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5日，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董辅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研讨会。来自国内100多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上，与会代表对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地探讨。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与会专家认为，尽管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不确定因素还很多，但是，挑战与机会并存，我们要及早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进行谋划，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伟：“国进民退”进的可能是垄断企业

　　现在的改革，有些人讲有一些停止甚至倒退。比如有人提出来国进民退。这里所说的“国”已经不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国家经济概念，而是股份制公司，都是一些垄断企业。有人统计，垄断行业有七个行业，靠垄断利润获取垄断高工资高福利，他们的工资待遇比一般企业的工资高许多倍。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掌握垄断资源优势，在我们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还存在双轨制的情况下，他们从市场上获得利益而不承担风险，从计划经济获得特权而不承担责任，实际上逐步出现了特权阶层，这个阶层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说，我们的改革还任重道远。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社会体制改革较经济改革严重滞后

　　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还不能相适应，经济发展很快，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严重滞后于经济，据我们测算，社会结构与现在的经济结构，大概要差15年。社会结构严重滞后是因为我们这些年经济进行了改革，而社会体制实际上没有进行改革，比如户口，还没有改革。第二个原因，我们这些年把建设社会的钱用到经济建设那儿了。

　　现在应该是我们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要解决现有的难题，在后危机时代就要面对这个危机。社会体制、社会保障问题，现在要抓紧。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平衡各种矛盾是后危机时代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传统体制，“短缺经济”是那个时代的突出特征。现在有人说，我国开始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最近，有人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束，我国将进入一个“新过剩时代”。无论是1997年后出现的“过剩”，还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过剩”，本质上都不是生产的全面过剩，而是产业结构、产出结构和贸易结构失衡基础上的过剩，是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存在明显不合理、弱势群体缺少支付能力基础上的过剩。我认为，可从四个方面概括后危机时代的突出特征。

　　第一，后危机时代是一个结构调整需要付出代价的时代。在中国，即使人均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她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仍是其经济发展不可跨越的历史任务。现在，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结构的调整，不仅是指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指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方方面面的结构调整。比如四万亿政府刺激经济计划，开始时重点投向国有部门为主体的“铁、公、基”等基础产业是对的，但是，一旦经济回升转暖，进一步向前发展，就需要考虑调整投资方向和结构。不能忽视基础产业，但必须考虑加大向非基础产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力度。政府要逐渐从生产性投资领域退出，逐渐转向通过财政投资支持和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成长上来。除此以外，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尽可能通过财政的再分配功能，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等方面来。

　　第二，后危机时代还是一个产业升级需要技术支持的时代。但这并不表示我国必然重新进入一个所谓重化工时代。当前我国产业升级的更紧迫的任务是技术升级。产业升级需要增加资金投入，投资也会因此而出现持续增长，资本有机构成也会相应提高。但是，产业升级的成功，不在于资本的增密和资本的无效率集中，而在于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到技术转型与升级上来。这里的技术，不仅包括直接生产技术，也包括人本身，即所谓人力资本的投入。如果没有技术的强有力支持，产业升级难免失去方向。

　　第三，后危机时代又是一个技术创新需要制度支撑的时代。不要以为改革搞了30年，改革的任务就完成得差不多了。实际上恰恰相反，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任务不仅没有完成，还产生了很多新的需要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政治体制改革也远未完成，有些则至今尚未破题。文化体制改革同样也需要深化等等。没有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不深化这些制度的改革，技术创新就是一句空话。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制度创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支撑。

　　最后，后危机时代更是一个垄断与反垄断斗争进一步加剧，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需要科学调解的时代。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这个矛盾的范围不是缩小了、程度不是减轻了、冲突不是弱化了，而是矛盾进一步强化、冲突进一步深化了。举例来说，最近关于光伏发电过剩、风力发电过剩、多晶硅生产过剩的报道不绝于耳，好像真的是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发展的需要，出现了生产过多和过剩的矛盾。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更不是我国的绿色能源搞得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为什么会在我国风力和光伏发电比重仍然很小的时候，出现这么强的反对发展这类产业的舆论压力呢？非常值得深思。与此近似的现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电动自行车的生产也曾经遭遇过这样一种不公正的打压和限制。上述两个例子，讲的是一个道理，即矛盾的背后是垄断和反垄断，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当前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也是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挑战。垄断与竞争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和冲突如何解决，如何实现二者间的动态均衡，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与改革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会长、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未来拉动消费的主力是中产阶级群体

　　今后中国上升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发动机的顺序发生了变化，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根本结构调整，核心就是消费、投资、出口。

