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大锣即将敲响，最近又出现了警惕PE腐败的呼声。PE作为风险投资，凭借专业投资眼光和风险承担为社会创造价值。当被投资企业成功上市时，PE可以潇洒套现、获得回报。而这天经地义的回报，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演变成了PE腐败呢？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心酸的中国式幽默。

　　腐败即经济学所谓的“寻租”（rent seeking），即寻租者向权力拥有者支付租金以求获得大于租金的特殊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寻租的双方均从中获利。受损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公平的丧失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即将上市的企业为何要向个别PE寻租？答案自然是这些PE能为其带来特殊好处。想了半天，好处无非是让该企业更快地实现IPO。以上市前入股来寻租得以成立的另一个前提是IPO的高溢价。据统计，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在深圳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223家公司IPO溢价平均高达286%。如此高的IPO溢价，以“伪PE”入股的方式寻租自然是无坚不摧。

　　逻辑的下一环是，IPO的高溢价从何而来？本质上而言，资金也是一种商品，其价格取决于供求。IPO的企业总是期望把IPO价格定得越高越好，而新股认购者则希望IPO价格越低越好，供求关系会产生一个合理的IPO价格。如果股票上市首日股价远远高于发行价，说明发行价被低估；而IPO定价过高，则可能因认购不足而发行失败。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一方面，由于长期的负实际利率和投资标的严重匮乏，巨量资金长期在股市徘徊；另一方面，IPO发行节奏却受到证监会的严格调控。以此次金融危机为例，中国的IPO停顿达八个月之久。

　　由于长期的IPO发行节奏管制，中国股市供求关系失衡，形成了高市盈率运行的“堰塞湖”。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会存在IPO恐慌这一中国式概念了。其实，如果证监会放弃IPO节奏控制权，把市场的归还给市场，也许股市会下跌，但失去的只是供求扭曲造成的泡沫。

　　IPO节奏的行政控制带来的社会成本是高昂的。首先，上市的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企业，PE腐败不过是寻租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已。其次，IPO时间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不少企业苦等几年，把精力都耗费于公关。再次，理论上讲，上市公司壳资源的价值应该等于IPO的正常成本（如投资银行承销费、律师费、路演费等），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动辄可以卖个几亿元，并滋生了一次次的资产重组和内幕交易。最后，证监会把精力和资源都耗费在了IPO把关上，却不能充分打击日益泛滥的内幕交易。

　　在证券市场发展之初，证监会控制IPO发行的缘由之一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优先扶持大型国有企业上市。截至目前，这一政策已发挥巨大功效：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远洋等主要央企已经成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盈利丰厚，摆脱了过去艰难求生的困局。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达三分之二，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笔者以为，IPO发行控制理应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