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中国改革30年 回顾、反思与展望

　　2008年11月29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作为本次活动的网络战略合作伙伴从现场发回精彩报道。如下是华生(华生博客,华生新闻,华生说吧)的精彩发言：

　　华　生：

　　各位下午好！感谢主办单位，也感谢东道主光华管理学院。

　　改革20年之前，改革10年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写过一篇文章，1988年当时中国的社会比现在要焦躁得多，中国面临着三个前景，第一个是动乱的、平直的、腾飞的前景，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88年以后，很快经过短暂的动荡，稍稍迟疑进入了腾飞。改革开放30年，确实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的时候，我们同样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过去30年成功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现代化第一次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飞猛进，超过过去几百年，上千年，为什么成功？

　　一般来说，我们采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扩大了私人产权，将来面临着宪政化、民主化的改革，对不对？从方向上算是对的，但是搞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发展中国家应该说非常多，而且他们还没有我们这么多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为什么唯独我们成功呢？

　　而且我们是那么大的大国，所以我们觉得还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过去30年的成功是跟我们在大的方向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创新是连在一起的，而制度创新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符合自己特点，又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这方面我们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结合我们的特点：

　　一是我们的对外开放，使我们充分地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但是我们对外开放在这么大的国家，从改革到现在可以想像，30年之前知识多么有限，我们是多么封闭，到了今天可以和世界最高水平对话，但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没有溃散，自尊心反而增强了，这和我们坚持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主权出发，同时又采取经济特区这样一些渐进式的创新制度是关联的。

　　另外，我们走过了渐进的市场化，包括双轨经济的发展，避免很多转轨国家出现经济中断、停顿甚至倒退，同时我们采取的是有限的私有化，有限的私有化和渐进的市场化不断地提供源源不断地激励和动力刺激，但是我们避免了特别是在东方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避免在市场化和私有化过程当中家族垄断和控制中国经济，使中国避免了大规模的经济对抗和社会动乱。

　　第三个方面是和二元结构相关联，农村联产承包制最初从温饱问题出发，实际上解放了农民，农民走向非农产业，搞乡镇企业，小平说没有想到，更没有想到的是本世纪以来，几亿农民进入城市，带来一系列的制度变迁，而这个变迁又使得由于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外壳，所以避免了在中国历史上王朝初期均分土地，很快几十年以后土地兼并飞跃发展和农民流离失所，所以避免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而我们又收获了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成果，这是我们3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四，在中央集权下面的地方竞争，地方政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地方有限公司，综合地使用资源，解决产权不足的替代问题，同时在劳动和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行政调控缺陷受到了抑制，由于替代了产权，所以地方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认为基本上由于四个方面的原因，所以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这个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不但别人不能复制，我们今后30年也有问题。第二部分反思，回过头来看，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基本的原因和改革带有非常强烈的发展导向，我们今天说改革成功了，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了，就好象前两年说，股权分置改革成功了，因为当时股指高，股指低就失败了，我们实际上带有非常强烈用发展的眼光评价改革。这是我们的长处，也是我们的短处。

　　很多人写改革，改革30年就是改革与反改革斗争的历史，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真实的，邓小平路线实际上反两，如果我们诚实面对的话，从1978年就说，我们一方面面临着左的方面，我们是离经叛道的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移植和拷贝西方的模式让我们完全走另外一条路，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走了当中这条路线，就是改革路线，改革就是改良，就是改善，避免了既被守旧派所阻挠，避免移植拷贝派的问题，这个路线使我们充分利用了中国历史遗产，包括中国革命的遗产，充分利用中国制度资源、组织资源，这是30年有高速增长，社会没有大的动荡和对抗的基本原因。邓小平改了一个东西，包括我本人在内，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改掉过去，用实践理性替代实际理性。实际上彼岸是什么？如果说知道也是模模糊糊的，而且要走一步看一步继续摸索，邓小平的哲学，实践理性的哲学，有限理性的哲学今后仍然对我们非常有利，

　　后30年能不能延续前面30年的增长，有人已经提出反映，中国的30年增长放在亚洲环境当中并不算特殊，过去都有20、30年的高增长，言外之意应该结束，一般没有超过30年，实际上面临着尖锐的挑战，能不能继续高增长，过去走过来了，过去有几大因素在支撑，可以分析这些因素严重衰减，有些条件鼓励增长的条件都已经在丧失，有些负面因素越来越大，有利因素越来越小。

　　我们最初的后发追赶的优势已经逐步丧失，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经济重要的力量和别人封锁市场，这次金融危机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醒我们，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够再持续，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救急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倾向，从改革来说，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下面已经越来越遇到真正的利益障碍，从经济学家来说都赞成能源价格改革，能源价格改革面临老百姓的利益，像汽油、成品油的价格到底和国际结构，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不是意识形态，包括所有制的改革，产权的改革，作为经济学家，作为产权改革的人大大减持国有股，证券市场国有股不仅不要减持，进一步增持，国家放弃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不要说美国还没有解决代理人问题，中国所有的经济命脉落到私人和家族身上，这个格局愿不愿意承受？在市场化和产权改革方面，我们余地都比较有限。

