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三高”发行的主因在于不合理的询价制度,“破发”频频说明现行的询价制度已经失效。从稳定市场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来尽快抑制“破发”潮,而不能单纯指望市场的自我完善及投行的自律。
近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负责人换帅。市场各方希望这成为新股发行体制第二阶段改革的契机,从而抑制愈演愈烈的新股“破发”潮。
2009年6月新股发行重启,新股发行体制改革随之展开。较之此前,监管部门取消了窗口指导,新股发行定价大幅攀高。2008年新股发行的平均市盈率为26.7倍,2009年升至51倍左右。从2010年来看,上半年中小板平均发行市盈率为51.6倍,下半年平均发行市盈率增至59.4倍。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实施后的定价走高,是市场可以预期到的。然而,当前遭遇的“破发”潮并不正常。截至1月25日,今年以来新股跌破发行价的概率超过七成。其中,18日上市的5只新股首日全部“破发”,25日上市的5只新股有4只首日“破发”。
新股深陷严重的“破发”泥潭,不能简单视作市场化的结果。有一种观点认为,“破发”虽短期影响了市场情绪,但长期来看是市场化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显示出市场约束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从最新公布申购结果的东富龙来看,发行量只有2000万股,但中签率高达7.16%,创出创业板开板以来中签率最高记录。东富龙发行市盈率高达96.63倍,中签率的大幅提高,表明部分投资者开始远离高价发行的新股。
然而,指望投资者在风险中得到教训,并不足以治理新股“破发”潮。“破发”率高得惊人,给整个证券市场带来负面影响。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超预期,A股却位居全球倒数第三,成为全球新兴市场中极少数下跌的市场之一。A股走势背离于宏观经济、全球股市,与居高不下的IPO融资量及来势汹汹的“破发”潮有很大关系。从机构的最新预测来看,2011年的新股融资总额或将超过4000亿元,只比2010年4783亿元的IPO融资总额小幅回落。面对沉重的IPO发行任务,若不及时治理“破发”潮,带给二级市场的或是一场灾难。一级市场风险过度转移到二级市场,股指“跌跌不休”,最终导致新股暂停发行的可能不是没有。
新股“三高”发行的主因在于不合理的询价制度,“破发”频频说明现行的询价制度已经失效。从稳定市场及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来尽快抑制“破发”潮,而不能单纯指望市场的自我完善及投行的自律。
新股发行改革看似难题一大堆,按照监管部门提出的设想,需要通过很多创新及变革来实现。例如,给予券商充分的自由配售权,让券商在承销发行人股票时,自主选择向哪家机构配售及配售数额和价格。一旦新股上市后的表现糟糕,券商将承受来自客户的压力与责难。可问题在于,这种设想一是需要行业完全竞争及相关制度配合作为前提,二是效果的产生较为缓慢。在中小投资者看来,完善新股发行定价机制可以“长短结合”。长期而言,多借鉴国外成熟的做法;短期则先下猛药,斩断高价发行背后的利益链条。
深交所公布的统计显示,2010年A股首发上市的347家公司,合计为59家券商贡献167.12亿元的收入,是2008年和2009年承销收入总和的2.36倍。同时,券商获得的承销费率不断提高,2008年和2009年的平均费率分别为2.21%、2.55%,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平均费率高达5.24%和4.66%。在高价发行和超募发行中赚得盆满钵满的投行,与一心想着圈钱的发行人结成利益同盟,岂会顾及申购者的盈亏?显然,现行制度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把投行的责任与利益“捆绑”。
对于投行的直接约束是实行红黄牌制度,将不能到位尽责的机构逐出市场。假如较发行价偏高一定的比例,每次给予一定的黄牌警告,连续三次以上红牌罚出场,暂停一年参与询价。这种简单的做法看似“粗暴”,但有望产生明显的效果。“破发”是用一种残酷的手段教育投资者,那么,为何不能用另一种残酷的手段教育投行?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曾指出,“询价机构整体报价偏高,或是部分询价机构不能到位尽责,存在抬高报价水平的倾向。”既然新股发行“三高”问题的症结如此清楚,针对性的采取非常手段,应该是抑制“破发”潮亟待实施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