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治东的证明

　　经历牢狱之灾，仍能以清白声誉在52岁重新创业，这位资本市场旧时的风云人物和中国民营创投业的新式主角所经历的自我改造

　　去年1月的一个晚上，包括河北省当地11位民营企业家在内的30多个人挤满了石家庄市中山东路一幢大厦的26层会议室，在互相打听最近收藏了什么名画、古玩后，话题很快转向了即将成立的创业投资基金上。“凭什么你每年白拿钱，要是基金不赚钱怎么办”、“你拿钱跑了怎么办”、“你有好项目投，会不会不给我们？”

　　无情的诘问一齐指向阚治东——他坐在他们中间，犹如五四时期那些被顽固保守派包围的胸怀改造社会理想的新式知识分子。这位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风云人物，在33岁时就和同事做了A股市场第一只股票延中实业的发行；1990年代初，他领导的申银证券在4年内盈利6亿。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万国证券原总经理管金生一起，并称为中国证券业的三大“猛人”。

　　而现在，他不得不就创投基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习惯做法反复解释：为什么要收取管理费、什么是有限合伙制。数小时前，他刚刚搭乘早班飞机从上海到达雪后阴霾的石家庄，这个北方工业城市正泥泞不堪。在下午看了一个项目后，阚治东在晚饭前把自己扔在了床上，朋友跟他聊天，刚说了几句话，阚就响起了鼾声。

　　一位戴黑色貂皮帽，把玩着VERTU黄金版手机的老板坐在阚的斜对面，略带醉意，他用地道的石家庄话直截了当地告诉阚：“我投了钱，投哪个项目就要我说了算。”

　　“没有问题，可以商量。”在3个小时的唇枪舌剑中，阚治东始终保持微笑，烟一根接一根。

　　为了募集初创资金，面对这些尖锐、固执的诘问和随时撤资的风险，很难揣测这位当年叱咤资本市场的教父级人物的内心感受。1952年出生的阚治东很早就达到了他那一代人可以企及的高峰。阚的老朋友刘龙九说，他是一个连买股下单都要争第一的人。而当年一起睥睨资本市场的阚治东、尉文渊和管金生，如今却已命运迥异。尉和管因1994年的327国债事件下台后，尉转而创业，管则身陷囹圄。2年后，阚治东因陆家嘴股票炒作事件而去职。在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简称“深创投”）总经理任职后，阚在2002年掌舵摇摇欲坠的南方证券。2006年，在他辞职2年后，又受南方证券倒闭牵连入狱21天，跌入人生低谷。

　　旧时江湖已远。对经历2007年暴涨和之后惨跌的A股市场，阚已置身于外，再无染指。现在，他的新名片是，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过去5年来，他奔波于如石家庄这样的民营创投的“蛮荒之地”，先后成立了5家创投基金。回报是，他正成为中国新兴的民营创投业的显赫主角：2005年他投资、发起的华锐风电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风电设备制造商，在今年8月份完成股份制改制后，原始股权买盘已超百倍。在过去4年时间里，竺稼、刘海峰、田溯宁和唐越等人的相继进入，让私人股权投资业逐渐成为中国顶级企业家和投资者的汇集之地，但在民营创投领域，则少见成熟、专业的领军人物，一伺华锐风电上市成功，阚很可能成为民营创投领域不多的最早进入收获期者。

　　“猛人”与阚治东的另一个绰号“赚钱机器”一样，都容易成为他本人行事风格的注解。事实却并非如此。57岁的阚治东留着保守的偏分发型，头发浓密乌黑，戴一副大镜框眼镜，身材中等却很结实。在宴席间，阚善于照顾和留意所有人的感受，被后辈年轻人认为极具亲和力。他的好朋友刘龙九总结说，他对人事倾轧反应迟钝，在利益冲突时多选择退让，“甚至是有点软弱”。

