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网-文汇报
本报记者 唐玮婕
阚治东，1952年出生。在中国证券界几经沉浮，曾担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1997年因“陆家嘴事件”被免职；2002年再度出山执掌南方证券，又于2006年被起诉并入狱21天。现在他的身份是上海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首席合伙人，旗下拥有多只私
采访阚治东前的一个星期里，中国证券界发生了两件看似并无关联的事。第一件，酝酿多年的融资融券、股指期货获国务院原则同意，终于可以推出，且进入倒计时；这让不少憧憬着国内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取得突破的业内外人士心情为之一振。第二件，这一行的元老级人物胡关金“折戟”老牌券商银河证券，上任总裁不到4个月即请辞，传说中的原因是“推行改革障碍重重”。
才20多岁的中国证券市场，2010年的开头延续了以往新与旧的碰撞摩擦。与前10年充盈着“第一次”的激动狂喜相比，以2000年为起点的后一个10年，证券业的主调似乎就是“先天缺陷”的暴露与治理，一幕幕没有先例的悲喜剧轮番上演。
阚治东的故事也由“10年”自然划段。在第一个10年里，他是上海滩名闻一时的证券“猛人”，领头创下许多“第一”：主承销第一只A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编制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和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但高歌猛进因“陆家嘴事件”骤然中止。第二个10年中，他刚把一家官办的创投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又耐不住寂寞重返证券业，出任南方证券总裁，可惜最终未能力挽狂澜，而且身陷囹圄21天。如今雄心未泯的他，依旧在创投业打拼。阚治东个人未完待续的成败浮沉，因为打上了时代变迁的烙印，有一份格外的分量。
告别“草莽时代”
“如果不离开申银万国，我可能不会有机会接触创投业”。这个曾经的“猛人”习惯将往事描述得云淡风轻，眼神却未改变。
2000年前后，一批曾在中国证券市场叱咤风云的标志性人物从辉煌巅峰跌落，比如万国证券的管金生、君安证券的张国庆，还有统领德隆系的唐万新。“草莽时代”逐渐远去。
1990年代早期，阚治东领军的申银证券利润连续翻番，长期力压全国同行而居第一。“327国债风波”后，申银合并万国。随后几年，阚治东领导的申银万国证券同样活跃。1996年，申银万国加大自营规模，巨资炒作上海本地股陆家嘴。次年一家权威大报发表评论，点名批评上海石化、陆家嘴、南油物业等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称“扰乱了证券市场正常秩序，推动了股票市场的过度投机”，阚治东不久被免职，并领受“5年市场禁入”的处罚。这是他遭遇的第一次危机，也让他的职业生涯发生转向。
“如果不离开申银万国，我可能不会有机会接触创投业”，这个曾经的“猛人”习惯将往事描述得云淡风轻，眼神却未改变。他告诉记者，这个与资本市场有着密切联系的新行当，让他找到了再征战的起点。2000年阚治东成了深圳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深创投”）的总裁。
就算放到现在，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也都还是新而热的话题。而10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概念几乎一无所知。“那时候听很多人说，中国真正懂创业投资的只有5个人，”他笑着说，“这5个人究竟是谁，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我也确实不懂。”但是，阚治东自有办法把深创投做成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创业投资机构。“有些人选项目喜欢全国各地到处跑，一家家企业搞调研，而我就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他把深圳市重点培养上创业板的23家企业和全国各省市重点扶持上创业板的前3名企业作为主攻方向。
阚治东在北大荒插队时就奉行“拿来主义”。时任科研排排长的他，背着书包到各农科所要种子，在实验田种下去，比较之后，把长得好的种到大田里。“当时一位很有影响的记者，看我这样搞很生气，他希望我们做一些嫁接育苗之类的科研。可我心想这没有10来年不会有成果，再说我们也不具备育种条件。”20岁的阚治东坚持己见，20多年后的他依然如此。
“拿来主义”的选择投资项目的思路，当时颇有争议。不少人认为“阚治东只投‘差一步’企业”，干的不是真正的风险投资。对此他不以为意，“这种方法在深创投初期人员不齐、项目研究能力弱的背景下，是找到好项目的捷径。况且我们早年投资的过程也并不像说的那么简单：我对每个项目从立项到投资都制定严格程序，很多项目我都实地考察；在投资委员会会议上，我是最挑剔的委员，常把公司的项目经理问得狼狈不堪。”
在阚治东带领下，仅一年多，深创投的投资业务开始显山露水。“深创投成立当年就有了2000多万元利润，每股可分2分多钱，我们当年就给股东分配了红利。第二年按计划深创投要增资到16亿元，这次募资时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参与者十分踊跃。深圳机场率先要求增资到3.2亿元，上海大众公用、广东亿安集团罗成等都要求大额资金进入。”
