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孟州6位农民因印刷派发举报村官及村办企业负责人经济不清问题的传单《正义的呼唤》而得罪当地相关官员,两度被公安司法机关用麻绳捆绑游街,并在全县媒体公开报道,还被法院一审判决获诽谤罪。
令人玩味的是,孟州之所以捆绑举报基层乡村官员的农民进行游街,是为着“封口”。
在依法治国成为风尚的今天,靠霸道“封口”很不得人心。当地有四五百村民两次致孟州市委书记的信里签名,强烈要求公安局释放这6位农民。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次庭审时,3名在场河南省人大代表旁听,事后形成的意见认为被告辩护和陈述权利受到侵害。人大代表甚至直陈:“被告人编写《正义的呼唤》目的是督促孟州市委、政府及有关领导,对村官经济不清问题作出结论并依法处理,不存在诽谤的故意”。正是在正义之声督促下,2007年5月孟州市法院对该案改判,但却发出认为6人“公然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但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那样十分矛盾的判决。(见《南方周末》2007年6月28日)不言而喻,孟州市靠动用公安司法手段去判处仗义执言进行举报的农民站不住脚。这宗官司发展如何,有待下回分解。
引起人们思索的是,孟州市官员为何把“封口”视作“改善投资环境”的“硬件”来抓?在孟州官员眼中,“封口”,也就是要封住那些不合他们调子的言论,封杀那些他们认为有碍投资环境的所谓“告状”。为着“封口”,不惜动用公安司法机关进行恐吓;为着“封口”,不惜重新拾起“文革”期间捆绑游街的霸道丑恶手段。
“封口”改善不了投资环境。道理很简单,从宪法法律角度而言,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有言论自由。按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孟州市6位农民举报村官村办企业负责人经济不清是履行公民权利的表现,因此,当地官员及公安司法机关没有任何压制的理由;从时下构建和谐社会而言,对农民进行“封口”,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密切党群政群关系,不利于人民群众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和干部队伍的监督,同样不利于改善当地投资环境。
相反,靠“封口”会严重影响投资环境。道理也不言而明,一个地方投资环境,不是靠官员吹出来的,更不是靠霸道压出来的,而是靠健全法制建设,靠和谐干群关系、靠诚信保证出来的。对举报农民实施“封口”,本身就是干涉公民自由,破坏法制的行为,也就是不和谐的表现。由此建立的投资环境人们就打上个问号,即使引得了几个商人前来投资,最终也留不住人。
话说到这里,或许人们会问,在全民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孟州市官员为何仍然对“封口”陋习“情有独钟”?看来,严重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教育基层官员。孟州市官员重拾“封口”的恶招,无疑令人们感觉到,某些基层的恶政阴魂不散,对官员法治教育仍然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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