　　刘龙九与阚治东同岁。两人自1970年代在黑龙江黑河市逊克县插队时结下了深厚友谊，现在，刘的办公室与阚一墙之隔。阚的办公室非常简单，一张桌子、一组沙发和一组书柜，桌上除了电话，只有一台联想上网本S10。

　　阚似乎十分留恋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在他发起的东方汇富的7名合伙人中，他与其中4位合伙人的友谊平均超过20年。甚至是他的司机，也已跟随其14年。但同时，阚亦大胆启用80后的年轻人，出任基金部总监、高级投资经理等。阚的新合伙人，31岁的彭震，曾是2005年上海创业秀节目“创智赢家”的年度亚军，被委以东方汇富总裁一职。老朋友加年轻人，阚治东正以这种奇怪的创业组合来试图再次证明自己。

　　从某种程度上说，阚是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人里百折不挠的典型，与柳传志等老一辈中国企业家相比，他显得太年轻；与丁磊等新一批创富者相较，他又韶华已逝。但其历经沉浮，几遭磨难，仍希望在新的领域开始自己的“第二人生”。这位民营创投业的“新兵”在进行着怎样的自我改造？

　　不得已

　　虽然被冠以“猛人”和“赚钱机器”的称号，但阚治东迥异与那个时代如野草一样的民营创业者，他更喜欢稳定、有序的国有体系里的大场面。

　　1996年，他因申银证券炒作陆家嘴股票事件而去职。彼时，他本可以像尉文渊一样开创自己的事业，但他选择了等待来自国有体系的橄榄枝。1999年，深圳市筹划推出创业板，负责金融的副市长庄心一邀请他筹建深创投，阚治东抓住了这个机会。2002年6月，阚治东离开深创投，担任曝出巨额资金黑洞的南方证券总经理。这成为他脱离30年的国有体系，于知天命之年白手起家创业的肇因。

　　这是匪夷所思的决定。当时阚治东领导下的深创投开始全国布局，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内创投公司。深圳市的主管领导承诺以数倍于申银4%的利润奖励管理层，阚的年薪已达百万。而南方证券因自营和代客理财业务的极度扩张举步维艰，是那个时代证券市场初创后各种不规范行为的极致代表。

　　阚治东所有的朋友都反对，但他仅考虑了一周就做出加盟南方证券的决定，月薪降至2万元，没有奖金和补贴，连回上海探亲的往返飞机票亦需自理。不过刘龙九却理解阚的选择—阚仍对1997年无奈退出申银证券耿耿于怀，他有太浓厚的证券情结，虽然属于他们这一代证券业急先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阚却认为这是重返舞台的机会。

　　2003年10月，意识到自己无法挽救病入膏肓的南方证券，阚治东在当年国庆长假前一天递交了辞呈。但这场噩梦远未结束。南方证券于2004年被宣布由政府接管，其重仓股票纷纷大幅下挫，最高峰时资金缺口达200多亿元。在接下来的3年里，阚配合政府接管，接受问讯和调查，2006年，他被逮捕入狱21天，以“操纵股票价格”罪被提起刑事诉讼。而彼时，正是阚治东创业的关键期。

　　这场冒险将阚治东拉回无情的现实中。2004年，阚已52岁，耐人寻味的是，因在申银和深创投出众的经营能力，阚治东被人称为“赚钱机器”，但其个人财富，用他的年轻合伙人彭震的话说，“还不如我跟香港老板打工一年挣的多”。

　　早年以银行业起步，后为证券大亨，而深创投也做得风生水起，阚治东“金融大全”式的经历使得他天然具备做创投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当年的证券业开创者们在用野路子开辟一片天地的同时，亦交恶很多同行，而阚至今仍在金融圈子里“朋友遍天下”。“他是那一代中不多的，仍能用自己的名字做一番事业的人。”刘龙九说。

　　2005年初，阚治东决定进入创投业，10几个老朋友一起开了一个筹备会，但在会上却因投资方向和运营方式而吵得一塌糊涂。最后，尉文渊对阚说，干脆我们自己干，你要多少钱我来投。二人拟定成立东方现代创业投资管理公司，以其为主体成立并管理多个创业投资基金。阚治东代表管理层持股30%左右。

