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详解医改之争 首先要恢复医院的公益性

　　3月7日上午9点，北京21世纪酒店，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界88名委员联组讨论会。卫生部部长高强(高强新闻)、财政部副部长王军等与医改 相关的部委官员到场。中国医改问题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最专业的“交锋”。

　　有政协委员当场提出，医改方案不能老关在屋子里研究。

　　高强解释说：“总要先在屋子里头研究出一个东西来，要是没有一个东西，七嘴八舌，是很难集中一个意见的。”说到这里，会场上响起了笑声。

　　“我们在制定方案过程中，会征询和听取各位委员的建议和意见。在适当的时候，恐怕还要举行听证会甚至网上公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高强接着说。

　　随后，高强针对委员们的一些疑惑，就中国医改方案上的一些重大争议问题作了说明。

　　“恢复医院的公益性”

　　在高强20多分钟的总结发言中，公立医院的改革问题，在他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优先位置。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的医疗卫生机构，首先是我们公立的医疗卫生机构恢复好它的公益性。”高强自问自答道。

　　“我们的院长不能够整天为创收而发愁，应该考虑为群众提供良好的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医疗事故，保障患者安全，这是医生和医院最基本的职责——创收不是他的职责。”高强进一步说。

　　在高强之前发言的11位医药卫生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中，有好几位都提到了公立医院的问题。问题虽然都是老话题，但指向却非常明显：公立医院作为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供给方，其供应的短缺正是医改的核心问题。

　　卫生部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过去20多年，全国80％的医院是公立医院。1978－2005年间我国卫生总费用增加了77倍、个人卫生开支增加了198倍，而同期医院、诊所、医生和护士数目却只分别增加了1－2倍。

　　但医疗需求却是居高不下。从1997年以来的十年中，全国卫生总费用增加了1.7倍（增量绝对值是5399.8亿元），个人现金卫生开支增加了1.6倍（增量绝对值是2775亿元）。

　　占据医疗市场主体地位的公立医院自然被推上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风口浪尖。

　　“现在我坦率地说，大家对医疗服务不满意，主要体现在医院里。”高强说。

　　一位委员在会上直言：20多年来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政策催生了医院的“三补”:医疗亏损副业补、买药受控检验补、主业受困副业补。“三补”带来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不合理的大处方，引起费用的剧增。

　　另一位委员谈到，现在公立医院的支出很大，要补偿其支出，主要有三个来源，一个是财政补助，即政府投资。第二是医院服务的收入，住院费、挂号费、手术费等，第三就是药品批零差价以及回扣。现在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大概占医院总收入的10％不到，所以公立医院主要靠提供服务和药品来补偿它的支出。这种过度的市场补偿，必然出现种种不规范的行为。

　　高强将委员所说的这些不规范的行为，称为“不好的制度”。“这种机制和我们公立医院要建立一个公益性的医疗服务机构相去甚远。它自己创收养活自己，而且创收的收入可以自行分配，这怎么能够维护它的公益性呢？”高强反问道。

　　讲到这里，因为牵涉到对医疗事业的财政投入问题，到场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也作了回应。

　　“我给大家报三个数：2003到2007年，连续五年的预算安排，中央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是各重点领域里面财政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第二个数：2006年预算报告里，中央财政安排的投入增长率是65.4%，同比该年的教育增长是39%；2007年，中央财政投入卫生事业的增长是86.8%，教育是41.7%。”王军说。

　　王军表态说，随着我们我们国家财力的增强，“我们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逐步消化解决。”

　　“先低水平覆盖，再逐步提高”

　　之前媒体认为，我国医改方案参照的是英国模式。所谓英国模式，是指英国、北欧、南欧、与英国历史上有过殖民关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全民公费医疗，民众看病治病大体上免费，而医疗费用由国家财政支付。