2005年A股IPO的窗口打开之后，深创投早年投资的项目中有近30家公司上市或即将上市，还有一些投资项目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溢价退出，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对国内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是一种刺激。
有好奇心，有敏锐的洞察力，相信直觉，强悍不妥协……鲜明的性格贯穿于阚治东迄今为止所有的人生变迁。
重返证券业
阚治东到任南方证券半年后就萌生了去意，但直到第三次递交辞呈后才获准，总共干了1年半。不过，梦魇才刚刚开始。
站在现在的时间点看2002年，阚治东选择南方证券或许是性格使然，或许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最终只能用“阴差阳错”来形容。2002年6月23日，阚治东出任南方证券总裁的第一天，也是他“5年市场禁入”解禁后的第三天。
彼时南方证券已不复证券业巨头的面目，早年实业投资的负担，近乎失控的内部管制，加上吸收了大量的委托理财业务，累累包袱让它亏损严重。“如果说我事先对南方证券的问题一点没有耳闻，那不可能，但直到真的去了，才感到问题的确严重。”阚治东说，不但公司证券自营投资和代客理财规模庞大，持仓比重与结构严重违规违法，经营巨额亏损，资金链极度紧绷，而且内部管理混乱，债主围堵逼债。
他很清楚，如果对南方证券作壮士断腕式的革新，可能的后果是：重仓持有的股票崩盘，进而拖累股指大跳水，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2002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各种体制、机制历史缺陷的矛盾开始爆发，股市进入了漫长的熊市，亿安科技、中科创业、银广夏等上市公司“黑洞”先后爆出。
“5年前无论券商怎么折腾都不愁没有饭吃，而2002年市场低迷、交投萎缩，加上佣金制度的改革和严格的监管，整个证券行业都在苦苦挣扎。南方证券能好到哪里去？它的突出问题是持续巨额亏损，就像一个肤色苍白、持续失血的病人。要保住生命，当务之急就是快速止血。”阚治东说，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很清楚——开源节流，精简机构，裁撤冗员，降低管理成本。
2001年度南方证券的成本达25亿元，平均每月2亿元以上。阚治东制定了新的费用规定，要求包括董事长在内的所有高管,可控费用中的业务招待费、差旅费、通信费、外事费等一律核算到个人。“我自己出差乘飞机买的都是经济舱打折机票。有一次我在飞机上与南方证券几个坐头等舱的干部不期而遇。他们见我进经济舱很是过意不去，执意要与我换位子。”
2003年年初，统计到个人的费用表公布，一些干部看了脸色铁青。阚治东表示，“在南方证券我真正能集中精力、用心治理公司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在当时的现实政策环境及市场形势下，期望在短期内使南方证券完全摆脱困境，或许是任何人都力所不能及的。
阚治东到任南方证券半年后就萌生了去意，但直到2003年9月30日第三次递交辞呈后才获准，总共干了1年半。不过对他来说，南方证券的梦魇才刚刚开始。
2004年初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外界对这家券商态势的急剧恶化惊诧不已。资料显示，南方证券对“双哈”（哈药集团和哈飞股份）的股票持仓量，已经达到高度控盘的地步，客户保证金被挪用80亿元，还在登记结算公司透支造成国债欠库100亿元。
尽管此时阚治东已离任，但他仍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问题的症结在于，阚治东是否应该对南方证券问题的恶化负责。
叙述这段往事时，一直表现内敛的阚治东流露出了不平静。他回忆道，“2005年底，我突然接到深圳有关部门的南方证券专案组通知，让我去。怎么还找我？我有了不祥的预感。”
2006年3月2日，噩梦成真——阚治东被警方拘留，涉嫌罪名是操纵股票价格。“说实话，我曾想象可能被限制自由的情形，但出乎意料的是，我不是被双规，而是被直接逮捕。没想到我会一下子沦为嫌疑犯。”他最担心的是家人没做好思想准备。
被羁留的第一晚，阚治东给妻子留下字条：“松妹，看来得分别一段时间了。希望：一要冷静，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二是涉及律师等法律事务多听取刘龙九的意见；三我帮尉总（尉文渊）的工作只能请他自己多费心了。”
2006年3月23日，阚治东获准取保候审。21天失去自由的生活让他深感人间冷暖。对于这起案件，阚治东自认清白：“南方证券重仓‘双哈’，我去之前就已经形成。我当时是公司总裁，不负责具体投资，更不会指挥人去下单买入。我在任期间大大小小的会议纪要和每天大事小情的书面记录，整整一个大柜子都装不下。”他说，“南方证券是很大的公司，有大量的派出机构和合资公司，比如华德、天发这些，不是总裁一个人能管得了的。”
2007年2月2日“南方证券总裁刘波、阚治东涉嫌操纵股价案”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2007年4月，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要求撤回此案。检察院也向阚治东送达了不起诉决定书。历时5年的案件告终。“虽然有一些坎坷，但有这样的结果（免于起诉）我已经很满意。”阚治东说。
南方证券倒下不久，中国证券市场开始了合乎市场经济的公共性建设——股权分置改革。这场自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意义甚至不亚于创立中国证券市场。业内人士把股权分置问题形容成悬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这把“锋利之剑”已熔化了一大半。