　　心得

　　阚治东的投资生涯可以追溯到1987年，阚在工商银行任职时在他管辖的静安营业部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柜台交易平台，实际上就是一种非正式的“创业板”。不过，阚治东在证券业的辉煌已是15年前，阚坦言，他很清楚，即使在股东内部，对“阚治东”这一名字大家也是将信将疑。他仍需重新证明自己。

　　2004年，阚治东的一位朋友来中国考察项目。这位美国工程院院士、新能源专家所描绘的美国新能源的发展趋势让他相信，中国也会走同样的路。此后1年的时间，阚治东都在考察新能源项目，尤其是风能。2005年中，国家发改委下发1204号文件，规定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不满足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而当时外国风电设备率高达82%，其间空间不言而喻。

　　抓住大势所趋，这是阚治东的过去经历给他的教益。1987年他被公派日本学习证券知识，回国后正好迎来中国证券市场设立，成就了他最为辉煌的时期。此后，入主深创投是顺应当年箭已在弦的创业板。而南方证券败走麦城，却是一个教训惨重的反例。

　　对于风电产业，阚治东分析，既然有发改委主导的国产化率目标，一定会优先安排中国传统的几个装备工业基地来发展风机项目。而中国装备业的重镇大连在风机上还是空白，通过大连市发改委牵线，阚治东发现大连重工正在筹建风能项目。后者的产业链虽极为丰富，但却不愿为一个新项目投入过多资金，阚治东的到来恰逢其时。

　　同期考察的还有一个生物燃料乙醇项目。但在合伙人之间对两个项目争执不下。阚治东去这个乙醇工厂考察，作为外行的他也看出实际转化数据和后者提交的报告不符。这触碰了阚治东的底线。

　　“我不能容忍夸夸其谈的人。”阚治东告诉《环球企业家》。10年前在深创投时，顾雏军也曾向其推介过其制冷剂专利，希望找深创投投资。阚对顾雏军的草莽气质和明显夸大的言辞甚为怀疑，他派人去天津拍了顾雏军工厂的照片带回深圳，看着照片上破烂的几排厂房，阚拒绝了顾雏军。阚治东相信，顾最终落得锒铛入狱，皆因他一贯喜欢在红线边缘行事的夸大冒险风格。

　　燃料乙醇项目的团队给了阚治东相似感觉，整个团队都是文科背景，他不相信“文人能做专业事”。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大连项目买断了国际上兆瓦级风机的核心技术专利，几十人的技术团队和大连重工身后的装备制造业积累也使其有了基础保障。在他的坚持下，东方现代基金及其合作伙伴出资3500万元，获得35%的股份。

　　2008年，中国风能装机已超1000万千瓦，是2005年的10倍。定位于兆瓦级的华锐风电成为这一新兴市场的最大赢家，成立仅3年，就已超越金风科技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第一，阚的投资当年就收回成本。

　　虽然阚本人在华锐的股份不多，但用刘龙九的话来说，“他这一辈子的生活可以无忧了”。华锐风电项目的巨大成功，不仅挽救了阚治东窘迫的生活，也让他迅速赢得了合伙人和团队的绝对信任。

　　去年阚考察了一家化肥厂的草甘磷项目。在谈判过程中，这个项目的产品价格从3万元/吨翻了三番，对方许诺，投资3000万到年底就可以赚回1亿元。但考察过团队和厂房后，阚治东认为其运营非常不规范，投资可以，但前提是派驻财务总监和管理人员。不满阚治东的附加条件，对方连夜给深圳一家创投公司打电话，对方第二天就飞过来签了协议，第三天2000万资金即到账。该厂随后要求阚治东以2倍的价格投资，阚表示拒绝。最终，2000万资金被全部用来盖楼，并未用于生产运营。

