）。

　　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年金，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倡导养老保险制度“三支柱”模式中，除个人自愿储蓄性保险之外的两大支柱。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缴交账户构成，统筹账户由企业缴交，用于当期退休金支付，“现收现付”；个人账户主要由个人缴交，用于实名制积累，在职工退休后一次性或分期全额支付。但在之后的实践中，由于统筹账户存在巨大支付缺口，各地社保部门均调用个人账户资金用于当期支付，个人账户长期有名无实，常年处于空转之中。国家自1997年以来严格限制社保基金投资渠道，只许购买国债及存入银行，即是出于保障资金流动性，满足当期支付的考虑。

　　相比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为积累式基金，并不用于当期支付，因此更具有籍多元化投资增值的需求。国家自1995年推进企业年金缴交以来，对这部分资金的投资渠道，向无明确规定，亦无相应限制，一般理解视同社保基金。

　　正是在2002年，彻底收回了社保资金运营权的上海社保局，仿佛重回十年前独自运营社保资金的“申宝时代”。此时，非但全市社保基金的运营大权仍旧掌控于政府之手，原本可自主选择投资经营主体的数十亿企业年金，也牢牢握在社保局手中。

　　然而这一次，祝均一执掌下的“两大中心”，似乎也并未能显现出超越以往的财技，反而暴露出更多的混乱和尴尬。

　　社保中心成立于2月。同年3月，宛如平地拔起的年轻富豪张荣坤以32.07亿元的价格，收购政府所持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路桥公司）99.35％的股权，从而获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收益权。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张氏收购资金正来自社保基金。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一位人士向《财经》记者证实，这笔资金总计约32亿元，以社保基金通过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贷款的形式，放给了张荣坤旗下的福禧投资。

　　可能因为社保基金贷款的违规性质，这笔巨款不仅无可靠抵押，而且在后来福禧投资为发短期融资券而发布的审计报告中亦未提及，其风险之高可想而知。

　　这一年的4月及6月，“上海社保基金结算管理中心”的名称，分别出现在金丰投资（上海交易所代码：600606）、东方热电（深圳交易所代码：000958）两家上市公司流通大股东之列。投资股市不比暗中放贷，社保身份一旦暴露，立即遭到外界强烈质疑——早在1997年投资渠道即被严格限制于债权及银行存款的社保基金，居然在2002年仍投资股票，好比明火执仗。

　　敏感的上海社保中心迅即从上市公司抽身，国内A股流通股股东中，不复见其踪影。正是在此后的2002年12月，上海企业年金中心正式注册成立。以后的上海社保局，对二级市场屡有投资，但所用名义皆为年金中心，盖因积累制的企业年金投资渠道，并无明确的政策限制。

　　年金中心的掩护作用不仅仅在股市。2006年8月10日，有关公告显示，福禧投资已收到上海市第一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宣称因“借款合同纠纷”，法院已应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提出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依法查封、冻结福禧投资相应资产。8月17日，《财经》记者再度获悉，上海年金中心已于当天——即诉前保全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正式向福禧投资提起诉讼，诉讼标的约为32亿元。法院当天立案。

　　稍梳理时间即可明了，上海年金中心之成立，远在福禧投资获得上海社保中心借款数月之后。个中明显的时间差，又该如何解释？

　　政府之手

　　“2004年后，银行对房地产项目的贷款审批日益严格，而且需要采取近乎苛刻的抵押方式。相比之下，上海社保发放委托贷款，几乎不需要经过什么贷款审核”

　　多位知情人透露，上海社保长期将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混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委托浦发行社保部运营时，高达100余亿元的社保资金中，既包含社保基金，亦包括企业年金。

　　2004年5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时颁行《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年金运营采用信托模式的基本框架，并首次提出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多元化主体概念。两大《试行办法》，打破企业年金由政府长期一手包揽的积弊，欲以市场化运作取而代之。

　　2004年，全国共有37家企业获得企业年金托管人资格，年金市场化运作迈出了第一步。由此，各家企业可自主选择合格的年金托管人，以市场化方式运营增值本企业的年金。

　　这一年，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年金积累结余84亿元。托管权和运营权全部掌控于上海社保局之手。

　　2003年至2004年，上海年金中心频频现身股市，最高峰时成为19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期间，上海年金中心在二级市场的操盘手法投机性强，多与券商庄股同进退，曾受到市场不少讥评。

　　2005年末，面对外界日益高涨的年金市场化运作的呼声，上海社保局副局长鲍淡如曾回应：“谁的投资回报高，投保人自然愿意把钱交给他。”据鲍彼时公开透露，上海年金中心所掌握的年金已高达110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国内第二大地方官办年金中心深圳年金中心，仅掌握资金13亿元。

　　时至今日，外界仍未见上海年金运作走向市场化的明显迹象。

　　除了进入股市，上海年金中心还频频将巨额资金用于委托理财以及委托贷款，其中一部分资金委贷给沪上房地产商。《财经》记者曾有机会与一位安排贷款的中介金融机构负责人交谈，确知年金中心于2004年曾通过该机构，向华东某市一房地产公司发放8亿元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三年，年息约7％。

　　这家房地产公司原本计划向当地银行贷款，但银行贷款审批耗时较长。在通过中介找到上海社保局后，后者仅在两个月内即将8亿元现金一次性打入。

　　“2004年后，银行对房地产项目的贷款审批日益严格，而且需要采取近乎苛刻的抵押方式。相比之下，上海社保发放委托贷款，几乎不需要经过什么贷款审核。”该金融机构负责人说。“签署委托贷款协议的是上海年金中心，但他们的钱究竟从哪里来，我们就不知道了。”