“体制外”创业
如此打拼，并不是为了生计，也不是为了重新证明自己，而是为了在最困难时帮过自己的朋友，一圆同他一起创业的同事们“本土创业”的梦想。
中国证券业的拓荒者，多数遭遇了人生起伏，他们选择复出的落脚点都是PE或者VC。离开了官办的深创投和南方证券，阚治东的再次创业，是与朋友办起属于自己的创投公司。
实际上，从2003年年底离开南方证券之后，阚治东就在一些朋友的支持下重新起步，选择有过工作经验并且与证券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创业投资行业，合作伙伴有早年证券业的同事，也有深圳的同事，还有一批新加入的同事。
阚治东告诉记者，体制外创业“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创业投资需要资本，我和我的经营管理团队当时没有投资能力。也许有人认为，你阚治东募点资金有何难处？其实不然。筹备重新创业之时，确有不少事业成功的朋友口头承诺给予资金支持，但最终，出资人只有老朋友尉文渊和北京的刘会等几个。”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2005年8月，东方现代产业投资管理公司在深圳成立，注册资本仅3000万元。就这几千万元投资能力，选择投资项目就颇费工夫。不过，阚治东对国家政策的敏锐度帮了他大忙。“失去自由的21天，我在监狱中一字一句读唯一的一份报纸《深圳特区报》。”上面恰好全文刊登了国家‘十一五规划’，其中对新能源产业的表述让阚治东看到了新的机遇。
当时，一家国有重工集团正在引进国外风电设备生产技术，此公司恰好在物色非国有投资人，阚治东了解到它准备主打1.5兆瓦级风电机组，与国内其他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商形成了市场细分差异。经过无数轮谈判，东方现代几乎把所有资金全部投入了那家风力发电机整机厂。
2005年后我国风力发电行业迎来了大发展。国内风力发电总装机量从不足80万千瓦猛增至4000万千瓦。这家企业生产的1.5兆瓦风力发电整机机组符合新能源发展的方向，飞速发展。
两年间，阚治东在上海、河北、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一批创业投资公司，被业界称为“东方系”，他对新能源始终情有独钟。“我喜欢门槛高一点的行业，遍地开花的网络公司我看不懂也不会投，”就像当初主张“拿来主义”，阚治东坚持自己的眼光。
“我们这批人是从北大荒熬出来的，北大荒的岁月给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谈起人生，他总会提及年轻时的经历。
现在阚治东很忙碌，全国各个城市飞来飞去，设基金，看项目，作演讲。如此打拼，他说并不是为了生计，也不是为了重新证明自己，而是为了在最困难时帮过自己的朋友，一圆同他一起创业的同事们“本土创业”的梦想。
我的零零年代10问
1 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上发生的哪一件事情让您记忆最深？
■世界金融危机，就连雷曼兄弟这样的百年老店都能倒闭。
2 在过去的10年中，个人生活中的哪一件事情对您影响最大和让您感受最深？
■为南方证券失去了自由的“21天”。
3 您对自己的零零年代满意吗？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您会重新选择在零零年代生活吗？
■对我而言，零零年代仍然是在事业上具有一定成就感的10年。人有两种人生态度：知足常乐和不知足常乐，过去的都已成历史，我更注重明天。我选择继续往前走，前路上有不一样的风景等着我。
4 您觉得什么是“幸福”？您自认为自己的“幸福指数”（100为最高）是多少？扣分的因素是什么？
■幸福主要是指事业成功和亲人关爱，内心的满意度。我认为自己的幸福指数至少80分到90分吧。
5 您是怎么看待财富的？您希望以什么方式获得财富？
■我个人并不十分看重钱财，但财富也是一个人智慧、勤奋、机遇等综合的一种表现，我相信天道酬勤。
6 网络改变了您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吗？影响到什么程度？
■网络肯定会改变生活。至于对我的影响程度，也就是时间的缩短和空间距离的拉近。
7 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吗？在一起时的经常性话题是什么？
■与家人一起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我们聊天的话题基本离不开亲情与事业。
8 过去10年，我们身处的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您认为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些力量中，道德、文化、教育、法律、科学和制度，哪一种最重要？
■法律与道德。
9 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10年”，您有什么具体期盼？
■中国经济持续保持过去10年的稳定与增长。
10 您相信“2012”会成为人类地球生涯的“终点站”吗？如果是真的话，在这几年你会选择如何生活？
■我没想过，感觉像天方夜谭，有点杞人忧天。如果是真的，我也会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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