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收入正在迎来高速增长的临界点,金融服务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海外投资者普遍希望提高内资金融机构的外资参股上限。在刚结束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这再次成为中美双方争论的话题。
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对引进外资参股境内金融机构奉行了积极稳妥的方针。
对于东道国而言,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准入、提高金融机构外资参股比例存在下列潜在挑战,从制度建设等方面建成“防波堤”是提高金融机构外资参股比例的先决条件:外资金融机构存在强烈的“挑奶皮”(cream skimming)倾向,即逃避社会普遍服务责任,单纯集中于高收益业务。如果外资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所占份额很小,其挑奶皮倾向影响不大;但如果他们通过参股等方式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所占份额提高到一定程度,这种倾向就必须矫正了。金融机构外资化导致决策权迁移,金融机构行为要依据海外决策而定。跨国监管难度远远高于国内监管,从来就是对监管者和东道国的重大挑战。外资化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削弱,潜在风险上升。外资持股比例上升成为控股股东,意味着其侵害其他股东的能力增强。
在我们这个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大国,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股东利用其业务优势侵害中方和合资企业权益,这类案例我们早已屡见不鲜。在金融业也不例外,外资股东与东道国股东/银行之间存在利益争端,在中国,这种利益冲突激化的典型案例就是2006年新桥资本控制下的深发展股权分置改革“零对价”方案之争。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代表大股东新桥资本提出股权分置改革“零对价”方案,遭到其他股东一致反对和中国舆论的一致抨击,但法兰克·纽曼面对中国公众媒体时只语不谈遵循中国政府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原则的法规,而是大谈应该遵循美国法律,并声称“3个月后还是这个方案”,结果导致深发展(000001)这个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只股票(000001)未能如期完成股改,从而于2007年1月初与沪深两市其他未完成股改的40家上市公司一起被打入特殊的交易板块S板。这个结果将使深发展在一定时间里不能实现再融资,也就意味着届时其资本充足率不能达标,将导致银监会采取一些严厉监管措施,对深发展的发展有较大制约。
因此,在金融服务市场准入问题上,我们应当让国内公众和外国政府、投资者明白,对东道国的挑战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因为这是考验外资金融机构能否以符合东道国利益的方式去追求自身利益。为此,外资金融机构固然要在商言商,但也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中国能够承受的市场开放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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