　　在未来的十年中，消费怎么拉起来呢？一是城市产业结构变化，三产的比例达到60%，就是真正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崛起。中产阶级群体的崛起是最终的消费力量，富人主要是投资不是消费，穷人是没钱消费。中产阶级不是想要就能配置起来的，一定是在服务业占到60%比例的时候才可能达到的。二是农村城市化，就是未来十年到十五年间，城市化率达到60%。

　　目前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刚才大家谈到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利益集团对小企业的侵占，这种新的利益集团不能代表国家。未来国家是两个方向，一是坚定地把经济还给市场，就是还给市场化的企业。再一点就是维持中产阶级的崛起，这两个方向将对未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未来30年还要靠改革

　　从今年3月份开始，经济回升，很多人津津乐道。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的话就会看到，很多指标的回升，都源于国家刺激政策力度的放大。一方面导致经济强势回升，另一方面也留下一些问题。固定资产投资1月份到9月份是百分之三十几，30%是属于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外资和民营企业远没有国有企业那么好，靠近政府的产业很火，靠近市场的产业还没有完全走出来。说明经济复苏基础是不坚固的。真正走向市场性反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坚信一条，改革才是我们的关键，30年改革，到今天为止的成就，是改革带来的，不是其他。未来30年靠什么，还是靠改革，现在以政府为主体的强势改革手段，持续性是有问题的。

　　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林义相：行政力量主导改革易形成权贵资本

　　关于中国这段时间的改革，我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有一个基本的假设，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改革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假设前提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可以推断，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实际上是通过以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的，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经济力量和行政权力的交换，是怎么样实现的？我个人做了一些研究认为，它是通过将国有资源、国有利益通过国有企业漏到体制外，漏到与行政权力相关的利益集团和区域当中，由此形成权贵资本。

　　随着国有经济的集中，央企越来越多，预示着新一轮中国经济改革的迫切。中国这些问题既不能用政治经济学也不能用西方经济学解释，正好印证了董老师所说的“中国是经济学研究最肥沃的土壤，中国一定会孕育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都向资本市场伸手资本市场无法承受

　　说到这场危机的产生，大家已经总结了很多，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发展。这些分析，也许都有道理，但是我们确实要认真冷静地看待、研究这些问题。中国的银行贷款承担着支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任务，这就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那么多银行每年投放那么多贷款，直接导致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再过一年两年三年，真正进入所谓后危机时代之后怎么办？我们的资本充足率不够了怎么办？

　　中国这么多上市银行，几乎同时向资本市场伸手，增资扩股配股，中国资本市场是无法承受的。银行能不能走出一条总资产规模不无限扩大，自身可以持续发展的路子，唯一一条出路就是给银行资产一定的流动性。使银行的贷款资产有市场、可以流动。在总结这场危机经验教训的时候，很多人提出了次贷和资产证券化是重要原因。我要说，放慢资产证券化的步伐或者说取消资产证券化的做法几年后会导致中国金融体系面临严重的系统性的问题。证券化有很多好处，首先一条就是使银行走出资产不无限放大，更重要是对资产市场的支持，使投资者投资的工具增多等。我们要认真研究，不能延误了改革的历程。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培育新增长点要有六个方面的转型

　　当前的经济政策，一方面的确是有效制止了全球恐慌的状态，保持了经济基本稳定，另一方面，过多的行政干预措施造成政策性的反弹，具有强烈的依赖性，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从经济周期一般规律来看，经济体是需要需要调整的，调整一方面会有损失，一方面会培育出新的增长点。那么培育新的增长点应该怎样做到？在我国短期应对政策已经取得很大成效的基础上，要实现由短期应对危机措施向中长期培育经济增长点转型，我认为应有六大转型：由重总量的调整向总量和结构调整相结合，以结构为主的政策导向转型；由重存量向存量和增量相结合并且注重增量方向调整；由重投资向投资和消费相结合并且更注重消费转变；由重制造业向以服务业为主兼顾制造业转型；由重国际市场需求向重视国内市场需求为主转型；由重政府调节向市场调节为主转型。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后危机时代要解决一系列失衡

　　后危机时代主要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理想的结构是中产阶级要达到60%，目前我们的中产阶级比重只有21%、22%，离理想的目标还差40个百分点。我们的内需为什么很难启动？九亿中国农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很大，但是没有有效需求，只有把九亿中国农民转化为市民，扩大中产阶级的队伍，这种需求才会有效。再一个就是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我们的结构失衡表现在第一个方面，我们的中产阶级群体的比重比理想模式要滞后30%-40%，这是经济结构的失衡。我们的消费为什么起不来？我们政府的所得增长太快，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企业利润也在增长，劳动所得不仅没有增长，从比例来讲还是下降的。劳动所得上不去，消费也就起不来，这是很重要的失衡。服务行业相对于信息化阶段也是滞后的，这一系列的失衡，我们在后危机时代必须认真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