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行的幽灵

　　希腊政府债台高筑的信息早在十年前对高盛就不是新闻了。

　　高盛并不是唯一一家提供旨在降低赤字衍生工具的投资银行，最近因为欧元危机而暴露的还有瑞士信贷和希腊、摩根大通和意大利、德意志银行和葡萄牙……

　　几乎每一次危机的背后和每一个有利可图的角落，都有国际投行的影子。

　　“让投行帮助做衍生品交易，就如同和对方打麻将还想要对方替你出牌。”康奈尔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黄明说，在他看来，不仅是衍生品交易，在其他多项业务中，投行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不变。

　　他们无处不在

　　从冰岛、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到爱尔兰，如同多米诺骨牌，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蔓延。欧元空头头寸规模自2月初以来仍在不断创造新高。美国失业率依然高企。

　　世界并未完全从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而高盛们早已在紊乱的金融市场中开始盈利。2009年高盛年摊薄后每普通股盈利22.13美元，比2008年增长了495%。在2009年共计263个交易日中，高盛有131个交易日的交易盈利超过1亿美元，仅有19天发生了交易亏损，并且日亏损额从未超过1亿美元。

　　和欧元区危机一起暴露的还有，高盛等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在希腊债务危机中负有重要责任，他们与希腊政府在2001年前后做了一笔货币掉期交易。高盛利用自己的金融技术，帮助雅典掩盖它糟糕的金融情况，帮助降低了希腊的预算赤字从而使其获得资格加入欧元区，并获利3亿美元。

　　像2008年的AIG一样，希腊政府输给了华尔街。有意思的是，那一次还有一家国际知名投行的 “玩火自焚”。和华尔街的其他投行一样，雷曼制造了那次危机，不同的是，流动性危机、交易对手的退出、融资成本的上升、经纪客户的挤兑、政府的袖手旁观使它未能幸免。

　　但大多数铤而走险的投行，则在每一次危机过后都能幸存了下来甚至活得更好，或打了擦边球躲过监管、或用客户的酬劳、或用纳税人的钱。

　　可以说，投行对世界经济政治的渗透由来已久。

　　笼罩在大萧条时期的 “投行的幽灵”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迅猛增长的“投资信托”，就是把借给他们的钱拿去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有些信托的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有些投资范围则非常宽泛。

　　狄克逊·韦克特在其著作《大萧条时代》中记载：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者全部的积蓄都交给了投资信托，最后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本金，高盛、摩根财团和雷曼兄弟都有相应的信托投资公司，它们很显然进行了疯狂的杠杆投资行为。

　　60多年以后，正是投行们一再降低互联网企业的IPO门槛，把互联网泡沫转化为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仅纳斯达克就损失了5万亿美元的市值。《滚石》杂志记者玛特·泰比撰文称被尊为“网络股IPO之王”的高盛，1997年操作了24家公司上市，其中的三分之一在IPO时还在亏损；1999年，高盛操作了47家IPO；2000年的前四个月，他们又把18家公司操作上市，其中有14家亏损。

　　后来把世界闹得鸡犬不宁的 “房地产证券化”的理论基础也来自投行。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所罗门兄弟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的一篇研究奶粉和婴儿潮的研究报告，称婴儿潮将带来至少1500亿美元住房贷款的需求，“贷款证券化”的金融创新时代就这样来临了。

　　华尔街投行们将那些可预见的、不那么可预见的，明确的、不那么明确的现金流折算成为当前价值，这些未来世界里花花绿绿的片子，就成了投资者们趋之若鹜的大饼，大家“击鼓传花”、“层层分割”和“信用缓冲”，很多“信用不及格”的抵押贷款，被塑造成了一个又一个75%以上AAA信用评级的佳作。

　　最后成了次贷危机，从2000年以来在结构性产品的各项排名中从未出过第三名的雷曼，走得最远，直至2008年9月自食其果。

　　每一次泡沫破裂，总会看到投行的幽灵闪现，他们在执着地最大限度地追逐着自己的利润，不幸如雷曼者依然是少数和例外，而幸运如高盛者总能找到冤大头，再次卷土重来。

　　那些有利可图的角落

　　2001年，以高盛为首的华尔街投行为希腊政府安排了一系列汇率掉期交易，使得希腊政府隐瞒了占其GDP1.6%的债务。

　　在2001年与希腊有关的交易中，高盛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实际上给希腊融资10亿欧元。但这笔钱却不会出现在希腊当时的公共负债率的统计数据里。与此同时，高盛又向一家德国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来分散风险，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

　　这与高盛在金融危机时所作所为遭遇的指责相似度极高，“高盛认购了大量用房产做抵押的证券，在发售说明书上盖好自己的认可章，再将其售予退休基金和其他投资者，之后直接通过信贷违约互换（CDS），迅速将其大量卖空。”专栏作家BenStein说。

　　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说信用违约掉期是一项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全球范围分散了美国的信用风险，并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抗风险韧性。

　　投资大师巴菲特却说：“除非衍生产品合同是有抵押或者保证的，否则它们最终的价值将取决于交易对手的信誉……衍生品合同的范围就是人的（或许是狂人的）想象力的极限……用来投机的信用违约掉期是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索罗斯显然更同意巴菲特的观点，他说：“信用违约掉期里隐含的和对对方是否会履行义务的不确定性，就像悬在市场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这柄剑一定会掉下来。”

　　这几乎是所有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特性。

　　“场外衍生交易是一个信息极度不透明、不对称的领域，外界难知内中乾坤，常常陷入对损失企业众口一词的指责，或者对国际投行义愤填膺的道德批判。”北京大学法学院金融法教授刘燕称。

　　黄明认为，在衍生品交易这一最新兴的投行业务中，“客户最多可信投行10%”。

　　不用说衍生品了，就是传统的投融资中介的业务中，投资银行也常常面临着利益冲突。早在1920年代的美国股市，鲜有发行后不溢价的股票。而拥有金字招牌的摩根财团的承销更是股价飞涨的保证，其实这些按一级市场价格卖给关系户的股票就是直截了当的馈赠。互联网泡沫开端时期，由摩根斯坦利承销的网景公司，IPO价格仅28美元，但上市第一天就冲到了70多美元，最后收盘在50几美元。

　　“那时候原始股给谁，谁就赚啊，拿到原始股的投资者通常以经纪费的形式返还给投行。有时候经纪费就高得离谱。”一位前美林员工称还曾经有过每交易一股就需要几美元经纪费的时候。

　　不过，上市业务依然被认为有效解决了投融资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黄明认为投行会尽力通过自己的信息、知识和信誉，从而保障了投资方不会蒙受亏损。

　　并购业务中投行意见的可信度则被认为是在上市业务和衍生品业务之间，一位外资投行中国区员工说“因为收购成功才收费，所以基本导向是希望促成交易”。

　　“去年金融危机之后，中投的投资动作特别多，这其中就有很多项目来自这些国际大投行的推荐，几乎中投的大多投资项目都有投行们的身影。中投每天都被国际投行‘营销’，这些国际投行也用中国传统的公关手段。”一位接近中投的人士表示。

　　2009年，全球股市平均涨幅为50%，有媒体报道，中投公司2009年的收益在10%左右。

　　“如果买指数都能挣50%，那既有选股不对，也有时机不佳，是所有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而这恰恰是投行推荐的结果。”上述人士称。

　　黄明则表示：“中国的企业和机构都应该正视国际投行，不要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专家顾问，而是应该把他们清醒地当作追逐利益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