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财经》
作者：李斌
文/本刊记者 李斌
规模经济的银行发展模式，使城商行扩张的脚步越来越快。然而，一味地扩张规模，对于城商行来说，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提起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近几年，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的悄然兴起，不得
遍地开花的城商行是由原来的城信社转制而来，从城信社到城商行的转变，不仅解决了城信社积累多年的问题，初步建立了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同时也化解了金融风险，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金融组织体系。
城商行成立后，其业务定位是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为地方经济搭桥铺路。可是，由于我国银行业仍以存贷款业务为主，规模经济的发展模式促使城商行扩张的脚步不断加快。
2006年以来，诸多城商行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更名、跨区扩张、上市。2009年4月，监管机构调整了城商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的门槛，使城商行的规模扩张一再提速。
据统计，2010年全年有62家城商行跨区设立103家异地分支机构，扩张速度远超2009年。到目前为止，有些跨区经营的城商行已经俨然是一家全国性质的商业银行。
然而，城商行在快速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埋下了风险隐患，齐鲁银行的伪造金融票据案就是前车之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对城商行“总想跨区域扩张”提出了批评。王岐山以北京银行为例提出，“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你们跑了，北京谁来管？”
近日，各地银监局已暂停审批城市商业银行跨区设立分支机构的工作，监管机构或重新制定准入门槛。这意味着，城商行近几年风行一时的跨区大扩张将暂缓。
城商行为什么急于快速扩张？城商行的扩张是否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监管机构是否要对城商行作出明确的定位？就这些问题，《新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
规模效益驱动扩张
《新财经》：近几年，城商行从当地向全国各地扩张的趋势十分明显，无论哪里都能看到地方城商行的影子。城商行作为地方性银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去其他地方发展？
曾 刚：一段时间以来，城商行的发展速度应该是国内所有商业银行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群体。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发展速度开始放慢，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都到了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商行此时正处于高速发展期，加上有一些城商行已经实现了上市，扩张的动力和愿望比较强烈。
城商行的扩张与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有直接关系。传统的银行业务是以存贷款为主，国内银行中收益率高的业务，主要还是来源于存贷款利差。在这种情况下，存贷款的规模越大，收益就越好。国内银行业的这种传统经营模式，决定了几乎所有的银行都会去追求规模发展。大型银行由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已经没有了扩张的冲动；而中等银行或规模偏小的银行，发展和扩张的动力非常大。
现在，很多城商行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模式或发展愿望，先把规模做大，等达到上市规模后，再把资本做大，在这个基础上，城商行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这就是城商行目前的一个发展模式，现在，排队上市的城商行非常多。
《新财经》：作为监管机构，银监会对于城商行扩张有没有限制？在审批过程中，银监会对于城商行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曾 刚：近年来，由于监管层给了城商行一些放开的政策，特别是允许城商行跨区经营政策，部分城商行都在跨区设立分行、分支机构，给城商行的扩张创造了一些机会。
从监管部门来讲，对城商行异地扩张也有限制，银监会允许那些经营效益不错的银行进行跨境扩张。目前，银监会采取的是分类监管的方法，把各个银行分成几个等级，评级的标准包括风险管理能力、银行的经营水平等，评级在一定程度以上的，才可以进行跨区发展。
但就城商行自身来讲，每家都有扩张的想法，都觉得有扩张的必要。像北京银行是在所有城商行中经营最好的，规模最大的，以北京银行现在的经营状况，进行跨区域发展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扩张的过程中如何真正保持自己的比较优势很重要，不能盲目扩张。
新半径，新风险
《新财经》：目前，全国性的大银行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城商行在全国地区扩张的过程中，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曾 刚：城商行以前是地方性金融机构，按照监管层的要求，其经营区域只能在当地范围内，比如，北京银行只能在北京地区经营，其他地方的城商行只能在地级市范围内经营。而城商行跨地区经营后，也凸显了城商行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是，城商行集中在一个地方经营可能会精耕细作，当地的客户资源也比较好，银行与客户的贴近度也会比较高。劣势是，地方金融机构对其他地区的环境未必熟悉，跨区经营后难度更大。