　　二元体制的问题，刚才陆老师分析得很深刻，二元体制过去，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现在越来越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地方竞争本来就是双刃剑，进一步向公共财政和服务型政府转变也会抑制原来的作用，过去30年提供高速增长内外部条件逐步丧失，我们很可能如果没有进一步大的制度创新，有可能结束高速增长的时代进入中速和低速增长时代，各种矛盾会出现，现代化的陷阱三千美元我们就会重复，后面并不是迎接我们的阳光、宪政民主，一步步好起来，我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

　　从现在来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从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需求不足，依靠外部需求显然是不行的，危机过后不能容忍我们这样一个大国60%以上的经济外汇依存度继续上升，主要靠内需，我们采取各种的办法，内需没有上去，显然不是政策问题，说明经济结构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和失衡。最大的缺陷和失衡是什么？

　　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后端，但是城市化还在初期阶段，统计数字上的城市化45%似乎和世界平均水平50%相差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真正城市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是28.6%，严重偏离了世界一般水平和我们国家相当的水平，这是我们现在内需不足基本原因，因为我们农村收入水平只相当于城市人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消费水平大概也是这样子，实际上这方面的需求只要稍微上升，根本不存在任何内需问题，由于这样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城市化在过去应该说是在积极地发展，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自己资源能够支撑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觉得当前面临着重大的制度调整、制度创新。

　　中央提出来了，实际上从十六大提出来城乡统筹的口号，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城乡统筹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认为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和缺陷，现在大家感兴趣的，地方政府特别起劲，包括理论界炒作特别火热的是说，希望解放土地使土地资本化，创造中国的内需，我们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反而可能造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中国真正的农民非郊区中国农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能够做什么资本化，反过来倒是他们安身立命最后一个保障，就像现在一旦城市失业了，让他们回家，因为他们有家，如果土地流转使他们没有家的话，社会不稳定，流民的问题会严重地爆发出来。城乡统筹，从农村建设起步，从土地流转起步，从土地增值起步，我认为是错误的。

　　城乡统筹的龙头是什么，和内需和第三产业严重比例低相关联，城乡统筹的龙头，我们认为应该是农民工及其家属城市化或者说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我们现在不是要人为地把农民变成市民，已经有1.5亿农民，已经进入城市，但是我们的制度，不光是二元结构，是二元体制，我们的制度上公认歧视他们的利益，公民权是分割和矢列的，这是造成内需不足的根源，本来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城市化，这是世界任何国家都不能够避免的，一个普遍的道理，包括城镇化。城乡统筹的关键，主线应该是降低城镇化成本，降低农民进入城市，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门槛，这是核心，但是现在热衷于土地流转，实际上主要是大家感兴趣的是城郊土地的流转，包括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不是给农民工住的，给已经改善了生活城市人进一步改善生活住的，地方政府对这一块特别感兴趣，通过流转可以集中更多的土地进行工业和城市化开发，而这个都是抬高城市化的成本，如果通过征收土地，在已经征收土地上的农民变成市民实现城市化，非要等到中国绝大部分的国土变成城市的话，我们的农民变成市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觉得解决现代化的发展问题，核心是城镇化，首先是解决已经进城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的问题，本来这是自然的过程，在一百多年前，第一代工人阶级产生的时候就是农民进来的，我们的市民绝大部分都是农民转成的，只是我们的制度在阻碍他们，根本不是负担能力的问题，不能说到了今天负担能力不如一百年前？所以完全是制度的歧视和阻止，而且在公民权力本身存在着巨大的包括制度上的差异的时候，民主化是没有基础的。

　　当前在解决城乡统筹当中核心龙头应该是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我们建议启动农民工市民化国家行动纲要，重新考虑城市的布局，重新考虑城市的建设，重新考虑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标准，要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就像韩国是比较成功的用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现代化，通过一系列的住宅促进法，一系列的建筑法，在韩国那样的国家，上百万的建设城市福利用房，标准一般是30—50平米解决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农民进入城市的安置过程，这样他们和我们一样，最初完全是代工，然后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其中包括要制定农民工职业培训法，国家应该大量、大规模兴办培训学校和各种代培，大规模培训农民工，包括当他们失业的时候，而不是把他们遣返回农村，而且要在制度上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个制度就包括把城市土地征用和农民工的安置挂钩，把城镇的规划和发展和农民工的依存度挂钩，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制度为后30年的改革提供基础。

　　我们过去的30年是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起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后30年给中国内需和经济增长，包括其他制度改革提供最基本的基础就是我们要启动，要让已经进城1.5亿加起来两个亿，以及将来将要进入城市三亿的农民，在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在城市安居下来，使第三产业能够发展起来，这将会为中国后30年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