　　“程序正确”、“合规”，对阚治东而言，无论是在募集资金还是在寻找项目上，“循规蹈矩”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底线，这也是来自其1990年代的教训和经验。

　　阚有着他这一代人特有的谨慎和务实。在深创投时，阚用10几亿资本金投了30多个项目，最多的不过投三五千万，避免一个项目的失败而影响全局。现在，他遵循了同样的原则。除了投资华锐风电外，2005年阚还投资了一家拥有新型电焊技术的公司，在石家庄投资了一个房地产企业，前者的资金基本已打水漂，后者因土地纠纷而搁浅。所幸，这两个项目的资金都不多。

　　这两个失败的项目，让阚治东更青睐“差一步”的项目。以华锐为例，有技术、团队和制造经验，就差资金启动。而其后来投资的石焦集团、顺风光电、新生源医药均符合这一阚式标准。

　　不过，在2006年3月，华锐风电最后一笔资金到位的最后期限，阚治东却遭遇其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场磨难。3月2日，阚治东受南方证券牵连被深圳警方在上海逮捕。“所有人都懵了，阚治东是旗帜，他倒了，也就没有所谓的投资了。”刘龙九向《环球企业家》回忆。

　　21天后，阚治东得以取保候审，他在3月末的一周内将最后一笔资金转到华锐风电账户上。为了取消这件事对大连项目的负面影响，阚被迫辞去了董事职务。不久，深圳检方以涉嫌操纵股票价格罪对其起诉。彼时，没有人知道阚治东能否在这次诉讼中安全脱身，内部股东也开始惶惶不安，一位外籍出资人坚决要求撤资，阚治东同意了。有人劝他做有罪缓刑辩护，以便赢得法院支持。但阚治东却坚持做“无罪”辩护，“如果没有清白之身，我以后没法干。”阚深知，在投资界，声誉和真金白银一样重要。

　　阚治东的谨慎挽救了他。入主南方证券后，他召开的每一次管理层会议都有详尽记录，并在会后第一时间抄送公司董事会和深圳市政府，这让他在南方证券的每一个决策都有据可查。2007年4月，深圳检方宣布撤诉，阚治东终获无罪。与1年前的据理力争不同，阚治东有意封锁了这一消息半年之久。“我怕高调带来反复。”他说。

　　2007年9月，借上海奥锐万嘉基金成立，阚治东高调亮相。阚随后成立了东方汇富代替东方现代的管理职能，他计划仿照其在深创投的全国布局，建立系列投资基金，形成规模优势。不过，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于，他必须能够吸引足够多的投资者加入。资金，是他在深创投和申银时代不曾担忧过的，但现在却是他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布道

　　华锐风电的巨大成功激发了阚的主要合伙人尉文渊的投资热情，眼见风能产业发展如此迅猛，2008年，尉在昆山投资1亿多元成立一家叶片厂。阚治东在他的老朋友身上看到了民营企业家难以抑制的投资冲动—中国广阔腹地里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度过了成长阶段，他们手中握有大量的流动性资金。那些财大气粗的外资创投热衷于从海外轻易募得数亿美金，而对分散在民营企业家手中的千万级资金不屑一顾。阚治东相信，这是一块前景广阔的处女地。

　　但阚治东与这一新兴投资群体的差异显而易见。阚治东至今仍不太适应与民营老板们隔着桌子讨价还价。“阚更像一个大厨，你把料备好了，他保证给你端上一盘好菜。但冲锋陷阵并不是他的强项。”刘龙九评价说。不过，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而言，阚治东是旗帜，但也是这家民营创投公司能派出的最好的“业务员”。

　　在1年半前那个石家庄的寒冷深夜，阚和当地的民营企业家讨论3个小时后，结论却颇令人沮丧：通过一对一的谈判再决定是否入股。会后，阚治东和情绪低落的同事在一个饭馆喝酒至凌晨1点，他频频举杯，以自己当年在黑河插队时的艰难时光来宽慰大家。“没有问题的地方说明市场已经没有空间了。如果事情这么好做，哪轮到我们来做？”阚说。

