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昌通缉门”事件突然就变得很火，连我仅仅订阅了老家一份当地日报的老爹都会问我，“你有没有听说有个记者因为写了报道被通缉了？”他的关心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我，担心这个同样做记者的儿子，会不会有一天碰到同样的遭遇。
让人宽心的是丽水公安局。很快就把下
属的这个县公安局的决定“反”了过来，而且彬彬有礼地接待着不期而至的媒体。
在我老爹问我时，正好我的一位前同事来了电话，他正在丽水面对着很有礼貌的接待。“发一份采访提纲吧”，他照做了，一切都井井有条，甚至沟通中还能得到个别细节，比如两位丽水公安局的副局长已经到遂昌调查去了。再要更多，对不起，暂时没有。
他一到遂昌，当地县委已经有人过来了。显然，县市之间的信息畅通使得环环相扣。照样没什么不是彬彬有礼的，甚至
凯恩股份的实际控制人王白浪已经准备好接受采访了。
每一位造访者都会从凯恩股份收到一份《凯恩遭受商业毁誉有关情况的说明》。文中称，正当凯恩股份“蒸蒸日上，并谋求更大发展的时候”，开始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针对凯恩展开的全方位攻击，其手段就是从各个层面对凯恩进行恶意诬告和诽谤。
“从2008年开始，凯恩相继接受了监管部门、银监会、纪检委、国税局、地税局等众多部门的审查，审查的起因都是这些部门接到匿名举报，审查结论均为不实诬告。”王白浪说，“看到举报没有用，有人开始在网上发帖子。”
“我们仅是受让方。”王白浪说，“这次转制是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导下进行的，具体由国资部门进行，他们才是"甲方"，也就是转让方。操作过程也是严格按照政府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转让绝对符合要求，最后也经过了浙江省财政厅的审批。”
“至于仇子明的文章，是他自己理解有误。”王白浪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还是确实理解错了。”
王白浪带着含冤的口吻——明明我只是买方，交易的进行都按照卖方的规定，事后指摘我有问题，这算什么名堂？
没有几个人会认为仇子明的遭遇是理所当然的。写几篇文章，而后就遭通缉，这又算什么呢？
这么说来，似乎只剩下遂昌公安局孤单地站在中央，板子落它身上吗？
在我印象中，以前遂昌公安局也就曾经有一次因为系统内许多人参与的集资打了水漂曾经出现在餐桌上。
但昨天与几位老同学聚餐，餐桌上有人无意之间又提起了遂昌。我一位也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同学刚刚抨击完另外一位同学对信访的态度（后者的工作范围部分与信访有点关联，断言说上访户中只有两成是真受冤枉），但谈到自己遂昌的同行，他刚刚严厉的口气突然就和缓了。
“不可能是当地的公安局自己想做这个决定。我听说遂昌没什么上市公司，凯恩好像是当地唯一的一家。最有可能的就是当地的县委说保护当地经济，要公安局干的。你说乌纱帽在别人手里，叫你干，怎么可能不听？”他接着说，“以前我们那边有个XXX酒店开业，不大的一家酒店，开业时上面很大的一个领导过来，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叫他过来吃饭。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你搞不清楚背后都站着谁”，他的结论是“公安难干”。让他去仲裁，板子想来也不会狠狠地往遂昌公安局招呼。
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随着多方当事人的卷入以及许多相关商业事件的披露，以及许多媒体本能地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凯恩及其相关的故事就像其他复杂事件一样，正在演化成“罗生门”。
毋庸讳言，视角的差异化背后是媒体竞争。但竞争着的媒体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许多人成为媒体报道中的当事人有时就对媒体不厌其烦时，媒体本身究竟价值何在？这个问题在媒体竞争形成越来越本能的差异化视角时尤其重要。
我以为，潜藏着因而时常被遗忘的媒体价值是对抗社会系统风险，作为支撑并依附在其后的是对真相的挖掘。这是媒体作为独立第三方所独有的。
眼前的这一事件，无论热点如何演化，真正关乎系统风险的最重要一条，依旧是公安系统这一公器的使用。
过去，我们不难发现公安被作为强有力的利器使用，甚至频繁地用在商业利益的分割之中。比如：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在某一个项目上的争执，最终企业的头目被公安控制，争执戛然而止；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契约纠纷，一方出动了本地的公安人员远赴对方企业，将对方老总用警车拉走，纠纷“简单”而迅速地了解；一个地产企业的两个合作伙伴，在地产快速增值时关系越来越僵，一方通过老家的公安局将过去的兄弟通缉了，后者只能东躲西藏。 即使不是简单粗暴的使用，这个强有力的公器依旧可以让你煎熬。比如某人发表对某公司的不利看法，不久后者所在地的公安上门造访，将之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做笔录。设想一下，你是当事人要多久恢复平静？
所以，在眼前的这一事件中，还有比公安系统这一公器是如何在被使用的更重要的疑问吗？即使遂昌公安局在这一事件中充满着无奈，依旧没有减少被“解剖”的价值。
甚至对于那些今天能够便利使用的人来说，这一问题同样重要，毕竟你无法防止，有一天他人通过同样的路径解决你。 (来源：柯志雄)
(责任编辑：刘玉洲)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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