　　与上海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200万人、收缴率在99.9％以上的规模不同，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年金，在上海仅110万人享受。这部分钱由企业和个人自愿缴纳，在企业工资总额4％之内可列入成本，积累之后用于个人未来较好的养老生活。

　　目前上海企业年金中心掌握了企业年金之大部，其运行外界无从知晓。仅在每年1月，人们可以在上海社保局官方网站上，看到一份关于“结算本市补充保险基金收益分配的通知”，其内容包括对各参保单位和个人上年补充养老保险账户储存额的收益分配率。今年初，这个数字是4％，较往年略低。

　　年金受益人无从知道，自己未来的这部分补充养老金投在何方？究竟是赚还是赔？

　　两个“中心”

　　何以专司基金监管的处室却成了参与运营的部门？监管和运营的合一，又意味着什么？

　　上海年金中心与上海社保中心，均注册于上海市中山南路685号。这是一幢外表灰暗、略显陈旧的大楼，仅在楼内的一块楼层指示牌上，才能看到有三个楼层标注着“上海社会保障基金结算与管理中心”的字样。

　　楼内工作人员称，这里至少有五个楼层属于社保中心。社保中心法定代表人、主任徐爱平的办公室位于907室，记者赶到时，多位工作人员称徐主任有事出门了。

　　然而在685号大楼内，记者遍寻不到上海年金中心的办公场所。经多方询问，均被告知年金中心并不在此挂牌办公。再问年金中心法人代表、主任张强林在何处办公，有工作人员回答：“张处长和福保处早就搬到天山路去了。”

　　上海事业单位登记资料显示，社保中心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承办养老、医疗保险基金征集、支付、管理；按政策拟定操作办法与管理”。而年金中心则负责“承办企业年金的收缴、个人账户管理和发放；负责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运营和收益分配”。

　　但在社保局的官方网站上，总计18个处室与15个政务执行单位中，却只有社保中心，并无年金中心。该网站上“管理运营企业年金”的职能属于福利保险处，处长正是被登记为年金中心法人代表的张强林。

　　记者来到位于天山路1800号的上海市社保局大楼，在六楼一间标记“福利保险处”的办公室内，找到了张强林本人。

　　这位40余岁的处长似乎对自己“年金中心法人代表”之名并不熟悉，一听《财经》记者问及企业年金，立即有些激动，手抬得很高说：“外面的人不知道，乱说的！我不管年金。”接着，他明确告诉记者：“我们这个部门管的只是企业年金的政策制定，年金的具体运作是基金处在管。”

　　张强林所称“基金处”，全称即“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现因祝均一案正在接受调查。没有人能够解释，何以专司基金监管的处室，却成了参与运营的部门；监管和运营的合一，又意味着什么。

　　地方社保安危

　　“除非明天广场能卖出超过50亿元的价格，否则安联公司对社保基金的负债就不可能做平”。与此同时，上海社保收支缺口危机正在浮现

　　多年来屡禁不止的违规违法投资，以及因投资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潜在风险，还仅是上海社保如今面临困境的一个方面。困境的另一方面，则是日益扩大的地方养老保险金缺口。

　　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统计，上海用于基本养老的社保基金（含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余额在2000年为93.1亿元。然而，2001年、2002年两年均是收不抵支，当年收支缺口分别为19.5亿元、23.5亿元；2003年至2004年，社保基金当年收支出现盈余，分别为4.6亿元、6.2亿元。至2004年末，上海社保基金历年积累结余为80.5亿元。

　　这只是上海市社保局上报的公开数据。上海市发改委曾于2004年委托有关人员对上海市企业年金作专项研究，最终形成一份名为《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模式研究》的正式报告。报告获得上海市社保局大量一手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社保基金从2000年开始，出现当年收支赤字7亿元，2001年至2002年，收支赤字骤升至30亿元和40亿元。

　　对此，报告特别指出，“如果没有大的制度改革，原有的一点积累将在数年内用完。”

　　报告还称，上海即将进入老年人口加速增长期，“老龄化高峰期将出现在2020－2030年间，届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到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养老保险制度将经受最严峻的冲击。”

　　对此，北京有关社保监管专家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地方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但在目前年金账户与社保基金账户业已分开运营，未来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也将分开运营的情况下，有关投资增值行为已经得到分类规范。

　　“无论如何，社保基金目前主要用于当代现收现付，绝对不允许挤占挪用、违规投资，以往的违规投资必须严肃查出，予以追回。”前述专家说。

　　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98年以来，全国清理回收往年被挤占挪用的社保基金达160多亿元；至2005年底，还有10亿元没有收回入账。

　　这个数字，显然还不包括上海可见的大批违规资金。上海社保早年典型的违规投资主体安联公司，如今也仍在继续承担早年投资的巨额亏损。最新财务报表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安联公司借款总额高达52.72亿元。

　　这些巨额借款，全部体现为对上海社保基金的负债。

　　安联公司旗下曾有东海广场、万都中心等五大房地产项目，后经陆续处置，目前主要资产仅余位于上海市黄陂路上的明天广场一处资产，除此之外仅有一些零星投资。

　　明天广场早年亦曾长期“烂尾”，至2002年方才竣工开业，如今由国际酒店物业巨头万豪集团进行管理。2005年末以来，上海市社保局曾与多家中外投资方接洽，意欲抛售明天广场物业，将投资收回社保基金账户。卖方一度开价32亿元，但买卖双方未曾进入实质性谈判，上海社保局即单方面宣布停止出售。>>>我来说两句

　　知情人透露，上海市政府已安排市国资委全盘接受安联公司资产负债，未来再计划由国资委出面寻求买家，整体出售明天广场资产。“除非明天广场能卖出超过50亿元的价格，否则，最终可能还要求助于用财政资金填缺口。”■

　　本刊记者任波、程喆、凌华薇、于宁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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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