　　接下来，彭震花了一个月时间逐一拜访了这些民营企业家。起初，彭震发现，在工作时间的拜访收效甚微，他转而进入了一轮极其琐碎而持久的“饭桌”谈判。老板们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是常识性问题，在互联网上即可查到—只有在饭桌上，酒过几巡后才会谈到。通常，彭震收集完问题就回去准备，第二天接着喝酒、收集问题，直到所有问题全部给予答复。3个月后，曾经滴酒不沾的彭震已经能对付二三两白酒了。

　　阚治东无意间充当了创投教育者的角色，他尽量保持耐心。但他也意识到，让所有股东的想法一致，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否定了此前试图吸引七八家股东的打算，最终，成立于2008年3月的河北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只吸收了4家民营企业为投资方。当年4月，徽商基金成立；8月，东方首华温州基金宣布成立。

　　一年来，阚治东在上海之外的深圳、合肥、石家庄分别设立了办公室，频繁的异地奔波让他找回了过去的感觉。下一步，东方汇富也将在北京设立办公室，北京是华锐风电的总部，同时也便于阚管理天津和东北的项目。

　　阚再次历经波折。今年8月17日，阚治东急赴石家庄，原因是，一家股东因资金流动性不足，而要求撤资。几乎同时，徽商基金的运作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而温州基金的资金始终没有到位，尚处于搁浅状态。

　　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成立时民营资本对创投的不成熟理解亦影响到了实际运营。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批民营企业成长于夹缝之中，艰辛奋斗积攒的财富让他们在自己的行业内拥有绝对的自信。这种自信和判断力让其常常试图干涉管理者筛选项目的决策，且乐于直接推荐各种项目；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财富，太过看重后果的患得患失；他们习惯了做实业在一两年内快速见到收益，无法忍受风投一般长达5至7年的回报期；股东之间亦矛盾重重。

　　面对这一切，阚治东不禁想起国有体系的好处：虽然决策慢、程序复杂，但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会坚持。华锐风电就是极好的例子。虽然华锐风电董事长一再揶揄阚治东说，当初怎么让你投进来了。但即使在阚治东遭遇牢狱之灾的信任危机时，对方也未逼迫阚治东退出。

　　阚承认，他高估了民营企业在创投方面的成熟度。“缺乏耐心，很多入股资金都是来自贷款，而非他们所说的自有资金。”他说，“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撤退。”

　　除了股东层面的烦恼，在寻找优质项目时，阚式基金仍要面临来自外资风投的强势竞争。“好项目永远是稀缺资源，你没有名气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别人凭什么让你投资？”河北创投高级投资经理孟国营说。孟承认，他们去产业园区找项目时，曾多次吃到闭门羹。

　　阚治东很快与合伙人达成一致，在挖掘民营投资者方面要放缓速度。

　　好消息是，河北创投经过一年多的运作，已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一位河北商务厅的领导主动约见阚治东“吃饭”。饭桌上，这位官员透露，河北省将重点发展产业园区经济，双方达成一致，以现有的河北创投为主体，政府投入引导资金将其发展成立足河北高新产业园区的基金。政府资金的介入，让阚有可能避免陷入民营资本撤资的窘境。

　　在安徽，阚也吸引了当地最大的金融企业国元集团的注意。今年9月，双方达成意向，成立一支3亿元人民币的高新园区基金，由当地政府投入约1亿元作为产业引导基金，整个基金将植根安徽的高新产业园区。“安徽的所有高新技术企业，将优先留给我们来投资。”阚治东说，“绝不会再有半路撤资的事。”

　　看起来，阚治东这位证券业的老兵已经开始适应他的创投新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像是在向分散而守旧的民间资本进行一场新式的投资布道。“导致今天创投业火爆的，是财富效应。这是一种盲目的动机。创投有成功案例，失败案例更多。我也告诫好多资本，不要盲目进来。”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