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共谋结构，国际金融危机，亚洲新兴经济体-搜狐财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与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于2009年3月28-29日在中国海口共同主办以“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增长与改革”为主题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改革政策对话”。以下是搜狐财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白钦先：

　　尊敬的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2007年4月公开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迅速的在全世界蔓延，形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至今仍在蔓延，深不见底。过去两年来，国内外的官方机构和学者围绕这场危机有许多报告和言论，而我本人从2007年的6、7月份开始也在写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历时一年多，到2008年的7月基本定稿，也就是我给会议提供的这篇文章。2008年7月底我以特别报告的形式向中央有关部门呈报。

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白钦先

　　在一年多之前，我认为这场危机是一种表现和表象，而不是本质和实质；它只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关于这场危机的本质和实质，关于这场危机的深刻原因，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去讨论、去认识。我从七个方面来揭示这场危机的实质或者是原因，概括的说：第一，我认为这场危机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是美国的国家道德危机，是全球性的信用和信心危机；第二，是美国的极端消费主义文化危机；第三，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理论危机；第四，是过度虚拟、过度衍生的金融资源危机；第五，是全球性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以及国际金融结构严重性的失衡危机；第六，是经济学、金融学的人文价值观认同危机；第七，是现存的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发展危机。

这些方面在有限的时间里很难展开分析，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这些原因有政治上的，有理论上的，有思想的，有微观的，有宏观的，我们显然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分析视角。所以我提出来在微观上从房地产开发商到房地产贷款经销商，到房利美到房地美，到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到保险公司，到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到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这样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共谋结构。他们在微观上追求利润或者收益的最大化，但是这种结构又受到美国最高行政当局、最高立法当局、最高监管当局的支持或者是纵容，这二者的配合就在一个全视角的范围内形成一种更大的共谋结构。这就是我这篇文章最基本的观点。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由这场危机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反思，我们可以引出一些启示，首先第一点启示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首先是亚洲经济体，我们看到过去两年来美欧地区危机比较严重，经济衰退也比较严重，但是亚洲至今没有金融危机，但是经济衰退相当严重。迄今为止有一百四五十个国家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这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不均衡的、结构性的严重失衡，可以从不同方面得到很多的启示。我认为我们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应该通过这场危机，教育我们的人民、以及我们的经济官员需要确立全新的金融观，包括现代金融意识，包括金融资源意识，包括国家金融意识，包括金融风险和危机意识，反金融霸权意识，包括金融强国意识。这场危机表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两三天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的关于建立超国家的外汇储备的这样一个建议，我认为是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我们只要从美国总统、财政部长、国务卿在几小时之内就全部出来表示反对，表示不认同，就说明周小川的这篇文章是击中了要害的。尽管我并不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它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认为他举起了一杆改革的旗，在理论上、政治上确立了一个目标，也揭示了一种荒谬，当然，我认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但是目标应该是明确的，操作必然是分阶段的，行动应该是谨慎的。

　　第三，应该建立强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我们看到危机中大量的、几千种金融创新产品、金融衍生产品基本上是没有监管的，是完全放任自由的，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流动性比较强、内部管理比较强的商业银行在美国有很严格的管理，而对于离实质经济更远，风险性更大、可控性更小的金融衍生创新这样一些产品却没有监管，而格林斯潘在国会的答询就多次主张对金融衍生产品不监管。这在逻辑上是有很大矛盾的。我认为未来全球性的金融监管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全球性监管，要透明，这个领域要充分的透明，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也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领域，我们现在已知道经济的、金融的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金融创新产品90%以上都是美国垄断的，因此美国首先对这个领域不监管才能够带来全世界对它放松，所以我认为在新的监管体系当中不应该再有特区，不应该再有盲区，不应该再有例外。

　　第四，我们的对策应该是防危机、防衰退、转模式、调结构。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并没有金融危机，只有经济衰退，而这个经济衰退所以这么严重，和我们自身主要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我们对国际市场依赖度是33.6%，而美国是7.9%，日本是12.4%，我们的出口对国际市场依赖的程度是美国的五倍，是日本的三倍以上，所以我们在经济衰退方面才面临比别人要严重得多得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扩大投资、扩大就业，它应该伴随着我们经济增长模式根本的转换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

　　最后一点，我们需要从思维上、理论上、思想上、政策上有一些反思。我注意到北京一位著名的国际金融专家，去年11月还公开发表谈话，认为这场危机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绝大部分（债券）都是问题不大的，是风险不大的，这个恰恰是美国评级机构道德堕落欺骗的结果，反而成了我们的学者认为这个危机不严重、风险不严重的证明，这是完全相反了。昨天的《环球时报》上还有学者说我们为什么这次没有危机，因为我们落后。先进就意味着发达，意味着危机吗？这个逻辑有问题，在理论上也有问题。他说这场危机是由于监管不够，不是由于金融创新。我认为也是由于金融创新，因为金融创新产品是风险很高很大的、可控性很小的一个大类，本身的风险就是很大的。至于监管不是不够，是没有，这一点格兰斯潘自己承认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意识，我们在理论上有很大的问题，这是对民众严重的误导，昨天还在误导。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伴随着非常严肃的思维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反思。

　　谢谢各位！

(责任编辑：李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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