当一家城商行所有的经营机构都集中在一个地域的时候，它的管理半径是比较短的。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发展程度差异很大，从某种角度来说，未必比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要小。跨出这个地区后，如何适应当地的环境，的确是城商行在扩张中要考虑的问题。此外，跨地域管理对城商行来说要求会更高。也就是说，城商行跨地域经营既存在经营的难度，又存在风险控制的难度。[NextPage]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一些城商行在快速发展、做大规模和上市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像去年年底出现的齐鲁银行伪造金融票据案件，也给大家提了个醒，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这就是在扩张过程中出现的不匹配问题。
《新财经》：从城商行这几年的发展来看，大多是模仿大型银行或股份制银行的运营和发展模式，盲目投资开展很多业务和进入全国市场，这样的发展模式，对于城商行来说有什么弊端？
曾 刚：从城商行的定位来看，它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做一家大银行，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大银行了，城商行做得再大，也赶不上工商银行的规模，差距非常悬殊。比如，北京银行的规模在城商行中已经算最大的，现在的规模也就6000亿元，北京银行再扩张，也不可能达到工商银行的水平。
像北京银行这样的城商行的优势不在于做一家大银行，它的优势就在于为北京地区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精耕细作的特点才是城商行或其他地方金融机构的优势所在。
城商行一味地扩张，有可能忘记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基础，或者淡化了比较优势，用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竞争。初期的时候，城商行可能还看不到自己的缺陷在什么地方，但是，时间长了，这种劣势就会很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城商行在上市或跨区域发展之后，比在上市前或者跨区域发展之前，实际的盈利水平却在下降。这就是城商行单纯追求规模效益，没有做经济效益方面的考量造成的结果。
城商行定位谁决定
《新财经》：据我们了解，现在很多地方性的城商行，都有地方政府的注资和参股，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银监会的监管？
曾 刚：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地方政府给银行注资的情况的确存在，但不是所有城商行都有政府注资。很多地方政府注资或参与城商行的组建是被动的，因为城商行在改制前有一些坏账要清理，银监会没有权力直接担保。所以，地方政府参与后，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
政府参与的银行不只是城商行，原来，国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存在很多问题，2003年以后，在政府的帮助下，银行的包袱逐渐减轻。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做是政府控制了银行，因为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当然，地方政府对于一些大银行也包括城商行还是有影响的，包括经营管理、业务发展方向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城商行，它毕竟是一个地区银行，肯定要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这样，当地政府可能会给这些城商行提供很多业务机会。
但是，中国银监会成立后，从法律上规定了银监会是商业银行唯一的业务监管机构。所以，在业务上，商业银行还要受银监会的制约，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其影响程度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新财经》：我们知道，在美国80%以上都是中小银行、私人银行，这些小银行都有自己很明确的定位。而中国的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大企业服务。作为城商行，监管部门能不能给它们一个明确的定位，比如只为中小企业服务？
曾 刚：银行的定位是由自己决定的，不是政府给定的，一些银行如果有能力做大，监管部门也不能阻止它做大。美国很多大银行当年也是很小的银行，一些银行从原来一个很小的地方银行，发展成今天美国最大的银行。银行的定位是由自己决定的，如果你只想做中小银行业务，那就定位为中小银行；如果想发展成一家大银行，就往大银行方向努力，能不能做成是自己的能力和市场的问题，不应该由监管部门来决定。
在美国的银行体系中，从数量上来看，中小银行占据了主要部分。如果我们把北京银行也划到大银行行列中，比如，把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的银行都划分到大银行之列，中国的中小银行占比也在80%以上。目前，国内有3000多家法人金融机构，大银行没有多少家。
从银监会的角度来讲，应该作一个引导，但不是规定。就像沃尔玛这样的连锁超市，也是从很小的街边便利店发展起来的，不能因为它原来是一个便利店，就不能发展它的规模。所以，对于银行来说，监管层的引导是很有必要的，但不必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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