　　但在3月7日的会议发言中，高强明确否认了我国医改参照英国模式的说法。

　　“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以外，绝大多数都不是由政府把医疗服务包揽，都是通过社会的力量共同筹资。包括政府、包括企业、包括个人。”高强说。

　　“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德国模式，就是由国家立法、实行全民医保。个人要交钱、企业也要交钱。如果有些特别困难的群众，个人交不了钱，那就有政府补助，帮助他参加医疗保障。”高强转而介绍起德国模式来。

　　不过，对于德国模式，高强同样也表示“不会照搬”。

　　“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国家的情况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又有些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城市里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很大。所以在短时期内，我们国家一个城乡统一一体化的全民医疗保险 建立不起来。”高强说。

　　高强在发言中算了一笔小账——按照城镇职工每年1100元的医疗保险费用计算，全国13亿人口每年就是1万4000多亿。而农民年均收入一共才3000多，这就意味着要拿出他的三分之一收入进行医保，“这是不可能的”。

　　另一位政协委员也提到中国医保与德国模式的不同——在德国，职工参保时，他们没有工作的配偶和未成年的孩子都自动被纳入医保，无需缴纳一分钱。但我国目前还只限于职工本人参保。

　　“城乡统一一体化的全民医疗保险虽然短期内建立不起来，但是不同层次的不同形式的或者不同水平的医疗保障体系，要尽快建立起来。我们农村合作医疗今年要达到6亿农民参加。农民拿出一点钱、政府补助一部分钱；或者是城市非职工居民自己缴一部分，政府补助一部分。先把这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今后再逐步地提高水平。”高强解释说。

　　机制比资金更重要

　　对外界评论最多的新一轮医改的“利益之争”、“部委之争”问题，高强在会上也着重作出了澄清。

　　“（外界）说卫生部只强调基本保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只强调基本保障，并不是这样。”高强说。

　　高强解释说，基本医疗保健制度的研究过程中，主要是卫生部牵头提出一个研究意见，许多部门一起共同审议修改。而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和基本药物制度的专题则分别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家药监局负责牵头研究。

　　“这是各个部门的分工（不同），而不是不同部门有不同的意见。”高强反复强调，各部门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

　　事实上，现在推行的医疗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覆盖城乡居民的保险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科学规范的公立医院的管理制度等等多项内容。而在中央层面，这些制度分别属于不同的机构管理。

　　“这些研究制度的建立，涉及到各个部门的工作。而且缺少任何一个制度，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都不可能完善。”高强说。

　　高强第二个澄清的是机制与资金之间的先后关系。

　　“如果光增加投入，不转变机制，就达不到我们改革预期的目的。”高强否定了仅仅依靠增加投入的做法，而强调要把机制的作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他表示，政府增加投入必须与转变体制机制相结合。政府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要通过医疗服务，转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这才是医疗改革的基本目的。”

　　在这一点上，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也高调予以响应。

　　“没有钱万万不能，但钱也不是万能的。”王军表态说，财政部将积极配合发改委、卫生部一起认真研讨中国的医改之路。待医改大的路径、方案定下来以后，财政部一定“尽心尽力、主动买单、主动加大投入”。

　　高强认为第三种对于医改的误读，是说他不赞成全民医保。

　　“前两天有媒体报道，（说是我讲的）全民医保搞不起来。这是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城乡统一一体化的全民医疗保险虽然短期内建立不起来，但是不同层次的不同形式的或者不同水平的医疗保障体系，要尽快建立起来。”高强澄清说。

　　“现在有些地方，保障的随意性比较大。领导重视或者财政好一点，就保障了。有些地方不大重视就保障不了。”

　　他随即表述了一个理念——基本医疗服务首先做到的是功利性、不盈利性。免费医疗服务的目标近期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在现阶段，应该做到基本医疗服务不盈利不挣钱。

　　“就是首先要通过一个制度，把各项公共卫生保障下来。我觉得这完全能实现，也花不了很多钱。”高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